第一章 传略

一 生平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世居大梁(今河南开封)。幼时因父亲卒于涪州任上,而家贫无力归里,遂与弟张戬侨居凤翔县横渠镇。因久居横渠镇讲学,世人尊其为横渠先生。

从幼年起,张载就有卓尔不群的志气。少年时无所不学,尤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书谒见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张载谒见范仲淹时的年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吕大临《行状》作“年十八”,而《宋史·张载传》作“年二十一”。按范仲淹升任陕西都转运史是在康定元年四月。张载谒见的时间当不会早于此时。故《宋史》“年二十一”的记载应该是准确的。今《张载集·文集佚存》中载有《庆州大顺城记》一文,详细记载了范仲淹筑大顺城的事迹。从行文的格式和语气上看,这篇文章很像是幕客的文字。范仲淹筑城是在庆历二年三月,而赐名“大顺”则是当年五月的事情。此时张载已经二十三岁。由此可知,张载在初次谒见之后,仍与范仲淹有一定的交往。或者甚至曾有短时间游于范仲淹幕府的经历。蔡仁厚教授的《宋明理学》和陈俊民教授的《张载哲学与关学学派》在这一点上,都沿承了《行状》的错误。范仲淹以儒者之名教相责,劝其读《中庸》。这一经历,对于张载的自我理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后,张载在为学上经历了“访诸释老”、“反而求之《六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张载已经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为学大旨。《程氏外书》记有尹焞这样一段话:“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二程集》,页436—437。由此可以看出,张载在见到二程以前,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根柢。当然,嘉祐元年与程氏兄弟的相见,对于张载思想的成熟还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关于横渠之学是否“源出于程氏”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曾有详细的讨论,参见《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一文,《张载集》,页13。程颐曾经说:“表叔平生议论,谓与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二程集》卷三十六)。后来程门高弟认为张载曾从学于二程,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张载思想成熟较晚,在与二程相见之前,还远未完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在一些较为重要的学理问题上,他也确曾向二程请教。比如程颢的名篇《定性书》,就是针对张载“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的问题所作的答复(《二程集》,页460)。

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登进士第。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在这一年里,张载、程颢、二苏、三曾同时及第。先后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等职。为政以“敦本善俗”为先。

熙宁二年(1069年),因御史中丞吕公著的举荐,张载得以奉召入对。宋神宗问治世之道,张载对以“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在政治理想上,这其实也正是王安石新法的目标。然而当王安石欲令其参与新政时,张载却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吕大临:《行状》,《张载集》,页382。这其实是在批评王安石不能取人之善,在变法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一味地“果于自用”《宋史·王安石传》,《宋史》,页10541。。在当时新政已开始颇受非议的气氛下,张载这样率直的态度,是很难为王安石接受的。因此,二人之间“所语多不合”的结果,并非完全出自立场和观点的不同。授崇文院校书,复命案狱浙东。熙宁三年(1070年)返朝。此时其弟张戬因反对新政,已被贬为司竹监。张载亦去职,回到横渠镇故居。

横渠镇偏远僻陋,张载在那里的生活是相当寒素的。《行状》曰:“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这里,“人不堪其忧”云云,虽然有修辞的成分,但应该也是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程颢在谈及古代田制中的“百亩”时,曾说:“古者百亩,今四十一亩余,若土地计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二程集》,页55)。也就是说,“数百亩”用以支撑一个有几十口人的家族,确实是“约而能足”的。漆侠认为:“据此而言,所谓‘数百亩’云云,至少是三百亩,确切地说,是三百亩以上。……熙宁变法以前,三百亩以上的土地占有者属于一等户(或上三等户、上户),亦即属于占地最多的大地主阶层。”(《宋学的发展和演变》,页411)对于占地数千亩之多的王安石,漆侠就认为应将其“出身”与其“获得俸禄之后购置的”土地区别开来(《王安石变法》,页332—333),前后对比,二者间评判标准的不一致何其显见!退居横渠镇的七年时间,是张载思想真正成熟的时期。据《行状》载:“(先生)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正蒙》一书,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熙宁九年(1076年),由于吕大防的推荐,张载再次奉诏入朝,授知太常礼院。因议礼不合,且有疾在身,遂辞官告归。途中病故。卒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