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保障文化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基础事项在于转变观念、实现新的制度安排（含道德文化的建设）与人力资源开发（含创意设计等）。

首先，转变观念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一方面，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由于惯性的驱动，人们习惯于用制造业的方式来管理和经营文化产业，而这种做法是落后的，甚至与文化产业的本质往往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生活习惯长期稳定的地区，也往往存在惯性思维，排斥和抵制新的文化创意方式和新的文化生活与文化消费形态，因而转变观念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其次，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良性文化的支持，需要具备保护知识产权的诚信和自觉。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抛弃急功近利的做法或者建立战略性激励机制是建立诚信体系和诚信文化的基础。当人们有面向未来的追求和重视品牌等无形资产积累的时候，就容易重视诚信。不过，诚信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它也是个法治问题。诚者为自律道德，信者可用他律来约束。只有完善法治，才能确保公民和机构负责人在公共领域，如经商、从事职业活动和进行道德决策时重视诚信。道德文化的建设不能停留在说教的层面，而是必须与法治建设同步。经济领域的道德制度化建设是重点。在国外，相对而言，效益好的企业比较重视顾客，也比较注重道德形象。但在中国，一些企业缺乏道德意识，生产的各种劣质甚至有害产品对顾客身心造成很大伤害。其结果是，人们本来希望更多消费，却因为担心产品安全问题而减少消费。此外，不道德行为也使产品出口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和产品质量监管，尤其对于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更加严厉的惩罚、促进反欺诈、提高经济领域的司法效率等，对于道德制度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文化产业经营管理领域的企业应当更加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更加注重未成年人保护。企业应当重视包括反性别歧视、最低工资标准、禁止使用童工、工作环境安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以及环境保护等基本社会责任。从企业的社会责任来说，某些行业，如金融投资领域更需要道德关怀。例如，美国金融危机的背后是一种贪婪和社会责任的混战，当贪婪战胜了社会责任操守，就出现了风险无法控制的灾难性结果。此外，决策者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是企业道德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按照儒家的管理哲学，职位越高的人道德修养水平要越高，否则将会带来灾难。所谓的高管不应当只是高职位、高薪酬的代名词，而必须是注重道德决策的主要负责人。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文化产业领域，尤其应当注重产品的质量标准，即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符合社会核心价值的标准。

此外，还应当通过道德支持来合理处理解决贫富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解决贫富差距扩大化，就需要提升平等道德意识和慈善救济意识。从分配方式的改革来看，要增加对各类金融资产的税赋比重，从而稳步提高支付给人力资源的报酬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只有加强反腐败，提高遗产税比例和固定资产税赋比重，约束垄断企业的员工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公务员和竞争性企业员工工资收入水平，提高各类社会保障水平，才能持续改变贫富差距状况，进而促进整体消费水平和经济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是促进经济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经济领域的不道德行为、各种道德风险或者道德责任转嫁，对消费者产生很大的伤害，也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信心。我们所说的道德风险是对于不道德行为进行救助所带来的可能鼓励不负责任行为的潜在风险。在金融领域，对投资失败企业的救助就可能促使一些企业产生依赖心理，从而对其应当履行的责任产生松懈意识。此外，许多企业通过污染环境或者欠债逃逸等方式转嫁责任，也需要加强监管。因此，国家应当通过加强反欺诈来保护消费者，提高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各种不道德做法的赔偿标准，也包括对恶意行为实施惩罚性国家索赔。由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应当作为第三方社会组织，全面履行保护消费者的责任。

最后，应当建立新的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系统。新的人力资源体系建设是一个新兴文化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尽管我国一直在推动文化事业建设，包括积极实现转企改制的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但是原来文化事业的人力资源本来就比较薄弱，更难以作为发展新兴文化产业的有效智力支持。新的文化产业领域的相关专业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也是以专业型和研究型人才为主，缺乏既懂文化又懂市场的，具有综合素质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这将制约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必须以扩大人才增量和提高人才综合素质为突破口，建立新的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