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老舍在日本仙台的声音
老舍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找出已经珍存十五年的两盘磁带，放在录音机里，开始再次聆听这位六十七岁老人在日本朋友中谈话的声音。这声音，一口纯粹的北京话，是那么洪亮有力，和蔼可亲，那么诙谐幽默……，一边听，一边笔录，听着，听着，眼睛湿润了，默默无言，我们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这次讲话一年零四个月之后，伟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这位准备活到八十岁，九十岁，还要创作出更多更好文学作品的老人，却那样极为悲惨地离开了人间。
这声音，也就成了今天我们俩人听到的这位20世纪中国大作家的“绝唱”。
那是1984年3月下旬。我们趁在东京大学讲学放假的时候，应邀到仙台访问和旅游。东北大学等几个学校的教授、青年学者，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一个轻松愉快的学术座谈会上，我们谈了鲁迅，谈了老舍，谈了清代满族文学。他们知道，我们中间一个人是满族，又喜欢老舍的作品，就在交谈中，与我们讲起老舍1965年春天到仙台访问的事情。
拜谒了鲁迅碑，访寻了鲁迅读书时的旧迹，又到非常美丽的松岛游览之后，告别仙台，福岛大学教授长尾光之先生盛情地邀请我们俩，到他在福岛市的大学和家里去访问。
已经是晚上。在福岛的家里，他拿出一本书，给我们看。这是中国出版的老舍的剧本《全家福》。打开封面，看到了扉页上有“老舍”两个亲笔题字。长尾先生告诉我们说，1965年4月，老舍和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仙台的时候，他是东北大学文学部的研究生。那几天里，他一直陪着代表团，给老舍做一些保卫和服务的工作。一天，他拿着这本自己过去买的小书，请老舍给他签字。老舍先生很快地拿出钢笔，工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多年来这本书成了他的珍藏。他说，老舍是我最喜爱的中国作家，我虽然是研究中国语学的，但读了很多老舍的作品。就是在这一次随便交谈中，他说道，老舍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仙台举行的座谈会，他参加了，会议的主持人，就是他的老师、文学博士志村良智教授。（1983年夏天，孙玉石第一次访问仙台时，他生病手术刚出院，还在他的研究室会见过并交谈良久，没想到八个月后再来时，志村先生已经不幸去世了！）长尾先生记得，那个会上，是从头到尾作了录音的。我们都说，已经过去整整十九年了，如果能够把这份宝贵的录音带找到，那真是太好了。他当时就爽快地答应：“好，那我就去试试看吧。”
大约6月中，长尾光之先生在电话里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老舍讲话的录音带找到了！”我当然也很高兴。为此他费了很多周折。先是在东北大学文学部的研究室、图书资料室等各处搜寻，但都没有找到。那时负责录音的研究室助手三宝政美先生，现在已经到了富山大学任教。长尾的电话追寻到了遥远的日本西海岸。也没有结果。他再回到东北大学文学部，耐心地翻箱倒柜，一天，终于还是在文学部研究室里，找到了座谈会的全部录音带。那时还是大的旧的盘式的录音机，需要转录到现在的小的盒式带子上来。他说：“孙先生，等我转录好了，我就到东京去，请你帮助一起整理、翻译、校对这份录音。”
6月下旬，张菊玲回国了。长尾先生就住在我的东京大学附近弥生公寓的家里。我们两人日夜不停地，用汉语和日语，一句一句地记录，整理仙台座谈会上全部的发言。为了弄清一个字，一句话，有时要重放上好几遍。临走，长尾先生将两盘录好的磁带赠给我，留作纪念。回去不久，这份我们一起完成的老舍“肉体的声音”、中国作家代表团其他成员的讲话、日本朋友的致辞等座谈会全部录音材料的中文稿，同一材料长尾先生的日文翻译稿，还有他撰写的一篇介绍文章，一起在岛福大学的学报上发表出来了。
这年夏天，长尾先生特意来到北京。张菊玲、关纪新陪同他，来到老舍故居的小院拜访了胡絜青老人。那天舒济也在座。长尾先生讲述了老舍在仙台访问的情况，将两盘录音带和刊登这次座谈会老舍讲话的学报，赠给了胡老。他给这位老人带来了近二十年前老舍的声音！
仙台是日本东北部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日本的“三大风景”之一的松岛。一片清澈碧兰的开阔海面上，散落有几百个石灰岩的小岛，形状各异，姿态万千，岛上长有丛丛青松，绿树，海水中映着梦幻般的倒影，迎头吹来轻柔拂面的海风，站在船尾，有成百只水鸟逐人飞翔，旅客扔下或用手拿着一些购来的细小食品，一群嘎嘎鸣叫的洁白的海鸥，就会敏捷而准确地衔去或飞在空中，或在你手心上善意的饵料。松岛对面，有古老的寺庙，有倚海而望的亭榭，有琳琅的纪念品商店，有松林，有古碑，有宾馆和温泉……这些，与辽阔的大海浑然一体，宁静而幽雅，开阔而多姿。当年，大诗人松尾芭蕉自东京草笠芒鞋，徒步旅行，几乎走遍列岛，写了很多美丽的和歌与俳句。当走到松岛的时候，他却惊讶于它的美丽而“没词儿”了，只是感叹道：“松岛啊，松岛！……”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故事。
老舍先生游览了细雨潇潇中的松岛。他写了一首五言诗《松岛湾（诗人芭蕉游此未敢题诗）》:“一湾三百岛，岛岛锁春烟。碧浪连沧海，横云遮远帆。松涛香雨后，鸥影乱风前。未敢题只字，芭蕉尊自然。”可见当时老舍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座谈会也开得轻松自然。这是1965年4月18日。会是由宫城县教育中心召开的，名字叫“中国作家代表团恳谈会”。第一分会场，主持人是志村良智教授。中国作家有老舍、张光年；第二分会场，主持人是扇田利枝，参加的中国作家是刘白羽、杜宣、茹志鹃。老舍先是在第一分会场讲话，后来又到了第二分会场讲话。这原因，如老舍非常风趣说的：“我请求主席允许我，到那屋里去看一看，因为他们也要看三条腿的人。”
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已经开始了一场“文化革命”的风暴。《林家铺子》、《早春二月》正被当成“大毒草”批判。权威的理论观点视多数作家是一个不为工农兵服务的队伍。京剧舞台一片“样板戏”的改革声浪。在这种形势下，老舍不能自由地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他只能以一种淡然处之的语气，向关心中国的日本朋友们，介绍文学界的情况和艺术各部门的“文化革命”问题。他不能不说到，当时的一些做法，“就是怎么样子能够更好地让文学界的所有的作家，能够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里包括要作家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工农兵应该成为作品里，舞台上的“主要人物”，京戏的改革，“不是要把老的戏取消了”，是“老的形式，要为今天服务”，要用老的形式“来演现代题材的戏”。“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吸收，像芭蕾舞，但是，它是外洋传来的东西，我们必定让它给中国服务。”他还谈到作家“下放”的问题。其中说到自己：“没有命令我，让我下去，因为我既然是三条腿，又有点血压高。但是，假如我高兴，我愿意下去看看，下去两个礼拜也好，一个月也好，他们就另给我安排。”另一个话题，是怎样培养工农兵作家问题。老舍这些话，有的是已经给他写好了稿子，有的是他自己的插话。善良的老舍还没有预料到已经开端的“文化革命”到后来带给文艺界的大灾大难。从这里我们看出，老舍怎样在顾全大局，当然，这里也有很多内心的矛盾和隐忧在的。回国后，一次同臧克家谈到他的日本之行，他是那样轻描淡写地说：“我做不了什么。去拜访了日本老作家，他平日不大接待人。我去了，他知道我好养花，他也爱养菊花。我们就从养花说到文艺……谈得很投机，这算做了点统战工作。”（臧克家：《老舍永在》）弦外之音，不难闻见。
老舍有时也在幽默与玩笑中，流露一点真性情。一开场他就说：“知道各位先生都是有名的学者，就感到非常地紧张。大概有十句话呀，恐怕要忘了一半了，忘了五句了。况且我旁边坐着的正是一个文学理论家张光年先生，理论家有个好处，他责任就是批评别人，所以，我就很怕，我说了半天，他都给我否决了。”这里是老舍惯常的开玩笑，一种幽默感的即兴发挥，对于张光年没有任何批评的恶意。但是，从这些玩笑的话里，不难看出老舍对于多年以来流行的“打棍子”的文学批评发自内心的反感。他1957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论悲剧》，差一点给他带来没顶的灾难。这在他，是铭刻于心的。
到了第二分会场，离开别人事先写好的稿子，老舍自己随便谈心，就有意味多了。他以自己切身经验，告诫青年朋友们，要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勤奋地写作。“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这样：每天我写一点，比如说，一个早晨我写了五百个字，十天嘛，我就写成了五千个字了嘛！我就是天天写。就是不是在创作的时候，不是在正式写作的时候，也希望我们能够天天匀出一个时间来写一点笔记，这个将来就对于我们的素材的积累，很有好处。”他更以自己的创作体验向青年作者说明，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要写东西，就要“认清楚了自己的国家，人民的需要，世界的大事。”“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不要一开始就写自己“个人一点小小的情绪”，小小的“悲哀”。作家应该“自然地就有这么一种使命”。回答有人提问的时候，老舍还曾经透露，他确有过“再写一个新的《骆驼祥子》”的打算。只是由于自己感到生活不那么熟悉，还不可能够去实现这个计划。灾难的迅速降临，使老舍这个“打算”留给读者的是一个永远的遗憾。
近二十年前老舍访问日本，受到了空前未有的热烈欢迎。但是今天聆听老舍在异邦的声音，给我们的却是一种悲剧性的沉重回想。这种反差，无法从我们心中抹去。
当年，于仙台青叶山蒙蒙如丝的细雨中，老舍访鲁迅碑后，曾有诗一首《仙台鲁迅碑献花》:“青叶山前鲁迅碑，永铭俯首与横眉。拼将野草滴成乳，敢怨春花雨若丝（是日微雨）。红白旗开严敌我，轩辕血荐决雄雌。林边东海潮仍急，忍听荒城晚翠词。（此公园内有诗人晚翠词，荒城云月刻石）”以人民的爱憎为爱憎，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在这些诗句里，我们仿佛听到了这个充满苦难与抗争的世纪中华民族两个伟大灵魂的对话。
1999年2月1日凌晨写毕，与张菊玲合作为“纪念老舍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作
附：老舍在仙台讲话录音整理稿
老舍讲话
——1965年4月18日在日本仙台召开的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座谈会上
各位先生：
今天能在……（主持人说：“请坐下谈。”老舍说：“待会儿我就坐下。”）（笑声）今天能在美丽的仙台跟各位朋友会面，感到非常荣幸。一方面非常地高兴，能够见到各位先生；另一方面知道各位先生都是有名的学者，就感到非常地紧张。大概有十句话呀，恐怕要忘了一半了，忘了五句了。况且我旁边坐着的正是一个文学理论家张光年先生。理论家有个好处，他的责任就是要批评别人，所以，我就很怕，我说了半天，他都给我否决了（笑声）。不过回来我看，还是多让他说点好。
回来嘛，恐怕各位先生有些问题要问我们，我现在只是简单地说几句现在中国文学界的情况。
现在整个的……（主持人请老舍坐下，老舍说：“我看，我现在可以坐下了。”）（鼓掌声）因为这个三条腿的人，站着不怎么好看（笑声）。现在整个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怎么个样子能够更好地让文学界的所有的作家，能够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一点上，作家们做得都很不够。中国从建国以来的十五年，变化很大，所以，农村的人，工厂里的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假如作家们不熟悉他们的生活，也就没有法子为他们服务。这个不仅是说作家们写出来的作品，演出来的戏是去给工农兵去念，去看，不仅是这个问题，而是要把工农兵写在作品里，放在舞台上。因为工农兵是绝大多数的人民。我们老的作品里头，主人翁总是高贵的人，少数高贵的人，皇帝呀，这类的人。那么，把工农兵作为书里边的，或者是舞台上的主要人物，还是一个新的事情。他们是最多数的人民，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是他们。虽然我们十五年里头，没有太大的成绩，但是究竟是走向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够想象，在工农兵里头没有先进的人物，就能够在十五年里头，我们走得这样子的快。所以我们，要我们必定要去跟工农兵去交朋友，体验他们的生活，然后能够写出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这就是近来在艺术各部门都有文化革命的问题。
京戏的改革，用京戏这个老的形式来演现代题材的戏，也是为了这个。不是演员们到工厂，到农村去演戏，给他们看看就完了，不是这样问题，而是在他们演的戏里边，就是演工农兵。这不是要把老京戏取消了，不是，而是老的形式，要为今天服务。同样的，画山水画的，他要画一画今天的高山大川，引起来人民的爱国的热情，而不是从宋朝的画里，明朝的画里头照样抄下来的东西。芭蕾舞是外国传来的一种形式，我们也用它表现我们的革命题材。京戏必定还得是京戏，芭蕾舞还是芭蕾舞，但是它有了新的发展。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艺术的传统，但是，老的传统必定要为今天服务。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吸收，像芭蕾舞，但是，它是外洋传来的东西，我们必定让它给中国服务。
这样，所以，现在我们作家们，大多数的都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去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有的人管这个叫“下放”，事实上，这个“下放”不是一个很好的名词，因为下去，都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安排的，没有命令我，让我下去，因为我既是三条腿，又有点血压高。但是，假如我高兴，我愿意下去看看，下去两个礼拜也好，一个月也好，他们就另给我安排。
文艺既然要为绝大多数的人服务，那么，作家就应当越多越好。一时出不了那么多作家，于是，业余的文艺活动就蓬勃地展开了，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另一面。一方面是作家去跟人民打成一片，另一面是工农兵自己也来写自己。由去年到今年，我们多次在北京看到各地方来的农民，工人，部队，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也是工人，农民哪，来到北京表演他们所创作的东西，自己写的，自己表演。他们熟悉他们的生活，他们有可能是不大知道写作技巧，表演的技巧，这样，专业的作家就可以帮助他们。就是在这些的业余的作家里面，能够不久产生出很多的作家来。这种新型作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既是劳动的好手，先进人物，又会写东西。这就慢慢地缩短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距离。他们现在写的东西，也许还很粗糙，可是，将来的大作家，一定是从这群人里出来的。我已经看了他们演的戏，他们里边儿有很多的有天才的人。那就是不但文艺需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且，让人民就变成了作家，演员，音乐家，艺术家。
上面所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文化革命的情况。说的不正确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请我们的张光年先生给我补充。
同时，因为日本的朋友们关切着这件事情，所以我简单地说这么几句。中国，日本的社会情况，现实生活的不一样，这个，并不是我们做的就都对，这不过是报告出来，做一种参考。
最后，我要感谢日本朋友们。有许多作家的作品，现在是已经翻成了中文，或者是正在翻译。以后对日本文学的翻译，我们是要加强的。现在嘛，在外国语学校里面，对于日本语人才的培养也是加强了。我们的青年们是很喜欢读由日文翻过来的作品。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日本朋友们学习。
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啦。（鼓掌声）
我请求主席，允许我，我到那屋里去看一看，因为他们也要看三条腿的人。（鼓掌声）
老舍在第二分会场的讲话
——1965年4月18日在日本仙台召开的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座谈会上
今天能在仙台这个美丽的城市看到诸位先生，非常的高兴。本来我是到那里，参加那一组的；这是，愿意过来看看诸位先生。（鼓掌声）谢谢！谢谢！
今天在座的青年朋友很多，要是做文艺工作正如同做别的工作一样，要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过了青春哪，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子，本来是两条腿，可以变成三条腿的人了。（笑声）所以我呀，虽然有几十年写作的经验哪，现在就是写不过青年。看到新社会的发展，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激情，但是在写作的劳动上，精力就差了。所以，不管是画画，搞音乐，搞写作，要趁着年轻的时候，不要放过去。
刚才茹志鹃先生提到中国的业余的作家，他们一方面慢慢地学会了写作，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最好的劳动者。所以，要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时间安排好了，还是能够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写作的。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这样：每天我写一点，比如说，一个早晨我写了五百个字，十天嘛，我就写成了五千个字了嘛！我就是天天写。就是不是在创作的时候，不是在正式写作的时候，也希望我们能够天天匀出一个时间来写一点笔记，这个将来就对于我们素材的积累，很有用处。
第二点，我要说，就是要写，就要认清楚了我们的国家、人民的需要，世界的大事。一开首写，就走错了路，就很难改正过来。一个青年嘛，是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看一看世界是往哪边走的。假如，我们一开首就写那种个人的一点小小的情绪呀，看见月亮，也哭一阵哪；看见一朵红花掉在地下，也非常的悲哀，这种小小的东西，好像跟今天各地方人民所需要的，没有太大的关系。要知道，文学这个东西，它是总是站在世界的思想的最前面的。所以，我们最初要写东西了，就先要决定，看一看自己，我写这东西，为了什么？世界是青年人的，我们好像自然地就有这么一种使命，这种使命可以说是神圣的。所以我很希望在座的青年朋友们，不怕吃苦，多练习；同时，也看清楚世界的大事，决定自己写作的目的。
中国有中国的生活的现实社会的情况，跟日本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说的都不一定就是完全适合于日本的朋友们，只能够做一点参考。同时，在中国，我们也大量地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我们青年们也是很喜欢阅读。
好。谢谢！（鼓掌声）
老舍回答提问
——1965年4月18日在日本仙台召开的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座谈会上
问：请问团长，最近有什么写作？现在正在写点儿什么？
答：近来比较，个人哩，身体不好，所以写的东西不多，希望能够慢慢身体好一点哪，多去到乡下呀，或者工厂里，去看一看哪，希望能够写出一些东西来。
问：听说团长又要写什么继续《骆驼祥子》，新的《骆驼祥子》，有没有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答：去年哩，曾经有戏剧界的朋友，让我再写一个新的《骆驼祥子》，所以我就去访问了不少三轮工人，因为现在拉这个车的没有了，蹬三轮的了。那么，但是因为身体的关系，这个生活还是搜集得不够，生活经验不够，所以就没有写成，以后还希望能把它写出来。这个旧的这本《骆驼祥子》，那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穷苦的人民，这个街坊呀，邻居呀，亲戚呀，有许多是拉车的，所以不用我花什么调查访问哪，我就可以把那个书写出来了。那么现在，三轮工人的生活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比如我见着两位跟我岁数差不多的，两位老的三轮工人，他们的儿女都是大学毕业了，但是哩，他们不愿意受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孝顺他们，给他们钱用，给他饭吃，他愿意自己还劳动。也有的哩，他的父亲是拉两个轮的车的，他现在哩，蹬三个轮的，他的儿子嘛，是开四个轮的，开汽车的，成为政府的运输工人。对这种情况我还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还是得回去，慢慢地去摸索，希望还是能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孙玉石 张菊玲 据当时录音再整理
1999年2月1日于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此录音稿原载1999年2月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