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杰克逊希望的破灭，英国人所负的责任最小，他们在美国要迅速达成协议的路上并没有造成多少实质性的障碍。他们不满美国人的专横跋扈，也忧虑如何设计审判程序来调和苏联和西方的法律制度，还对美国的审判计划深感困惑。其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对于美国是筹划一场审判，或是三四场审判，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因为，杰克逊的副手多诺万将军，告诉英国代表，他预想同一法庭在同一次对纳粹被告的起诉中，需要进行一系列审判，这引起英国人在这一点上的混乱认识。马克斯韦尔-法伊夫认为，把戈林列为纳粹首脑，对他的判罪，可以使整个纳粹政权名声扫地，也就达到了消除纳粹主义的审判目的；因此，他相信，其他一切事项也都从属于对戈林死罪的宣判。

其次，英国人也不明白，美国打算如何起诉共谋罪和犯罪组织？审判的主要焦点是战争罪，还是侵略战争罪？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他们决定让美国人把一个纳粹“共谋统治欧洲”的计划作为控诉的核心，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凭此可以限制被告的人数以及所需证据的数量。英国外交部收集到了有关纳粹头目的生平资料，这些资料比美国人随后要使用到的更新更准确，从中，英国人做了庞大的筛选工作，结果列出了一张简洁的包括十个被告人的名单。用这张名单，英国人希望说服美国人，以一个“共谋统治欧洲”的计划为基础来组织一场审判，既富有效率又切实可行。

当杰克逊一行到达伦敦，并急于敲定英国对其修订后的行政协议的支持时，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与其助手已经完成了自己大部分的准备工作。因而，在法国和苏联代表团到来之前，英、美双方立即展开了广泛的会谈。美国代表团对英国的合作精神明显感到高兴，这使英国人很快获得了主动权，提出他们预期的被告人名单。杰克逊关注的重点在于，要使同盟国就基本的审判体系达成协议，因此无暇顾及被告人的挑选工作。在此问题上，美国人无能为力，只同意名单上的被告不应该太多，但同时也为随后能够增加被告人留下了余地。

杰克逊对苏联的看法和意见非常复杂，但在与英国的整个会谈期间，他的总体倾向基本上是合作的。他表示，他不希望审判在德国境内的苏联占领区进行，他强调，如果苏联代表团不能及时赶到，他提议“公开发表宣言延期召开四方会议”，这样就可以毫不含糊地责备苏联人。然而，有时他又评论说，不能认为只有英、美两国才是世界正义的捍卫者而疏远法国和苏联。会谈中，英、美代表相互欣赏对方的通情达理，而期待协议能够迅速达成，他们决定提早行动，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开始起草起诉书，并着手筹划实际的审判机构。

6月24日罗伯特·法尔科率领的法国谈判团、25日尼基钦科率领的苏联谈判团，相继抵达伦敦。伴随着他们的到来，杰克逊的忧虑也随之而生。

苏、法代表明显感到，英、美代表赶在其到来之前已经联起手来对抗他们。由于来自弱小国家，法国代表的自尊心因此备受刺激；苏联代表却满怀强国的自信，同时充满着苏联一向对西方意图的不信任态度。这些欧洲大陆代表面临的处境与英、美代表截然不同，他们需要时间仔细了解形势。因此，当他们发现其英、美同仁不仅对一些基本问题达成了共识，并且已经动手组织实际的审判时，软弱的法国政府虽无力提出强烈抗议，而强悍的苏联人却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是一种侮慢。英、美代表激进的行为适得其反，恰好引起苏联人的警惕，遂使他们坚信，最好的对策是放慢行动的速度。

在这种情况下，杰克逊不能指望这两个代表团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顺利接受美国人的方案。他们也各有主张，并和美国人的一样强烈。还让杰克逊烦恼不安的是，苏、法谈判团代表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大陆法律传统。英、美代表能够以共同的普通法为前提讨论问题，他们分享相似的程序和原则；然而苏、法两国代表的心理状态则与之不同，他们不以普通法为先决条件，而且还对普通法的一些原则怀有潜在的批判和敌意。杰克逊一针见血地指出：“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如何调和这两套差别极大的法律程序……”⁸⁵实际上，在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上，经过没完没了的争论后，他们往往发现罗马法和普通法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⁸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