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教育功能

电视艺术有着不容忽视的教育作用。“文艺作品提供了关于社会关系的认识材料，也就帮助读者形成一定的社会观。但其教育作用还不止于此，它对受众还有直接的思想和道德教育作用。这是因为文艺作品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纯客观的反映，而是包含着作家的主观认识，所以必然要在思想上对读者产生影响。”与其他文艺形式类似，电视艺术的教育作用可分为正面教育和负面教育两个方面。

一、正面教育

在电视艺术中，正面教育主要表现在正面人物的思想影响上。这些正面人物在生活中起榜样的作用，他们的英雄行为和崇高思想让人肃然起敬。推而广之，凡是体现新思想、有进步倾向的电视艺术作品都有正面教育作用。

许多电视人物访谈节目很好地承担起了正面教育的社会功能。CCTV-10的访谈类栏目《大家》在这里值得一提，它于2003年5月在开播，是一档以科学、教育、文化、卫生领域里杰出的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人物访谈类栏目。在电视文化被称为“快餐文化”的当今，《大家》栏目多年来一直坚持突出思想性，追求文化品位，发挥资料抢救、文化传承与社会教育功能，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档栏目将内容定位为“成功者的人生故事”，多位“大家”所从事的领域不同，人生阅历不同，性格秉性也不同。在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在每一次重大的抉择时，在每一次成功与挫折面前，每个人的精神境界、思想风范、人格品性都会绽放出不同的绚丽光彩。国家广电总局“收听收看”小组对《大家》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它们“突出了这些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大家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这些‘大家’的爱国情怀、报国心志以及他们对事业的追求、治学的严谨，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他们的成长经历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对我们都有启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精彩的人生故事、高尚的道德情操、伟大的人格魅力必然会对受众产生灵魂净化、精神指引和励志作用，促进人们的思想行为健康发展。

另外，近些年荧屏上涌现的诸如《任长霞》、《温暖》、《好人谢延信》、《贞姐》、《警察故事》等取材于真人真事的“新型英模剧”，同样是把思想性和艺术性融合的范例。由于剧中的主要艺术形象都有现实原型，这类电视剧在叙述过程中便有了更具可信性的事实基础，也就更容易发挥教育功能。在《任长霞》中，艺术创作者通过一系列审美化的手段，展示了原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的先进模范事迹：体察民情，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通过周密布置、亲临现场，救出两名儿童人质，抓捕了罪犯；摧毁了房聪兄弟的恶势力团伙，逮捕了全部犯罪人员，使银沙滩地区长期受恶势力残害的群众扬眉吐气；智破“少林侠客”抢劫杀人案和范村王秀芝被杀案；面对笼罩在兆北村老百姓头顶上令人恐怖的“砍刀帮”，亲临现场勘察和指挥破案，抓捕了其全部38名成员……一系列感人至深的先进事迹在公安系统甚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学习任长霞”的呼声在社会上日益高涨，电视艺术强大的社会教育功能进一步凸现。

二、负面教育

即使是具有批判意味的电视艺术作品，也能给人以教育，只不过通常是以负面教育的方式。这尤其表现在古今中外讽刺性的文艺作品中，所不同的是，它是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达到对美的肯定。讽刺艺术家同其他艺术家一样，饱含着内在的热情和对真理、正义的追求。不同的是，他们是通过对反动的、陈腐的、落后的事物的嘲讽和鞭挞，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讽刺文艺能使人们感受到揭露“假、恶、丑”的那种痛快和喜剧美，有效地对人们进行负面教育。喜剧大师莫里哀认为，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面面俱到，也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绘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把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打击。在现实中，某些染上恶习的人，会把严肃的批评和规劝当成耳旁风，但周围群众的笑声却能使他脸红、心跳，坐立不安。

在电视荧屏上，作为文艺轻骑兵的电视小品较好地行使了鞭挞讽刺的社会教育功能。历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的经典小品无不具有讽刺意味。以最具代表性的“赵本山小品”为例，小品《策划》讲述的是“公鸡下蛋”一事，实际上是讽刺当今愈演愈烈的炒作之风。又如作品《说事儿》，实际上是嘲讽当今社会普遍的“名人负效应”。再如《卖拐》、《卖车》，其实讽刺的是社会中损人利己的道德败坏者。其中的“大忽悠”完全是一个刁钻恶毒的城市游民，他的目的是利用人们对习惯思维的迷信来戏弄人们，从中捞取好处。他的看家本领就是在高姿态和低姿态中来回高攀低就，通过吹嘘将“崇高”和“神圣”引入到无拘无束的把戏中。

这类优秀的电视文艺作品通过对反面形象的展示给人以教育作用，使受众在戏谑的、轻松的氛围中抑或增长见识，抑或反观自身，进而加固或者重建自己的道德行为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