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
- (澳)约翰·哈特利 贾森·波茨
- 8081字
- 2022-09-02 05:22:28
作者中文版序：寻求文化与科学的通约性
《文化科学》的中文版问世，令我们十分高兴。我们感谢本书译者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他承担这一任务，面对不熟悉的题材而卓有成效，并不吝赞赏本书的“创意视角”。我们为此而深感荣幸。试图用新的方式说新事物时，难免会遭遇特殊的问题：令我们放心的是，中国读者在何教授的手里“十分安全”。当然，任何可能的误读盖由我们承担。
我们还感谢我们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SICI）的同仁，我们当中一人（哈特利）自2013年以来在此担任客座教授。这里的同仁有：深圳大学副校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凤亮教授、该院项目管理主任温雯博士。温雯博士是我们文化与创意经济研究的同事。我们赞赏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勇于担当，推出文产研究的一套译丛，并将本书纳入其中，借以促进不同“亚部落”（见第三章）的思想交流。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时刻，不仅因为它使我们的成果送达中国读者手中，而且标示了我们这本书的主题。跨界传播是新信息最重要的意图，也是任何文化创新的源头。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全球快速社会经济变革的热点一直是中国。但文化和思想交流往往要慢半拍，发展也不均衡。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社交媒体、通俗文化、贸易和旅游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但苦于不同的知识和感知，全球性媒介化的意义与地方的群体身份发生冲突。
学术研究承担特殊的责任去理解并转化陌生人的思想和经验。然而，像不同的民族文化一样，学术文化常常抗拒外来影响，就像我们习惯于（颇有道理）逗留在我们的学科边界和专业特长里，习惯于满足本地机构、组织与读者的需求一样。建构一个通用的模式，以显示文化如何运转，何为文化功能，同时又显示如何分析在众多地方差异的语境下分析文化的运行机制，以建构一个通用的模式，这是否可能呢？文化差异往往既意味着群体的合作与交流，又意味着竞争与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建构一个通用的模式是否可能？本书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为撰写本书，首先要跨越的边界之一是两位作者之间的学科边界。贾森·波茨的领域是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他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训练；约翰·哈特利是媒介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兼有文学研究和符号学训练。这些不同专业的方法论迥然殊异，而且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它们含有意识形态的附属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很容易挑起“我们”和“他们”立场的对立。这类分殊的文化、传播和创意路径如何整合呢？多年来，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属下的创意产业中心（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s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CCI）努力回答这个问题。本书就是这样的研究成果。
如今，我们把思想袒露在世人面前，类似的挑战就摆在我们面前了：面对自有独特思想的社群，如何表达有关文化的新鲜而有用的问题呢？面对中国时，这是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中国历史很悠久，人口又最多，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和全套独特的治理机构。几百年间，中国与域外人的关系动荡不定，常感到痛苦。难怪它对外来思想的疑虑挥之不去：这不仅是对恶邻的防卫机制，而且是有能力面对任何挑战而感到骄傲的标志。
与此同时，对政治思想和经济实践的西方影响，中国又持开放态度——虽然有时它不太情愿让外来影响覆盖民族文化的现存模式。在目前的语境下，在新兴的网络技术和媒介这些经济建设和文化表达的全球平台上，这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明显。互联网技术是中性的，但中国的互联网使用和规制是独特的。结果，和有些互联网技术发明、思想和革新源头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就产生了非常独特的用户生成内容的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在这样的语境下，历史和政治在互联网故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像经济学家和文化学者对各种过程感兴趣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像其他学科解释自然（气候、洋流）和文化（贸易、名望） 的全球性模式一样，构建一个通用的文化理论，以解释思想和想象的进出口，那就不仅更难，而且更为重要了。
中国的经济已赢得世界的钦慕，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尚不广泛。中国仍然是思想的“净进口国”，在科学（在形式知识领域）和审美（在消费文化领域）两方面都要进口。无论在制造和运输系统所需的工程技术方面，还是开发吸引人的时尚品牌方面，中国的声音并不经常在世界市场上响起。无疑，中国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大量投资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其原因是：发展经济基础和国内市场；把重点从低成本、模仿-追赶的制造业转向高价值的创意革新，以促进中国的文化产品和创意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己的文化也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的“软实力”。这是国家竞争力的至关重要的战略。
也许，这些抱负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各国无异：一个“我们”社群需要确保自己与其他任何外部的“他们”社群有所不同，同时它又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自己的身份、故事、价值以及产品和服务在世界舞台上流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结果吗？无疑，这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福利，促进国内外的和谐，使世界各国更好地理解中国，促进未来的合作、减轻有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同时又使世界各国多带上一点点中国味儿。
由此可见，无论看上去多么独特，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从长时期来看，影响是相互的，就像对话是有来有往地轮换一样。21世纪有可能是“中国世纪”，中国正强有力地传播自己的声音，让他人倾听，以前的中国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他人说话。但微量分析这个过程时，有必要识别文化和创意生产力的大系统，这样的交流成就于大系统。这个系统是全球性的，其产品各有不同。
（一） 全球化与差异的加速
电脑、电讯、媒体和互联网广布全球，全球的知识流布日益广泛，但文化“领域”仍然是撕裂的。我们至今难以把“符号圈”（Lotman 1990）表征为单一的单位，因为其变量要素使用不同的语言、技术和软件去表达不同的信仰或不同的政治，去生成表面上看不可通约的现实；在这里，“差异”被视为对立的、敌对的。在民族文化层次上，你们的全球性娱乐（美国）被视为对我们的现实的入侵（习近平的中国；激进伊斯兰；记录片《第一批人类》）。在个人层次上，“差异”并非总是受欢迎。它遭遇的可能是强化边界的敌视（常常因制度框架比如新闻业或政党而层层叠加），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网络，人们的身份可能各不相同。
目前，全球符号圈处在过渡期，位于“微观”的攻击性狭隘主义和“中观”的全球综合的半途；攻击性狭隘主义需要的是承认差异，使之维持异质的地位；在全球综合的层次上，典型的交流立场不是不制造敌人，而是转变，是跨越文化的（居间的）和知识的（跨系科的）边界。在公司基础设施的层次上（即标准化平台上），这个过程运行良好，至于促进不同人群间共享“互操作性”的文化，人们给予的关注却要少得多。技术进步固然受欢迎，同时又显示，在新思想的社会传播、吸收和普遍使用上，我们还任重而道远。技术壁垒妨碍人的社会交往，使人难以通达全人类不同的群体，这样的障碍仍然使人望而生畏。而文化的防卫机制更加令人望而生畏：“我们的”群体要防御“你们的”群体，不惜一切代价。
这一切似乎都影响我们如何考虑社交媒介和数字文化，这是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英语用户强大环境中产生的媒介和文化。和许多现代科学一样，和全球新闻、小说和娱乐的凯歌高奏的形式一样，在技术（科学-军事）方面和商业方面，互联网都是英语用户的技术，从域名开始直到1990年代开始主宰互联网的公司，互联网都是英语用户的技术。于是，把“我们”（用英语的美国）用来指称“世界上的每个人”的泛化习惯就轻松迁移到社交媒介了，因此，对许多国家的许多用户而言，尤其对有组织的新闻界和评论界而言，“互联网”就意味着谷歌、亚马逊、面谱、亿贝等美国降生的技术巨头。
这是很容易养成的习惯，因为直到不久前，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往往都是美国公司。1995年，在世界互联网公司15强（以市场资本化为标准）中，只有两家的总部不在美国（图1）。到2015年，市场资本化已从17亿美元增长到2.4万亿美元，但这15强里只剩下一家美国公司，其余的美国公司都被取代了。现在的15强包括4家中国公司：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在中国名为BAT）和京东。显然，“天”在变！
图1 顶尖互联网公司市场总值比较（计量单位：百万美元）1995—2015注1
互联网是世界网，这个意识已经增强，但互联网的表达仍然是陈旧狭隘的民族国家竞争力：“我们的比你们的大。”就公司而言，局面仍然是“白雪公主”（谷歌）对“7个小矮人”（所有其他公司）。（图2）
图2 互联网公司（每个国家前三位）的市值比较（美元）注2
注意图2的比例尺是对数。《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的解释是：美国的亚马逊和脸书排名第二和第三，除了中国，它们在任何国家都算最大。谷歌大于其余48国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巅峰价值的总和。（The Economist, July 12, 2014）
然而，商务和新闻话语的记录显示，中国在“赶上”，它还有庞大的未联网的人力资源库去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动力。“普通话互联网”的议论在2010-2012年间已开始流传。
与此同时，中国公司也在国际化，领头的是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总部在杭州）和电信公司华为（总部在深圳）。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图4）显示，许多中国公司在继踵而至。
图3 十大网络语言（计量单位：百万用户）（2015）注3
图4 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的市值 （2014）注4
自然，西方守成国对自己的领先和市场份额感到不安。正如总部位于伦敦的《经济学家》（见图2）所言：“令欧洲焦虑的是，在互联网五强中，没有一个是欧洲国家。”对其他英语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而言，情况更令人焦虑。它们根本就没有在顶尖的排行榜中露脸。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哥斯达黎加、科索沃和埃塞俄比亚都排在他们前面。讯息是清楚的：全球对话的主要参与者在交换位置——新的语言在世界舞台上发声。我们还需要理解这个舞台。
（二）新时代的新对话
1820年代，贝多芬写道：注5
朋友啊，不弹奏这样的音调！
调换调子，弹奏更愉悦的乐章！
用那个欢快对话的精神，我们用一个对话结束这篇中文版序。我们的英国出版社布鲁姆伯利（因出版轰动全球的文化创意作品《哈利·波特》系列而声名崛起）想要为读者提供我们的洞见，并介绍《文化科学》，因为这个书名可以归入两类书单：媒体类和经济学。于是他们采访我们两位作者，为其布鲁姆伯利学术片《电影与媒体博客》拍一个短片。注6 以下是我们经过编辑的访谈。
布鲁姆伯利（以下简为“布”）导语：
我们出版社许多论电影和媒介研究的书放进电影研究是非常合适的，它们谈的是导演、电影、样式、国家电影业和跨国电影业；其他一些书适合放进媒介研究，它们探索媒介权力、广告效应、名流麇集的文化都会。然而偶尔之间，我们出的书却摆脱了一切清晰界定的范畴。
无疑，《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就是这样一本难以归类的书，显然，它至少是一本论文化的书。但除了把人民、世代、地点等一网打尽之外，文化这个用起来方便的语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用近乎科学的方式，你如何研究一个如此宏大、难以界定、难以名状的领域呢？
约翰·哈特利、贾森·波茨两位作者综合了跨度可观的若干学科，推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方法，即进化论的研究方法。因为这本书几乎难以归类，所以我们请他们向读者介绍这一开疆拓土的工作。
布：对没有专门知识的读者，你们如何解释本书的概念和轨迹呢？
作者：这本书讲“文化的性质”。那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文化的性质呢？问题就从这里开始！
我们两人在同一研究所（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创意产业中心）共事，但我们的学科背景迥然不同，所以研究“文化”问题时，我们很难有共同语言；我们理解文化、探索文化的方式影响我们对知识、创意、权力和增长等当代问题的处理，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共同语言少之又少。学科语言和传统对我们帮助有限，阻碍却相当大。
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它不是科学研究。研究文化建构成进步学术运动，它表征的是政治问题。有一段时间，“政治”遮蔽了“文化”。文化研究被用来抗拒媒介与社会的当代问题，尤其是有关媒介化身份和关系的政治维度问题，至于文化研究里的基本文化观念究竟为何物，反而不清楚了。于是，从外部引进新观念，似乎是好主意，从进化科学和复杂科学（经济学、生物学、网络理论和知识论）引进新观念，尤其是好主意。
但另一条路径——文化的科学研究——也带来问题。比如，进化人类学研究并不是文化研究。这是一个反问题。换言之，文化的自然科学苦于理解“意义”，难以理解文化在日常情况下的建构和使用。原则上，这正是文化研究的长处。
起初，我们准备用书名“表意功能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meaningfulness），可见我们的目标心比天高——我们试图重新发明文化研究，我们的意图是：利用科学方法的最佳方面，绕开其弱点（意义研究），将其与文化研究最富有洞见的方面结合起来，同时又抛弃文化研究预先选边站的倾向。
这就使我们开题时遭遇到“问题”：知识问题。知识问题也是本书的课题，因为我们断定，用知识系统和技术的进化来解释文化是最好的方式。
“文化用作什么目的？”我们提出不一样的答案。在理科里，文化是社会复制的信息，是一种机制，一类信息借以在社会里传承——正如基因是生物复制信息的单位一样。在文化研究里，文化是权力和较量的场所；文化研究并没有在功能上分析文化。我们提出的答案是，文化造就群体，这就是“文化科学”的路径。这就是文化的功能。创造知识的是群体，通过与其他群体的互动，群体创造知识。文化造就的群体是创造知识的群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亚部落”（deme），亚部落由语言和故事等元素组成。
故事的基本特征是，既有主角，又有“我们”（英雄）和“他们”（恶棍）的区分。亚部落也有这两种人。对内部人而言，亚部落是知识之源，能解释世间的一切：其范围遍及寰宇。同时，“我们的”知识是有对手的——原则上“我们的”知识与“他们的”知识对立。在讲故事的系统里，从新闻业到娱乐业，都可以见到这种对立的形态结构。同理，科学也难免这样的“对立主义”。由此可见，文化造就的知识是亚部落的——文化偏爱和复制与他人竞争的群体。因此我们认为，不同的亚部落互动和竞争时，革新和知识增长的力度最大：知识变化，并且在群体之间的边界（又是敌对的边界）上冒出来。
布：循着同一思路，你们如何用一句话解释“亚部落”？
作者：在生物学里，亚部落是一个杂交的种群；在政治学里，亚部落是一个投票选举的群体；在文化科学里，亚部落是一个互相认识的人群；他们与其他亚部落争夺新知识。
布：什么力量吸引你们去论述“亚部落”？
作者：波茨是演化经济学家，这门学科建基于进化生物学；在进化生物学里，“亚部落”概念和总体的种群思维高度发展、司空见惯。哈特利长期研究文化突变、故事、新闻和受众（“民众”）。他注意到自己的领域与演化经济学知识增长概念的关系。我们都欣赏卡尔·波普尔，这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本书核心概念孕育的起点！
关键的突破是我们认识到，亚部落概念使我们能绕开个人层次和群体层次的战场，那是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两军对垒的战场。亚部落站在两边，既是经济学概念，又是生物学概念。这一突破是人类行为在种群层次上的解释，使我们能对文化研究的许多概念进行再加工，隐含的结果令人吃惊；比如在市民身份、文化奔溃与征服、故事的创作和新闻的意义等概念方面，我们都有了新的发现。这就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计划。反过来，这就为经济学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挑战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以及它对行为（可观察到的选择）的倚重，而不是对知识（群体分享的意义）的倚重。
布：撰写书稿的过程中，你们向谁求助？换句话说，你们发现什么书需要反复参考？为什么？
作者：我们追踪几个典型的跨系科作家，他们楔入的领地与我们类似。何梦笔（Carsten Hermann-Pillath）尤其给我们启迪。他提出文化科学的演化经济学逻辑。他是演化经济学家、汉学家。最近，他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著作《中国的经济文化：国家与市场的仪式秩序》（China's Economic Culture: The Ritual Order of State and Markets）。注7
进化生物学和语言学家马克·培杰尔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他关于语言演化的基本观点与我们提出的观点路子相同。在我们推出合作模型方面，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我们并不认识培杰尔和金迪斯，无缘谋面，承蒙他们对本书进行评论。
赫伯特·金迪斯是美国圣塔菲研究所外聘教授、匈牙利中欧大学经济系教授，与人合著《合作的物种：人的互惠性及其演化》（A Cooperative Species: Human Reciprocity and its Evolution 2011）。他写道：
人在演化过程中重造文化，亦如鸟类在进化过程中筑巢、蜘蛛在进化过程中结网。更说明问题的是，文化数十万年间演化，使人性如此。在这本雄心勃勃、说服力强的书里，哈特利和波茨向我们展示行为科学和文化研究统一的愿景，粉碎了传统学科的疆界。
马克·培杰尔在英国雷丁大学执教，是进化生物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有《联通的文化》（Wired for Culture 2012）。他写道：
哈特利和波茨的《文化科学》牢牢扎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框架，强调指出：知识、道德、革新甚至个人身份如何在群体或亚部落的力量中兴起，亚部落追求共同的目标，常常与其他类似的亚部落竞争。《文化科学》适合非专业读者，也是现代学术型文化研究的参考文献。注8
不过，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也许是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尼克拉斯·卢曼（Nikolas Luhmann）、大卫·斯塔克（David Stark）的著作。它们研究语言、社会和组织的路径是系统本位的和进化论的。这些著作使群体的形成和冲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将群体的形成和冲突视为自然界根本的创造力。
布：请描绘这个思想的形成过程。你们是否始于一个立场、终于另一个立场呢？
作者：我们初始的模式聚焦于社会学习，将其视为文化机制。这是演化人类学家认可的模式，演化经济学家也会认可这一模式。这是标准的文化演化的一步棋。过了一阵子，我们才意识到这个模式（基于个人行为）的局限性，它漏掉了一些东西，尤其漏掉了意义的社会元素和创意元素。于是，我们开始研究亚部落的概念，将其视为系统生成的、划定边界的过程，这个概念最终把我们引向本书的核心理念，一个两阶段的模式：文化造就群体；群体创造知识，知识在（冲突的）群体边界上强劲增长。自此，一切都纲举目张、各得其所了。
布：你们觉得，这本书的探索里有什么其他学术著作里没有充分探究的东西呢？
作者：我们重温英国作家C.P.斯诺1950年代率先提出的“两种文化”理念，他借此描绘他感知到的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割裂。我们认为，我们这个版本的“文化科学”实际上是科学和人文的调和，是文化的“现代综合”——文化与科学是“一致的”（consilient，爱德华·威尔逊语）。我们兴趣盎然地期待读者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本书的重点是推出革新理论的全新路径，这是源自文化动力学而不是经济环境的研究路径。实际上它探索的是这个全新概念的结果，在一些令人惊异的方向追踪其发展：这些方向瞄准公民身份、城市性质、湮灭、浪费和征服——这些领域是革新的标准模式通常不问津的地方。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在这里开启了一种新的对话。
布：写作过程中哪一段最令人愉快？
作者：这本书里有大量的跨界探索，它把文化研究、语义学、符号学、复杂理论和进化论、社会性、人类学、认识论哲学糅合在一起。杂交的东西免不了难看，难以在学界讨人喜欢，学界朋友往往投以怀疑的目光。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研讨会邂逅了千锤百炼的辩论，比如，经济学家本能地讨厌它，因为它有那么多文化研究的元素；文化研究专家本能地讨厌它，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书有一些新自由主义成分，如此等等，每一群人都有各自的异议。
正如珍视学术界激烈交锋的人所体验的，最令人愉快的是，这些交锋令人深省，亦令人惊叹。本书就是在跨越这些不同方法论和世界观而“获利”的过程中闯荡出来的。我们从中找到核心的概念，并以为，这些概念既简单明了又极富价值。
布：还有其他让我们分享的收获吗？
作者：我们想说，像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的人物里克（亨弗莱·鲍嘉饰）和路易（克劳德·雷恩斯饰）一样，我们认为，“这是美好友谊的萌芽”——科学与文化的交友。这是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但我们希望这一友谊在“银屏”上继续上映。文化科学如初生婴儿：我们的《文化科学》是第一卷，系列的故事将陆续登场。
其中一些故事将用普通话来讲。
约翰·哈特利（弗里曼特尔）
贾森·波茨（墨尔本）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