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峰早期的佚文及其他
一、从一篇重要的佚文谈起
雪峰1925年春由杭州到北京，1928年初返回上海，在北京整整生活了三个年头。
这段时间里，雪峰与鲁迅亲自创办的未名社关系甚为密切，先后曾在未名社的刊物《莽原》半月刊上发表了诗、文和译作数篇，并于1927年11月受到军阀通缉时，在未名社的社址马神庙西老胡同一号避难住了三个月。这些，都在包子衍同志花费很多心血编纂的《雪峰年谱》
中有清晰的记载。
读《雪峰年谱》中有关北京生活一段文字，我头脑里总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1925年至1928年，由鲁迅先生热心支持、周作人主要负责的《语丝》杂志，同封建的政治势力和反动文化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未名社的成员与《语丝》社有密切关系，《语丝》杂志上刊有不少未名社成员撰写的稿件。那么，在《莽原》半月刊上多次撰稿的雪峰，为什么会与《语丝》杂志没有任何关系呢？他为什么不为《语丝》撰稿，在这个以“任意而谈”尖锐泼辣的杂文著名的阵地上驰骋战斗呢？
现在，这个萦绕在我头脑中的问题，由于一篇佚文的发现便可以得到了一点肯定的回答。
前些时候，为了考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坛译介传播的情势，我重新仔细地翻阅了《语丝》杂志上的主要文章。偶然在那里发现了雪峰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散佚的杂文。该文为《雪峰文集》和《雪峰年谱》所未收录和记载。阿英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中的《语丝》杂志目录也漏抄了。
这篇杂文刊登在1927年（该刊头误排为1926年）7月9日出版的《语丝》第一三九期的《闲话拾遗》栏中，为“拾遗”的第五十一篇。文章题目是《打倒智识阶级与五民主义》，署名“画室”。这是雪峰当时发表译作时常用的一个笔名。
文章不长，又弥足珍贵，为了说明问题，全录如下：
从前曾在通衢大街的墙壁上各种“反赤”的标语的丛林中，看见过“国家主义的十大主张”，当时觉得那“十大主张”并十大反对，实在是“十全”而无一缺的了。但今天我心里却想，要是再加上这样的二条：
1．主张文明结婚 反对公妻邪说
2．主张文人御用 反对打倒智识阶级
不是成为一打大主张及一打大反对，更其“十二分”地完全了吗？
但是国家主义的“十大主张”我已记不甚清楚了，也许这第二条已包含在那“十大主张”中，总之看近来北京的舆论——野居在北京的“智识阶级”的不平和隐忧——这主张和反对是非常紧要的。但是我感到这紧要，虽然是由于北京舆论中心的《现代评论》的几篇名论所激动，而南京政府的重用人才也大大地刺激了我的。而这主张和反对的根据是这论理“打倒智识阶级”即是“打倒智识”。
嗟夫，中国科学已不发达极，智识已幼稚得可怜，而居然唱“打倒”、“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嗟夫，中国政治不修明，官运不通行，而居然唱“打倒”，是非教名人学士去拉车不成？
但是时论家又这样推测：“打倒智识阶级”未必即“打倒智识”。因此，我也就顿从悲观转为乐观了。自幼辛苦，负笈英美，学成了“智识”，总必有荣身之一日的。倘将来……那时我们必执旗跪道旁，请政府设一些特别部——例如设“闲话部”，部长举X先生，“创作部”部长Y先生，闺秀部长W太太，等等——以拥护“智识”并保障“智识阶级”。
但是所谓“将来”者，远在将来也，其如野居北京的，“智识阶级”底眉急何？所以我又忽然感到可提倡“五民主义”的必要了。“五民主义”者，是专备北方当局采纳而提倡的。
据说不但某某等前辈已被南京政府借重，且如R、D等新进都已在南京做大官了，则北方当局岂但仅有就三民主义添加“民德”一项，以免军人反戈，成为“四民主义”的必要乎；同时即“四民主义”也还有添加“民智”一项，以免文士的南归，成为“五民主义”的必要也。七月一日，于北京。
“闲话”栏是《语丝》针对《现代评论》开辟的阵地。始于1926年3月22日《语丝》第71期，由周作人主要撰稿和负责。开始称《我们的闲话》，并声明“此栏不收外稿”。出到1926年7月《语丝》第91期改为《大家的闲话》栏，开场“附白”说：“此栏专收外稿，可以用别号，唯必须将姓名住址告知本社编辑部。”撰稿人除周作人外，生疏的名字或笔名多起来了，但仍不甚景气。到了102期又以《闲话集成》栏名取代《大家的闲话》，作者的阵容方稍有扩大，外稿也渐加多。《闲话集成一序言》说：“呜呼哀哉，闲话之衰歇也！岂信有命数者存乎其间耶？昔者，大虫秉政，闲话四起，何兴之暴也！顾不旋踵而相继沉默，至今不复有人以闲话为己任。其始也，如在阳春，有大猫鸣于屋上，其终也，乃如昏夜，羌鸦雀之无声。时欤，数欤，将兴尽欤，吾乌得而知之。虽然，狂澜既倒，挽者在人，大厦将倾，支之唯木：吾辈尽忠闲话，不渝此信，大家愿为正人，宜努厥力。既在闲话，不可无话，所当集腋，以观其成，本主任有厚望焉。”末署“中华民国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语丝社闲话部主任右拉，（U1a，英国拼法）谨题记。”这个“右拉”应是周作人的代名。文中所谓“大虫秉政，闲话四起”，指的是“老虎总长”章士钊及“闲话大家”陈源等《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文中表示与反动的政治及文化势力周旋到底的意思。《闲话集成》到一二〇期终止。一二一期起又更名为《闲话拾遗》栏，到一四〇期止，共发表五十五则，其中光是周作人自己就写了四十余则。这是因为政治气候恶劣，军阀压迫日紧，外稿越来越少。周作人在一则《闲话》里就说：“大约因为雷厉风行地搜捕学生的缘故罢，大家吓的目瞪口开，逃难还来不及，所以近来闲话的投稿大见减少，这回几乎一篇都没有，要我们自己来包写。”
就是在这种政治高压、投稿者日渐寥寥的情势下，在周作人这则《闲话》发表三个月后北京政治恐怖气候更加浓重的日子里，雪峰为引人注目的《语丝》杂志的《闲话拾遗》栏送来了他的这篇战斗的杂文。
这篇杂文对于了解雪峰北京时期的思想有重要价值。杂文在机智的反讽语言中包含着强烈的战斗思想。文章以国家主义的反动主张为议论的引子。1923年，反动政客曾琦、李璞、左舜生为首建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来改为“中国青年党”），次年刊行《醒狮周报》，以张扬“国家至上”主义为标榜，公开叫嚣反苏反共，抵制正在蓬勃兴起的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周作人在一篇杂文中说：“北京思想界确是消沉极了，但也绝不是没有好的货色”，以“讨赤”“反俄”为“精义”的“所谓国家主义即是其一”。雪峰这篇杂文即由一片“反赤”声中的“国家主义”的反动主张开头，故作反语，替他们设想，补充了两条，以使得他们的“十大主张”并十大反对凑成“一打”变得“‘十二分’地完全”。这里对国家主义的反动本质顺便作了系统的讥讽，对于当时南北新老军阀诬蔑共产党的“共产公妻”邪说也进行了针砭和回击。但是作者的意图不是在这里。到了第二段便一转笔锋，由“补充”设想的第二条主张和反对，将批判的中心移向了“野居在北京的‘智识阶级’”的代表——“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身上，同时也把矛头指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台的“南京政府”。文章说，“但是我感到这紧要，虽然是由于北京舆论中心的《现代评论》的几篇名论所激动，而南京政府的重用人才也大大地刺激了我的”。正是该文要阐发的批判的宗旨。文章的第四、五两段由野居北京的知识阶级现代评论派对“打倒智识”的愤愤不平，转入“时论家”的推断使“我”顿由“悲观转为乐观”，又进一步揭露了北京的“智识阶级”依附官僚，荣身加冕的心理。但是“远水解不得近渴”，为解野居北京的“智识阶级”的燃眉之急，只好提倡“五民主义”了。即添加“民德”以免“军人反戈”；添加“民智”，以防“文士南归”，这里是替“北方当局”设想，实则是对北京“智识阶级”依附官僚的本质与南京政府网罗政客的抵制和讽刺。杂文的锋芒所向是与鲁迅、周作人及《语丝》杂志所进行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方向一致的。
更重要的，文章的内容体现了当时党的战斗思想和雪峰勇敢进击的精神。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后，鲁迅为首的北京进步的知识界，同依附于章士钊及北洋军阀政府的“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进行了长期尖锐的斗争。这斗争得到了党的领导的支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奉系军阀张作霖于4月28日在北京残酷杀害了李大钊及其他一些革命者。素来景仰李大钊同志的雪峰受到极大的震动。看到报纸上的报道，“我的脑子曾经有一两分钟好像失去了感觉，有两三天我好像失去了魂魄似地没有一点主意。”这时候，有的人恐惧地退缩了，雪峰却毅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经张天翼等人介绍，在北京中国大学支部入党。“最初编入中国大学支部下的小组，后又编入法政大学支部下的小组和北大支部下的小组”。就在入党后不到一个月的第一个党的生日那一天，即1927年7月1日，雪峰写下了这篇富有战斗锋芒的杂文。文章对反动势力“讨赤”的声浪、反动学者文人的卖身投靠，南京政府的网罗政客党羽，在曲折的语言中进行了无情的讥嘲。雪峰理解党的精神，不畏白色恐怖进行战斗的品格是十分宝贵的。这是一个年轻党员献给党的生日的一篇革命檄文。
这篇佚文的发现，为雪峰同《语丝》杂志及《语丝》社的关系的研究，也打开了一个窗口。由此我们或许能窥见更多的东西吗？
二、《结论》之谜和神秘的《月灾》
北京三年的文学活动中，雪峰的主要精力是翻译日本升曙梦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论著，翻译日本作家森鸥外、石川啄木的小说和诗，成为一名年轻的贫寒生活中的“窃火者”；同时他也创作了一些小说和诗文。如刊登在《支那二月》上的诗《原火》、散文《柳影》，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的小说《月灾》、《结论》和新诗《朋友的信》、《Ammonia》等。
这一些，在《雪峰年谱》中均有记载。
但是，翻阅《莽原》半月刊，却使我产生了一些疑窦。
《雪峰年谱》1927年项下载：
3月10日，散文《月灾》（暨《结论》）及所译《苏俄的二种跳舞剧》（日本升曙梦原著）在《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5期上发表。
该书《附录一：雪峰的笔名、化名等》中又记：
F.S
始见于《月灾》（散文）,1927年作，刊1927年3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5期。
翻开《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5期的目录和内容，《月灾》是有的，《苏俄的二种跳舞剧》也是有的，但是却没有《结论》一文。该期目录是：刘复译左拉的《失业》、F.S．的《月灾》、画室译的《苏俄的二种跳舞剧》、石民的《诗三首》，霁野的《画梦》、胡庭芳的译海涅诗《愿他向我一击》、戴敦智的诗《给希望》。从目录到内容都没有雪峰的《结论》一文。可是《年谱》记载于该期，《雪峰文集》收《结论》一文末尾也注明：“原刊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可见《雪峰年谱》及《文集》对此文出处记载的有误。
先说《月灾》的署名。目录中为“F.S.”，但到刊内正文却是“S. F.”。“S.F.”是雪峰两字第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而“F.S.”应为手民的错误，正如《苏俄的二种跳舞剧》在目录中为《苏俄二种跳》一样，是误排的结果。因此，“F.S.”这个笔名是不存在的。而“S.F.”这一笔名，就不是最早“始见于《墓碑铭》（译诗），刊1927年11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21、22期合刊”，而应始见于1927年3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5期的《月灾》，应比原笔名记载早出现八个多月。
搁下《月灾》，还是来谈《结论》。
第2卷第5期上找不到《结论》，那么它发表在何处呢了？原来这篇文章刊登于1927年10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期合刊上。原题不是《结论》，而是《一个草稿》，署名也不是S.F.，画室，而是“木荳”。这是《雪峰年谱》中附录笔名、化名文字中所未见的。过去研究雪峰的文章也从未提到过这个笔名。
一个疑问由此而生了：《一个草稿》（即《结论》）是不是雪峰的作品呢？木荳是不是雪峰的笔名呢？雪峰同志已不在了，这个问题似乎很难说清楚。此文已收入《雪峰文集》，我将《文集》中的《结论》与《莽原》半月刊上的《一个草稿》对比了一下，觉得此文应是雪峰所作。
首先，此文收入文集中作了修改。（一）是题目由《一个草稿》改成了《结论》;（二）是原刊物上文末没有写作日期，《文集》中该文末尾加了（1927年）;（三）是作品中有几处文字的改动。兹列举如下：
《一个草稿》
（A）……一个肺病新愈的小学教师，一边在山前的一条野道上慢慢地散着步……
（B）他接着想春是值得赞美的，
（C）因为没有了自己，就不能享乐生命的幸福了。
（D）他的心境就有些改变起来。
（E）小学教师概念的想及了这里……
（F）小学教师忽然觉得他自己有陷入第三种状态去的可能。
（G）他一边走着，一边对自己说起来：“我为什么要怕时代呢？我不是在怕死吗？”
《结论》
一个肺病新愈的小学教师，也就从院里出来，一边在山前的一条野道上慢慢地散着步……（P156—3）
他接着想，春是值得赞美的，（P156—6）
因为没有了自己，就不能享受生命的幸福了。（P156—17）
他的心境就有些变动起来。（157—6）他概念的想及了这里（P157—18）
他忽然觉得他自己有陷入第三种状态的可能。（157—25）
于是小学教师一边走着，一边对自己起说来：“我为什么要怕时代呢？——我必须要探讨一下，得一个结论！我不是在怕死吗？……”（P158—3—5）
上述修改，除（二）可能为文集编者所加之外。（一）（三）两项不可能未经作者而由编者越俎代庖进行那么大的改动。即使编文集者为亲友也不会这样做的。文章题目的改动是一件大的事情，对于作者本人来说。而（三）中除（B）属于一个标点符号的增加可能为排印的原因外，其余各项均系作者有意的改动，尤其（三）（G）增添的一句话“我必须要探讨一下，得一个结论！”更是为了与文章题目由《一个草稿》改为《结论》相呼应而作的重要修改。
由上述情况，只能得出结论：此文曾收入过某一集子，收入前由作者作了上述修改；雪峰在世时，曾亲自搜集过早期散于集外的文章，并动手作了某些文字的润饰与改动。这种修改早期文章的情况在《月灾》、《诗人祭》中也非常明显。如果找不到前种情况的集子，那只能认为后者是对的：《文集》编者依据雪峰生前修改过的抄稿编入，但并未准确地查明原文发表的刊物。
其次，《结论》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也可说明出于雪峰手笔。这是一篇心理描写的小说。写作的时间应距在《莽原》半月刊发表的时间——1927年10月10日之前不久。这时“四·一二”政变之后已六个月。广州、武汉、湖南的反革命政变相继都已发生，“八一”南昌起义也已失败。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正弥漫全国。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也日益严酷。这篇小说发表后不久的10月24日，《语丝》在北京被张作霖政府查封。11月北新书局也被查禁。《结论》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之下写成的。小说以北方的春天为背景，写一个在山上疗养院里一个肺病新愈的小学教师，在山前的一条野道上漫步时的思想活动和心理斗争。他由满野的春光，激起了对生命的渴望和赞美，对享受生命幸福的追求。他想“感到自己的存在，是生物的唯一幸福吧；反之，感到自己的消灭，是最大的悲哀了”。但是当他转而想起生活和时代的关系的时候，被压在意识底里的对于时代的顾虑便升上心头。小学教师一面想到“生活是要被时代标准的。人不能逃开时代”，一面又感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可怕。他在检讨自己为什么害怕时代的原因，想到了一些牺牲了的同志的生命道路，内心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他不满于“在最小的自我范围内跑圈子的生活”，然而又害怕投入时代以后带来的死亡的痛苦。作者以严密的思维细腻地刻画了小学教师这种十分矛盾的内心世界：“即如我今天感到的生命，实在只是幼稚的，我必须深入去。但是走进时代是深入生活吗……呵呵，倘若投入时代是必须是上绞架的，我确然是怕死的，我怕自己的消失，至少我怕生命的消灭。——必须明白时代这个字是被我用到针眼里去的，我的意思是斗争的牺牲。——我想起了那些被牺牲了的生命，即在绞架上，在群众的队伍中消灭了个人存在的生命，如陨星一般，划了最后一矢的迅速的静默的光以后就永远不能在星海中找到他们自己的存在了，我感到无限的沉痛。但是我仿佛我必须过他们的那种生活去，就是我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当做膏油去涂抹时代这部机器的手足去，我才能感到满足。我不向这条路走去，那是我非常抑郁的；然而上这条路去，我又是感到怎样的惧怕的呵。”小说最后得出“结论”：小学教师既没有勇气达到投入生活，也与那些真正过着这种生活的人根本不同。“他们到底不是以生活为享乐的。现在应有这样人在；在绞架上消灭去了的人中也应有这样的人在。他们是真正的时代人，而不是新的英雄！”这是小学教师内心趋近的结论，更是作者对一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共产党人的内心的礼赞。雪峰为死于敌人绞架上的革命烈士李大钊的内心震动和敬慕之情与小说中这些描写是完全一致的。小说对或一部分青年在激烈时代面前内心矛盾的解剖富于极强的理性思考的色彩，也是雪峰文章特有的风格。
《月灾》在《莽原》半月刊发表的时候，文末缀有写作时间“一九二六年”, 《文集》中却没有了，《年谱》也未注明。这篇东西与其说是一篇散文，还不如看做一篇小说，或者认为是一篇充满象征色彩的散文诗。从表面看，《月灾》是一个“地之子”在讲述童年时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情：一个闭塞荒蛮的山村里一队农民在月灾年悲惨死亡的情景。故事迹近荒诞，但在这荒诞的背后透露着大真实，在神秘的面纱后面显示出严酷的真理。文章是第一人称“我”的两段“幼年时候的身世话”。第一段写这些闭塞的山里的农民，这些“纯粹地之子”的辛苦、麻木、无知，心里总有一种对于任何灾害现象“本能的恐怖”。开始他们恐惧太阳。因为这批自认是“野蛮人”觉得“一切自然都是我们的灾难”, “我们都自知生来就是奴隶的身份，可是我们不知道做谁的奴隶，我们整天在太阳底下烧烤，我们就渐渐知道我们是太阳的奴隶了”。他们本能把一切的苦恼都暗暗地归因于太阳，认为“他是我们的灾难”。但是在这些幼年的恐怖影响中，比之星，比之太阳，更强烈的月亮。“我经过月的灾年来，我将永远是月的灾民了。因为她的残酷的阴影留在我心上，我对于她没有光明的改善的可能”。第二部分详细的描述了记忆中的“月的灾年”的情形。一天劳动归来，疲惫的裸着的身体沉睡在祠堂的砖地上，冰一般冷笑着的月亮用她恶毒的眼睛注射着这群“太阳的奴隶”。趁着睡熟了的时候来进行暗算。下面一段描写非常精彩而深刻：
这是无疑的了，她在始定只发出苍茫的光，她想看见一切，就一步一步的爬高，她的光就渐渐成澄清、尖冷；而且她的脸（毒光的发源地）是始终表现着沉默；沉默所以含得住毒心；等到她寻见了我们，正如陈列在荒野的尸体的我们，冷酷的她亲眼看见这情形，定禁不住的爱，或禁不仁的憎了；在她的脸上就现在轻轻的，她的恶毒终于遮掩不住，冰一般的冷的微笑（这种笑是最适合于她的），她在心里定说，这些裸虫碍我的眼，或者说，可怜的他（太阳）的受难者，我倒爱这样的Creature，给点恩惠吧。她于是就情不自禁的吻着我们了，一边吻一边走，同时将流动的毒液注进了我们。
月亮的冷酷、虚伪和残忍被作者写得非常细腻。这毒液渗进了山民们的血。绝望的哀音发自他们的心底。以至第二天再走进山谷倒觉得太阳是“那样的亲爱”，含着眼泪，伸出双手，“几乎都唏嘘起来”。然而他们不久又被绝望笼罩。死亡的瘟疫流行了。人们被月灾的时疫夺去了生命。最后是：“我们一队中留下的就只有一二人了。”
《月灾》叙述的故事是虚构的，带有很浓重的神秘的象征色彩。但它分明留有鲁迅《野草》中《失掉的好地狱》影响的痕迹。大神秘后边隐示着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大真理：太阳这样“暴君”治下的臣民，永远是最悲惨的奴隶。不做太阳的奴隶，而代之的月亮的毒害要比原来更重千百倍。作者写的是幼年时的天灾，鞭挞的却是使人民永远沦为奴隶命运的现实。揭开“回忆”的面纱，我们可以真正理解《月灾》的秘密。想一想中国近代史统治者的更迭，想一想执政府门前最血腥的屠杀，我们对于雪峰为什么在1926年写了这样一篇荒诞的“神话”，对于雪峰那充满悲凉与愤怒的心境，不是可以更理解了吗？
三、余笔：一点补正和一个猜测
之一：雪峰离开北京的时间
雪峰因一部译稿的扉页上写有“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一句话，北新书局被张作霖查封时受到追缉，被迫由他的西城东斜街公寓住处，跑到未名社的社址住了三个月，然后便回上海了。雪峰《自传》说：“28年2、3月间，我到上海，住在宝山路宝山里。”《年谱》据此定为1928年“2、3月间，离京南下，到上海，继续从事翻译工作”。
阅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1936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收雪峰致戴望舒函一通。信写于1928年3月1日，时在上海，一开头就说：“昨日一信想已收到。今日颇烦闷，终日萦思西湖，实在好笑。《夜》必须在下星期二才可完全弄好。《阿达拉》二稿也必须在下星期可校好。鲁彦有关系的人间书屋据说可望成，金枝的小说已拿去，今日已先付我二十元，说只能抽版税，明后可再付三元……”信的第二段说：“我今日颇不乐，并非全为女人。我感到上海的一般弄文学的青年的无聊、投机、无心、加之头脑不清楚。同时想到自己，也想到你们。我想我们应振作一下，干些有意义点的事，弄文学也要弄得和别人不同点。其实现在我们干的，和别人没有很大的区别。如此下去，我实在感到无聊了。”第三段讲杜衡的《火曜日》, “我这几日觉得不好。我本想寄到《未名》去，因我觉得不好，未寄”，最后讲到对于戴望舒、施蛰存、杜衡三人翻译的努力，“我实在佩服的。但我希望你们赶快结束旧的，计划在人家之前的”云云。这封信的内容对于了解初到上海时的雪峰思想和他文学译著、理论的一贯精神都很重要。即对于弄清他离京到沪的时间，也提供了新的证明。信写于3月1日。首先就说明他离京到上海只能是1928年2月而不可能是3月了。从信里讲到自己昨日给戴望舒写信，心中思念杭州文友，连续为望舒校对译稿，与人间书屋联系出版事宜，对上海文学青年情状的了解与不满，以及“这几日”读了杜衡小说《火曜日》的看法等等，都说明他不是刚到上海的情形。又据施蛰存先生回忆说，雪峰离京前曾给戴望舒寄一封快信，说他已决计南下，不过有一窑姐儿与之同行，急需一笔钱赎身。施蛰存、戴望舒、杜衡马上凑了四百元汇去。但之后好久没有消息。“又过了几天，忽然收到雪峰从上海来信，说他到上海已四五天，住在旅馆里，想到松江来，叫望舒就去接他”。很快望舒和雪峰来到松江，知道是雪峰为了帮助几个朋友离京，“才编了窑姐儿的故事”。后来他们还在松江办《文学工厂》（未出），来往于松江和上海之间。上述一信应是雪峰回上海到过松江后再返上海暂住而写的，所以才会有“终日萦思西湖”之语和商宜校译稿出书之事。
1927年10月22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府搜查北新书局，24日《语丝》社被查封。因雪峰在北新的一部译稿的题字涉嫌受到追缉，便搬入未名社避难三个月。如从这时算起，三个月后当为2月初。由此可以推断，雪峰离京到沪的时间应为1928年2月，最迟也不超过2月下旬。
之二：雪峰与周作人的关系
雪峰到京后，曾借潘漠华的入学证到北大旁听过鲁迅先生的几次讲课；由李霁野推荐，鲁迅先生为他校改过译稿《花子》，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1926年8月5日傍晚，还为让鲁迅先生推荐到北新办一个小刊物（与潘漠华、姚蓬子等）之事，到家里拜访过鲁迅先生。不久，鲁迅先生匆匆南下。雪峰与鲁迅的交往到上海之后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极为重要的时期。
在北京的三年中，雪峰与周作人是不是有过交往呢？湖畔时期的雪峰，即已为周作人所知道了。周作人在1922年曾撰短文介绍诗集《湖畔》。文章说：“他们是青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成新鲜的印象，我们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这是我所时常注目的一点。……他们寄了一百本书来，叫我替他们找个寄售的地方——我现在便托了北大出版部与新知书社寄售，南城方面本来也想找一处，因为没有认识的人，所以只好罢了。”这时期，应修人、汪静之等都曾与周作人通信求教。潘漠华先于雪峰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也会听到周作人的讲课。雪峰到北京后多次去北大旁听鲁迅的课，按常理臆测，他听过周作人的课，也是自然的事。而且由于周作人同湖畔诗社青年人的文学来往的特殊关系，冯雪峰与周作人的较早面晤也是可能的。不然，雪峰拜访周作人随即借书也就不好理解了。据钱理群同志告诉我，之后我又去鲁迅博物馆查阅了周作人日记，在1926年4月25日确有记载：“上午……冯雪峰君来借去高濑舟等三册”。这说明，雪峰在第一次拜访鲁迅之前三个多月，已经拜访过周作人，且已到了当即可以借书的情形，说明大约已不是初次相晤。以后当还会有所来往。周作人1927年日记停记，到11月19日方开始追忆补记，且极少，当然无法查到有关记载了。但雪峰对周作人主持的《语丝》杂志的关注和支持，由于《打倒智识阶级与五民主义》一文的发现，也可以略得消息。雪峰文章的内容与周作人当时的战斗精神和锋芒所向是一致的。不仅当时，就是后来，雪峰对周作人深有了解，且极赞佩。抗战开始以后，雪峰对周作人身处北京的关注和认识，也就毫不奇怪了。周建人在一篇文章中说到：“鲁迅去世后，中日关系更为紧张，好心的朋友关心周作人的安危。冯雪峰对我说过，他看过周作人的《谈虎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冯雪峰还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力量。并隐约表示，他自己颇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我作为媒介。”雪峰的“有意”是出于个人，还是出于组织，已不可知。周作人的“附逆”是必然，还是偶然，不好插嘴。但从周建人的这段珍贵忆述，不可以看见雪峰对周作人学识文章的深刻了解，不可以看见雪峰与周作人过去在精神与文学上的交往联系的影子吗？
1988年1月31日农历除夕，雪峰逝世十二周年起笔，3月6日完稿
（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