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红旗下》悲剧心理探寻

将近三百余年来，作为一个善于吸收汉民族文化而又以此进行文化创造的满族，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在不同时期里贡献了三位杰出的作家：康熙朝“家家争唱《饮水词》”的纳兰性德；乾隆朝“传神文笔足千秋”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进入现代化进程的20世纪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

民族文化充分反映着民族心理，不同时期满族历史的特殊性，他们对于时代兴亡的敏感，形成了他们具有一种感受人生获得的同时也感受人生失去的类似的悲剧性心理。这三位作家此种人生悲剧心理尤为突出。

在满族入关初期，纳兰性德以青春才华，将满汉文化兼备一身。贵为“乌衣门第”的长公子，对身居相国的父亲，显赫一时的权势，对自己恩命为皇帝近身侍卫，都敏锐地产生一种难言的隐忧；加上发妻早亡等个人情感的伤痛，这种人生悲剧性的心理更加浓重。他倚马填词，“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唱出的是充满感伤旋律，苍凉悲壮的朔方诗词与凄婉缠绵的情词。

满族入关百年之后，经历了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家庭盛极而衰的变故，曹雪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与“举家食粥酒常赊”这种从生活实境到深层心理的强烈反差中，一字一泪地用小说形式，抒写了他的这种人生的悲剧意识，通过《红楼梦》贾府由盛而衰的故事，告诉人们“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宴必散’的俗语”。这不仅是对于一个满族家庭，也是对于整个民族无力回天的苦痛。“忽喇喇大厦将倾”的预感，把满洲贵族还在醉生梦死中慢性自杀的弊病，充分暴露了出来，引得康熙帝嫡曾孙永忠读小说时产生强烈的心灵的震撼与共鸣：“几回掩卷哭曹侯！”

到了老舍先生这一代旗人，民族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出世不久，就赶上庚子国变。当保护皇城的下层旗兵的父亲在对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阵亡以后，老舍于母亲的清苦辛劳和缕缕回忆中，艰难地在贫困中长大。他经历过大清帝国亡国、袁世凯称帝、军阀统治、“五四”运动，直至二十六岁出国，除短期到天津任教外，一直生活在北京。出国第二年，他完成了第一篇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以后，老舍一生勤奋创作，作品极丰，最著名的《骆驼祥子》、《月牙儿》以及《茶馆》等，都是写北京人的故事。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几十年里，他一直没有直接写北京旗人的生活，可是，从他创作小说一开始，这个愿望就深深地埋在他的心中。老舍认为：“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生活经验的记录。”“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在我血里。”他自幼到青少年，生活在北京穷苦的旗人中间，经历了旗人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亲眼看到、亲身参加的种种情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在初执笔写小说的时候，新文学还没有可能为老舍提供描写满族生活的成熟文本。但是，满族文人用北京话所写旗人生活的小说不是根本不存在的。对此，老舍也不一定全然没有知晓。《老张的哲学》中就给了我们一点线索：小说的一位主人公王德，曾在一家小报馆工作。他去找工作时，报馆戴着金丝眼镜的少年，“拿着一张《消闲录》正看得入神”。而书中对报馆主笔、主任、编辑，以及编报的黑暗情形都有所揭发。

搜阅一些清末民初北京的各种小报，其中就有旗人主办的一些报纸，开辟有文艺一栏，名曰“杂俎”，常刊登文艺类作品。北京有名的《公益报》，还发起刊载小说。首登作品，即旗籍报人文实权（笔名市隐）的小说《米虎》。以后，各报都陆续刊载有用北京话撰写的通俗小说，颇受广大北京市民欢迎。民国以来，一些记者以卖文为生，一人身兼数报工作，同时分别在几家报纸连载数篇小说。根据长白山人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提供的资料，可知清末民初一批旗籍报人小说家的简况如下：

文实权，名耀，笔名市隐，又名燕市酒徒。《公益报》、《京师公报》、《燕都报》社长。自《公益报》始载小说《米虎》后，还在《爱国白话报》、《燕都报》载有《西太后传》、《梅福结婚记》、《武圣传》、《闺中宝》等。

蔡友梅，又名松友梅，笔名损公。《进化报》社长，《公益报》编辑。小说《小额》载于《进化报》, 《新鲜滋味》数十种分别载于《顺天时报》、《京话日报》。

王冷佛，名王咏湘，《公益报》、《爱国白话报》编辑。据市隐提供的材料所著小说《春阿氏》载于《爱国白话报》。

李仲梯，本名志恺，笔名啸天。《官话政报》社长，《平报》、《实事白话报》编辑，以小说《京尘影》著称。

穆儒丐，名穆都哩，字辰公，六田。《国华报》编辑。小说《梅兰芳》先后连载于《国华报》、《群强报》、《盛京时报》。

勋荩臣，《群强报》编辑，著《白话聊斋》刊于《群强报》。

上述报载白话小说，大都稍纵即逝，只有几部，随即印成单行本。其中有的出现得早一些，如蔡友梅的《小额》，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并传到日本，至今仍有新版发行；王冷佛的《春阿氏》，于宣统三年（1911）出版，在二三十年代曾一再出版。稍晚些的，有穆儒丐的写北京生活的小说。穆儒丐1919年年初到沈阳日资《盛京日报》当编辑，1923年发表的小说《北京》，也出有单行本。

不大可能找到材料说明，老舍动笔写小说之前，曾经读过这一类作品。老舍是否看过这些描写北京和旗人生活的通俗小说，这一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一创作潮流的存在。这些小说，用地道的北京话撰写反映北京城普通旗人生活故事，虽算不上是好作品，却也难得地为清末民初旗人急剧变化的生活留下了一些真实的描写。这些作者们缺乏“新文学”的思想指导，他们的创作思想仅为开通民智，劝善惩恶。加上穆儒丐、王冷佛20年代后一直在沈阳，伪满洲国时期仍为日系报纸编辑，穆儒丐的长篇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还在1937年获得“民生部大臣文学赏”。这些原因，都使这一批作家的作品后来不再被人提起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尽到创造以新文学形式描写满族生活作品的责任。

真正能够用新文学的形式，以时代的先进思想审视历史，用上乘的艺术笔墨来描写旗人生活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老舍肩上。

老舍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起，就继承着从《红楼梦》到清末民初这批旗人京话小说的传统，用纯熟的北京话写他所知道的人和事。可是，由于长久地不具备能够创作直接描写旗人生活历史的作品的客观条件，使他最熟悉、最想写的内容，几十年没有写成。好容易等到了60年代初，似乎时机到了。1961年起，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政策做了调整，使得学术空气和文艺创作重新活跃起来。中央领导同志与老舍谈话中，对满族本身和清朝开始几个皇帝的历史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清史研究也有了新突破，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论康熙》，在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反满派的同时，提出了康熙帝“在封建帝王里是一个杰出的，了不起的人物”，论证了康熙统治时期的历史应当肯定，尤其指出了：“把清政权的统治看做是外国对中国的征服，这并非从阶级分析出发，而是从汉族与非汉族出发，那只会符合于资产阶级大汉族主义观点，或者是容易陷入这种观点的泥坑里。非常明显，康熙和清代前期的统治，使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团结在他的漫长过程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这一时期较为活跃的学术气氛，为作家自由选择题材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终于使老舍在1961年年底动笔写作《正红旗下》这部他酝酿毕生的名著。

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老舍第一次公开透露他写《正红旗下》的情景：“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这位满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正用他积累了一生的才力，呕心沥血地以家族为背景书写满族历史的鸿篇。可惜，只写了十一章，才八万字，就被迫搁笔了。

历史的悲剧没写完，现实的人生悲剧开始了。

当1966年4月末，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节，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老舍到香山狼见沟去看望身处逆境的王莹、谢和赓夫妇。在这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与老朋友倾心交谈中，吐露了他不能再写这部小说的痛苦心情。谢和赓于80年代初回忆老舍当时对王莹的谈话是：

“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蝈蝈之中，钩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老舍先生说到这里，情绪激烈，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王莹也很动感情，两个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我亦默坐一角，感慨万分。

读着这段让人止不住落泪的叙述，不禁联想起《世说新语》中的“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老舍不到半部的“红楼”，留下的是永远的遗憾！

粗略追踪一下写作动因的历史屐痕，就会发现：老舍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以满族作家的笔，写出北京满族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整个满族发展兴衰的历史悲剧，始终是缠绕他心中的一个无法排遣的追求。这种沉重的心理悲剧，可以称为老舍精神世界中的“满族情结”。这种“满族情结”，可分为三个时期来观察。

第一个时期，是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这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满族的独特处境，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斗争，使得即使像老舍这样有强烈满族体认的作家，也自觉地将自己的情感融入整个爱国反帝的潮流中。但在创作上，仍潜存着他特有的意识。满族语言学家罗常培教授，是老舍小学时的同学，一生的挚友。1944年，他在谈到老舍的时候，曾经披露了自己朋友的情感伤痕和最初选择北京满族生活题材写作的意向：“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样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老舍自有他‘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地方……十年前他就想拿拳匪乱后的北平社会作背景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当时我极力鼓励他，并且替他请当地父老讲述，替他搜集义和团的材料，七年的流亡生活，遂不得不使这个计划停顿了。然而我还觉得只有他配写，只有他能写，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瞬息京华和风声鹤唳一类的玩艺儿深厚，我尤其希望文艺界能够助成他的盛业！”当时，东北的伪满洲国已经成立。清代废帝溥仪已经登基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傀儡。罗常培的文章中，没有谈及老舍的旗籍以及“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与北平满族生活的关系。但从这里可以看到，早在1934年，即创作日臻成熟的时候，北平满族人民的悲剧历史就已经进入了老舍文学选择的视野。幼年时候家庭的不幸遭遇，新文化熏陶下的觉醒者的历史沉思，使这一强烈的创作冲动成为他深深压抑在心中的欲望。

七年的流亡生活，使老舍的这一欲望没能得以实现。但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仍以不同的方式流露出那些特定的生活积累。如《正红旗下》中写的自己出生时的“洗三”的风俗，民国后一些人称呼“台甫”附庸风雅的习气等，都在《老张的哲学》中初有展现。下面引述的《辞王启》及与陈逸飞的交往，也透露了老舍满族生活的习性；而《歪毛儿》、《月牙儿》等小说中，又如罗常培所说有他和老舍自身经历的许多影子。

1930年5月，曾在北京《实权日报》发表幽默讽刺小说《笔杆外史》的陈逸飞，是通俗文学团体“笑社”的成员。他们“包办”了邵飘萍主编的《京报》文艺版《小京报》。他慕名去拜访老舍未见，留下一封称老舍为“笑王”的信。老舍第二天立即写了一封回信给他，此信被称为《辞王启》:“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轿，而我无妃无府无大轿，其‘不王’也明矣。我星期三（廿八）上午在家，您如愿来，请来；如不方便，改日我到您那儿去请安，嗻！”他们会面后谈的“多半是关于文艺方面的事”。老舍去青年会、师大讲演，还请陈逸飞去“站脚助威”。在写给陈逸飞的另一封问到“才子佳人小说算不算低级趣味的作品”的信里，老舍还谈到：“才子佳人小说未必不好，惜写者不高明耳。其实西欧名著，多数是佳人才子的事儿，只看写法怎样耳。”从这些近于玩笑的回信与交往的忆述中，我们看到老舍那种深藏心底的天生的旗人幽默性格、对满族风俗习惯的熟悉和流露、对于写给下层人民看的通俗小说可贵的宽容的文学观念。老舍的这种旗人习惯与性格，他与北京下层旗人、汉人“三教九流”人物之间的感情联系，他对于一些朋友们的慷慨帮助，一直继续到他的晚年。

第二个时期，是抗战爆发以后，30年代末到40年代。同样由于上述时代的原因，老舍不可能进入这个埋在心底的题材的写作，但这种精神世界中的“满族情绪”仍不断地在他的记忆中闪现。

1937年，老舍写了一个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小人物自述》。完成了四五万字，但只发表了四节，约一万五千字，就因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刊物停办，余下部分的稿子也就全都失落了。这是老舍写自己降生和幼年的故事片段。虽然主人公的名字是“王十成”，父亲不是护军，而是在外做生意，在“我”快到一周岁时，“死在了外乡”。全篇里也只字没有提到旗人。但是，从小说关于“我”的出生经历、家庭成员、贫穷处境、居住环境与生活习好等方面所描写的主要情节和细节来看，都与《正红旗下》有许多酷似和完全相同的地方。重新发现当时，这篇小说就被称为“是《正红旗下》的姐妹篇”。这一“姊妹篇”揭示的老舍创作中这一题材的酝酿、深化过程，当然是极有价值的现象。

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它的产生所提供的关于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点寓言：二十几年老舍生长的北京的旗人生活和他们沉重的悲剧，确已怎样成为老舍精神世界中挥之不去的“情结”。透过这些故事的表层意义，我们窥见了老舍情感中拥有的那个精神“宝地”。那里交织着他浓重的爱与恨，眷恋与诀别，追想与反思。小说第三节中，有这样一段深情的独白：

当我旅行去的时候，我看见高山大川和奇花异草，但是这些只是一些景物，伟丽吧，优秀吧，一过眼便不相干了，它们的伟丽或优秀到不了我的心里来，不能和我混成一个。反之，我若是看见个绿槐虫儿，我便马上看见那两株老槐，听见小姐姐的笑声，我不能把这些搁在一旁而还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那是我的家，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里的一草一砖都是我的生活标记。是的，我愿有这种私产，这样的家庭；假若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恐怕我是没有说得十分清楚——那么也许我不至于被误会了。不幸我到底是被误会了，被称为私产与家庭制度的拥护者，我也不想多去分辩，因为一想起幼年的生活，我的感情便掐住了我的理智，越说便越不近情理，爽性倒是少说的为是吧。

这份“幼年生活”，这份“私产”，是老舍人生中的珍藏，老舍创作中割舍不断的潜在的冲动。有了这份精神的“私产”，老舍才拥有了一个“完整的自己”。而这个“私产”，这个“家庭”，正是作为一个满族作家老舍的“精神家园”的象征，他的那种担心“被误会”“我的意思”的“不幸”感，那种不得不“少说为是”的无奈的选择，第一次为我们非常清晰地透露了渴望进入这个创作领域但又被困惑缠绕不止的顽强而又矛盾的心理。这段话动人而珍贵。“没有说得十分清楚”的话里，吐露了20世纪满族作家老舍那颗真实的心，那种自我压抑的情愫。

抗日战争爆发，老舍以自己的笔，迅速投入了整个中华民族血与火的抗争。他没有再去寻找他“完整的自己”。但这种寻找“私产”的“记忆”，仍不时在他动情的文字中闪光。

1938年，老舍在一篇回述过去的文章中，讲了自己23岁那年生一场大病之前一段时间里，“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的生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也学会了打牌”，虽然“结果是回回一败涂地……只要有人张罗，我便坐下了”。文章附的《著者略历》中，自述“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这“某个角落”的短暂尝试和“略历”的自白，或许流露了老舍内心对没落旗人生活的自省与人格的自珍。

1942年，母亲在北京去世了。差不多一年之后老舍才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在饱含血泪的怀念文章中，第一次详尽地回忆了母亲的身世，自己艰难的降生，父亲的死亡，家庭在八国联军烧杀北京时所遭遇的不幸，母亲撑持家境的坚强与酸辛，终生的刚强与贫苦，其中不仅包含了老舍对于母亲深厚感情的淋漓尽致的描写，在一些真实情景和生活细节上，也已经有后来《正红旗下》中故事隐约的呈现，但全文回避了“旗人”的事实和父亲牺牲的悲剧。个中苦衷不言而知。文章结尾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老舍疾呼“心痛”的，除了母亲一生悲剧的经历之外，是他没有用笔描写出她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人群所承载的历史悲剧。这种“精神情结”，多少倾注在他此后开始的并于美国之行中完成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创作之中。他以母亲居住和自己生长的“小羊圈胡同”作为小说的生活背景，这是一种隐在的选择。尽管小说没有标明写旗人的生活，“祁家老人”也并非“旗人”老者的暗示。

第三个时期，是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从1957年到1964年。由于科学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的发展实施，也由于在一定的时间里文学创作空气的相对宽松，长期郁积于老舍精神世界中的“满族情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的机遇。这一释放的标志，就是《茶馆》和《正红旗下》的产生。

1957年，老舍发表了《茶馆》，并于第二年获得了演出的成功，这个由三个时代生活片段构成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缩影，倾注了老舍对于整个中国民族命运历史变迁的鲜明爱憎和沉痛思考。最精彩的第一幕里创造了描写满族生活的空间。生活悲剧的记忆背景，由一个小小的胡同移向一个清末的茶馆，找到了一个更能充分展示上下各个阶层满族和汉族人民生活的场景。在人物形象和行为所体现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中，谱写了一曲那个时代必然灭亡的挽歌。剧中描写的常四爷、松二爷等栩栩如生的“小人物”的“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过程，倾注了老舍对于满族没落八旗子弟与下层人民生活、命运悲剧深刻的理解。老舍对于满族人民形象的塑造和精神世界的探索，为中国现代文学和话剧舞台带来了世纪性的突破。这也是老舍的“满族情结”在文学创作中的第一次正面的释放。老舍有一个“庞大的创作计划”。由于“反右”斗争的政治气候与自身处境的突然变化，他没有可能沿着熟悉题材的思路继续写下去，使得成功地染指成为一次“试探”。

1959年，老舍为国庆10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宝地》中，在倾诉对新社会真挚情感的同时，作为新与旧的对比，也忆述了自己降生时八国联军怎样“杀入了城墙坚厚的北京城”, “洋刽子手们”怎样大肆烧杀抢掠，他的家经历怎样悲惨的遭遇。在这里，老舍似乎是第一次以文字形式，写到了父亲的惨死与保卫紫禁城之间的联系。这标志老舍朝向通过撰写自传体小说来描绘满族民族悲剧史诗性作品的一个心理突破。

紧接着，1960年在全国纪念义和团起义60周年之际，老舍放下手中别的写作打算，很快创作了话剧《神拳》。这个剧本从讴歌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英雄精神的视角，正面涉及了清末民族巨大的历史遗恨。老舍从史料传说和研究文章的阅读，剧本的写作中，进一步丰富了“用新的眼光”评论历史观念，也获得了精神世界中“满族情结”释放的一种更大的自由。

在为这个剧本出版所写的后记中，他讲了自己“为什么这样关心义和团”的原因。老舍敞开心扉，非常详细地讲述了在那场空前的民族劫难中，对自己家庭悲惨遭遇的“记忆”:“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这些追述，怎样“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而这些“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兽行，“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他非常具体地讲述了父亲作为每月关三两饷银的“保卫皇城”的“护军”，怎样在“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悲壮与凄惨的情景。作为一个爱国者老舍，心中压抑多年的家国仇，民族恨，从一个侧面得到了释放。“不管剧本写得好坏，我总算吐出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

科学地评价满族和清朝历史功过的思潮升华了老舍悲剧意识的境界。时代政治空气的短暂宽松给老舍的“满族情结”带来了最佳释放的契机。《神拳》的生产使老舍获得了进入对于满族整体悲剧更深层探讨的理性的和情感心理的基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物亲自同老舍重新评说满族和康熙等皇帝的历史功绩，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过伟大的贡献；当时，老舍又开始明确地以满族作家身份，到内蒙等地满族家庭访问，浮现于与他多年关切的现实生活旋涡。这些都促进了老舍进入写作以满族生活为题材自传体小说的冲动和热情。

扫描满族精神情结的释放过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老舍创作《正红旗下》的心理依据。

《正红旗下》围绕清朝末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自己家庭生活的背景，展开的是三重历史悲剧：一个是作者自己家庭苦难遭遇的悲剧，一个是中华民族被侵略者烧杀凌辱和奋起抗争的悲剧，一个是自己隶属的满族由盛而衰的悲剧。这三层悲剧又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按照预想，这个是史诗性规模的作品，容纳下酝酿已久的这些深宏的思考，是没有问题的，在他没有可能完成的这部著作中，三个方面的悲剧都没有得到充分地展开。但在这三重悲剧中，前两种悲剧在小说《小人物自述》，散文《我的母亲》、《吐了一口气》，话剧《茶馆》、《神拳》中，都多少有过一些接近于这部小说的真实的描写，而关于最后一层悲剧，可以说到了《正红旗下》中才得到基于深思熟虑而产生的真正揭示。《正红旗下》里老舍最富现代性思考的精髓就在这里。因此，“满族情结”，本质上是以形象呈现对历史兴衰深层反思的追求，是以满族为典型文本对于整体民族性弱点进行社会批评的欲望。

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展露了老舍对这一深层悲剧的痛苦心境和思考。第一，围绕自己的降生，描写了没落八旗子弟的空虚与沉沦。作者特别写了大姐的婆婆一家，大姐前来看这个新降生的小弟弟的时候，一边为母亲的昏迷不醒而落泪，一边又为小弟弟的诞生而高兴。就在这时，通过自传体小说主人公的口，作了这样的叙述：“我只赶上了大清皇朝的‘残灯末庙’。在这个日落西山的残景里，尽管大姐婆婆仍然常常吹嗙她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可是谁也明白她是虚张声势，威风只在嘴皮子上了。是呀，连向他讨债的卖烧饼的都敢指着她的鼻子说：‘吃了烧饼不还钱，怎么，还有理吗？’至于我们穷旗兵们，虽然好歹的还有点铁杆庄稼，可是已经觉得脖子上仿佛有根绳子，越勒越紧！”这位“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他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他的儿子“大姐夫”，是“不会骑马的骁骑校”。跟他的爸爸差不多，玩耍，花钱。从初一到十五，他逛遍了京城所有的庙会，他来贺喜的时候，对着刚降生不到一个月的孩子说：“小弟弟，快快地长大，我带你玩去！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

老舍以似乎不动声色，非常平淡的笔调，在这样一些人物的叙述中，接近着对全般历史真实的自省与逼视：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遣，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同样的，大姐夫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必须看着天空。万一有那么一只掉了队的鸽子，飞的很低，东张西望，分明是十分疲乏，急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见此光景，就是身带十万火急的军令，他也得飞跑回家，放起几只鸽子，把那只自天而降的“元宝”裹了下来。能够这样俘获一只别人家的鸽子，对大姐夫来说，实在是最大最美的享受！至于因此而引起纠纷，那，他就敢拿刀动杖，舍命不舍鸽子，吓得大姐浑身颤抖。

是，他们老爷们儿俩都有聪明、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于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

第二，老舍从清代腐败了的八旗制度上，揭示了这些旗人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根源。大姐家的公公和丈夫，成天过着这样“梦”一样的生活，是因为“他们老爷俩到时候就领银子，终年都有老米吃，干么注意天有多么高，地有多么厚呢？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不知是旗人还是汉人的姑父，是位“耗财买脸的京戏票友儿”；可他死后，“我”姑母也每月照样可以“去领好几份钱粮”，过着“怪舒服”的日子，成了“我们小胡同里的‘财主’”，老舍对于这种“铁杆庄稼”的制度，在《茶馆》里，就以剧中人物的口，作过形象的批判。到这部小说里，他以“传主”的语气，进一步作了理性的剖析。讲到福海二哥的时候，他说，“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老舍一家，遭遇的正是这样悲惨的命运。“是呀，在我降生的前后，我们的铁杆儿庄稼虽然依然存在，可是逐渐有点歉收了，分量不足，成色不高。赊欠已成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造成了一代又一代旗人生活能力和自信心的丧失。丧失生活能力的依附性，使他们反对一切变革，成为没落制度的殉葬者；丧失了自信心，使他们失去自我再生的勇气。

小说里写到，多二爷在旗下衙门里当个小差事，收入不多，却从不在王掌柜的店里赊账。他的哥哥多老大不大要强，又懒又馋，好贪小便宜。他抱着“这年头，什么都是洋的好”的发财心情，入了基督教。他沾沾自喜地与弟弟感激牧师说：“他让我入了查经班，白送给我一本《圣经》，还给了我两吊钱！”于是，弟弟多老二与他有这样的对话：

“大哥！你忘了咱们是大清国的人吗？饿死，我不能去巴结洋鬼子！”多老二斩钉截铁地说。

“大清国？哈哈！”多老大冷笑着：“连咱们的皇上也怕洋人！”

“说的好！”多老二真急了。“你要是真敢信洋教，大哥，别怪我不准你再进我的门！”

“你敢！我是你哥哥，亲哥哥！我高兴几时来就几时来！”多老大气哼哼地走出去。

老舍接着这段对话说：“一个比别的民族都高着一等的旗人若是失去自信，像多老大这样，他便对一切都失去信心。”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民族，遇到内部革命力量的冲击与外来侵略势力的凌辱，它的走向衰落，也就是必然的了。虽然只是一部大作品的开始，老舍已经通过情节发展与人物形象，暗示了这个民族悲剧的结局。这正是《正红旗下》区别于一般为一个生身的民族立史、展示满族风俗人情、描写下层市民悲苦命运的小说之根本所在。

说老舍通过这部小说传达他精神世界中的“满族情结”，当然不是那些大清王朝遗老遗少的顽固、腐朽的复旧心态，不是老舍自身面对西方新思潮冲击而产生的对传统文化的怀旧情绪，也不是将封建宗法社会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主义思想残留，更不是所谓的“市民作家”在深切关怀与批判时流露出的市民阶层的保守性。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民族良知的作家，在痛苦地寻找民族生命的“根”与“脉”，是一种用现代思想与眼光，对这个民族的冷峻而热烈的审视，是以大智慧大悲悯的人文关怀走进历史矿藏的开掘。透过老舍从《茶馆》到《正红旗下》的满族题材、人物命运的生活风云和活跃脉搏，我们似乎触摸到了那颗“民族魂”伟大心脏的跳动。老舍悲剧意识根源于这样一种驱动力：“这个民族怎么会这样？”

《正红旗下》试图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茶馆》第二幕，因为说了句“我看，大清国要完”的话，被抓起来蹲了几年牢狱，放出来后的常四爷，说了这样一段话：“闹来闹去，大清国到底亡了。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公道话！……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老舍描写满族这个独特的民族由盛而衰的悲剧，以及对于这一近三百年历史现象的反思，已经不是局限于一个民族本身爱与憎的狭隘感情，而是站在一个现代作家历史意识觉醒的立场上，以现代性的眼光，怀有对于古老的辉煌而多灾多难的中国，对于由黑暗走向新生的中华民族一份深深的厚爱，将这一令他痛苦的历史现象，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进行思考，进行形象的复制，给自己，也给后代人，留下“记忆”，留下历史，留下一份饱含着血与泪的教训。

1935年9月22日，老舍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断魂枪》。这个“把十万字的材料写成五千字的一个短篇”，表现的三个人一桩事，“他们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想过了许多回”。小说末尾是这样的：“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这篇在今天看来也是老舍最为精彩的短篇小说里，似乎不是传达一般“怀旧”的情绪，似乎也不是仅仅泄露对自己艺术珍爱的襟怀，而是包含了一个意味很深的“寓言”。老舍后来曾说过，一些或是旗人，或是按照旗人规矩待他的北京社会下层的“老朋友”，怎样一直是他的小说《我这一辈子》、《断魂枪》等“作品中的模特儿”。《断魂枪》中的沙子龙，是不是旗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物的寓言性质。正是他，把一手“五虎断魂枪”视为自己生命的精魂。但时代变化了，武艺不时兴了，自己的镖局改成了客栈，自己的徒弟也以去学的武功当成谋生的工具，而前来一心想学“绝活”的老人，不是心怀异路，也是日薄西山了。沙子龙断然拒绝了学艺者最后的请求。于夜静人稀时，想起“当年”在“荒林野店的威风”，重温一身熟练的武艺，微笑中含有多少悲凉：“不传！不传！”他太爱他的这一个生命的精魂了。他不是“不传”，而是清楚知道已经“不可能传”。在沙子龙的“不传！不传！”的叹息里，隐藏着老舍内心深处一个痛苦眷恋的精神世界。从20年代到50年代，老舍这个精神世界中的意识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它像一个巨大的梦缠绕着他的灵魂。这个“梦”刚刚用血与泪写在文字上，老舍就停笔了。

《正红旗下》这部永远“未完成”的交响诗，留给我们这个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永远是这样一声：“不传！不传！”

1999年1月31日，为老舍诞辰一百周年作（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此文系与张菊玲合作，发表时二人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