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的所知所识都是有限的。如果以这种有限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就会产生成见,进而产生无谓的争论。正如盲人摸象故事中的盲人,虽然摸到大象尾巴的盲人感知到的大象确实像一把扫帚,摸到大象耳朵的盲人感知到的大象也确实像一把蒲扇,但如果他们将自己感知到的东西当作大象自身,就会出现问题。
推及一般,只要我们将自己有限的所知所识当成了事物自身,就会产生成见、产生争论。反之,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识是相对的、有限的,就能消除那些无谓的争论。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不仅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识是相对有限的,而且还能忘我地与事物融为一体,那么我们无需思考就能处理好世事,无需用心就能合乎世俗习惯,恰如庖丁解牛故事中的庖丁,无需刻意运用感官就能将宰牛变得像演奏乐曲一样轻松自在。一旦达到了这种境界,我们就能逍遥自在地栖息在天地之间。以此境界对待自身,就能达到养生的目的;以此境界与人交往,就能在社会上如鱼得水;以此境界治理国家,就能实行无为的善治。这正是《庄子》一书所阐述的基本思想。
庄子(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69至公元前286年之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代宋国蒙人,与孟子处于同一时代。与普通人一样,庄子过着娶妻生子的正常日子。他所著的《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真经》。据记载,汉代时《庄子》有五十二篇,十余万字,但这个版本已经失传。现在流传的《庄子》是由晋代郭象所删订的,约七万字,包含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
《庄子》问世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无法理解其思想。直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热衷于谈论“三玄”(《易经》、《老子》和《庄子》),才掀起了研究《庄子》之风。在这个背景下,郭象的解说脱颖而出(有人说他是剽窃了向秀的成果),成了人们最为认可的注疏。到了唐代,成玄英道士又在此基础上加以详细地注释。二人的解读合在一起成为了注解《庄子》的权威。除郭象、成玄英之外,其他人也对《庄子》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到了清末民初,郭庆藩将前人对《庄子》的解读集结编纂为《庄子集释》一书。这是研究《庄子》的权威读本。另外,宣颖的《南华经解》也别出新意。
当然,这并不是说《庄子集释》和《南华经解》已经解决了《庄子》中的所有问题。实际上,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不少人注解《庄子》时带着明显的偏见,有的人是从佛教的视角出发解读《庄子》的,有的人(如宣颖等人)是从儒家的视角出发来解读《庄子》的。这些解读方式极易误导读者。其次,不仅很多注解存在明显的错误,而且还有一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此外,对文言文的理解、古今不同的阐释习惯都成了现代人阅读《庄子集释》和《南华经解》的障碍。
基于这些原因,作者着手对《庄子》进行全方位的现代解读。本书除了一般同类著作中所具有的词语注释和译文之外,还对《庄子》的每一段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说,并在此基础上对每篇的主旨进行概括,对每篇的结构进行相对合理的划分,对前人在个别地方的误读(如对“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之非指”的理解)也重新进行阐释,以期读者能更顺畅地阅读《庄子》,更加准确地把握庄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