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面对所有这些问题和批评，杰克逊处境艰难，难以从容应对。美国代表最好的办法是保证进行起诉并不费力，而且局面已经在其掌控之下，以此说服其他盟国赞同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不过是美国代表的缓兵之计，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至少截至目前，这还是自欺欺人的大话。事实上，杰克逊班子的起诉准备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没有取得多大成效。谈判中麻烦不断，后勤的证据收集同样困难重重。

美国已经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建立起了证据收集中心，精细的资料翻译系统也逐渐完善起来。另外，美国调查人员组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大军，配备着打字机、油印机等先进技术设备，贯穿从英国到欧洲大陆的广大领域，声势浩大地为起诉准备不断奔忙。这强大的阵势强有力地帮助美国代表说服其盟国同仁，只需他们简单地同意美国的计划，所有麻烦都可迎刃而解。其实，档案收集系统存在着严重缺陷，迄今搜集来的档案材料只是一些零星的、粗略的暴行记录，很难形成针对任何一项指控所需的有血有肉的证据。

6月30日，杰克逊给陆军部写信说，从欧洲大陆收集来的证据，不能支持重大的讼案，难以证实纳粹计划和共谋的存在。杰克逊推断美国和其他盟国政府的档案室可能掌握着这些至关重要的证据，他心存侥幸地想从这个途径得到关键的文件。然而，截至1945年6月下旬，杰克逊的推断完全落空了。受邀请担任谈判顾问的伯奈斯上校，负责伦敦的档案收集工作。7月初，他神情沮丧，几近于绝望，战略情报局获得的资料大都没有用处，对战俘的审问也毫无所得。在给其陆军部的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一再以光荣而勇敢的言论在会议上赢得胜利，可是实际掌握的证据却写不满寥寥可数的几页纸。”⁹⁸

只是到了8月，捕获的档案资料才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来，随之，美国代表团的信心有了坚强的后盾。不过，即使在那时，实际的情况也远远匹配不上美国代表公开做出的令人欣喜的保证。

在证据还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杰克逊需要具备钢铁般的意志，来冷静处理其他代表团对计划提出巨大变动的要求。在谈判过程中，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相当干练、冷静的政治家。但实际上，他对局势的观察以及对协议的期望却剧烈地摇摆不定。

谈判刚开始时，他非常乐观，第一天讨论之后，他就向罗森曼通报，“各方代表在实质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三天后，他发电报给他华盛顿的班子成员，说苏联代表反对关于犯罪组织的规定。7月4日，他给陆军部的消息中谈论到签订协议的可能性，他认为，“确保协议能够签订还为时过早，但也绝不是毫无希望。”⁹⁹ 到了7月12日，他仍然保持乐观态度，并向白宫报告说，他坚信美国终将在谈判中获得成功。然而，六天后，即在谈判进行的第三周，他表示，苏联人的情形令人灰心，他正准备一个候补提议，作为谈判破裂前的最后手段。然而，紧接着的第二天，他又通知华盛顿的班子成员，“现在看来有可能达成国际审判的协议，它将具体表现我们计划的基本内容。”同样，在7月19日，他满怀希望地认为，关于主要战犯的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然而，就在次日，他绝望地说，对苏联人几乎要下最后通牒了。

如果充分考虑到杰克逊面临着的强大压力，以及从上述信息中反映出来的谈判的起伏跌宕，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难以控制伦敦会议的局面。其他代表的陌生态度和考虑问题的方法，都出乎他的意料。苏联人和法国人动辄反反复复地回到争论问题上，这几乎让他发狂。在谈判开始之前，他已经对苏联人怀有很深的成见；而与苏联人打过交道的美国军官，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种态度。他们无数次向他抱怨说，他们如何忍受苏联人的蓄意阻挠。迄今为止，他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让他确信，苏联代表将成为麻烦。7月的第三周，杰克逊已经深信苏联人既危险又难以对付，他对四国合作建立国际法庭进行联合审判失去了信心，开始考虑中断谈判，并设想自行起诉美国关押下的战犯。

应该说，杰克逊这样激烈的反应的确事出有因。苏联代表在伦敦的行为时常令人困惑不解，尼基钦科又是个强硬的谈判家，他与美国代表之间在关键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杰克逊真切期待的是，被告应当在享受一切正当权利的前提下受到公正的审判，而不是只为了判刑而组织法庭。而他认为，苏联代表并不关注这个问题。

杰克逊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基本的战争罪行问题，即交换战犯问题，将引起东西方的意见分歧，而且在这一点上，他比大多数美国政府官员都发现得更早也更富洞察力。7月6日，他建议应该做出准备，以回应苏联提出的交换战犯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大多是“纯粹政治性的”，几乎没有可能通过公正的审判加以解决。关于这个问题，杰克逊的强硬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些问题上，他却走了极端，过于急不可耐地将苏联代表的意见置之不理。

客观而论，苏联代表的反对立场也并非出于故意刁难。他们对美国计划的看法相当正确，认为其战争罪行提议既复杂难解又矛盾重重。他们的每一项批评或建议都不无根据。更重要的是，和杰克逊率领的代表团不同，其他三国的代表团都不能在谈判中自由行动，它们各自都直接受其外交部的领导，每个重要的建议或修改意见，都不得不通过错综复杂的公事程序获得政府批准。英国代表团尚且如此，相比之下，可以想象法国和苏联两国代表更要遭遇何等麻烦。

然而，对他们的苦衷和处境，杰克逊根本没耐心加以体谅，他既没有心情延误谈判，也并不打算作出起码的妥协。7月中旬，美国代表已经无法重起炉灶，来抛弃他们的基本计划，大多数杰克逊班子的成员，尤其是起诉国际战犯的最初计划的起草者伯奈斯上校，把任何实质性的改动都看作是对计划和美国人信念的背叛。他们既不想作出让步，对一系列具体指控取得一致意见，也不放弃他们对共谋和犯罪组织的最初构思，而是避其锋芒，从别处入手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