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朱光潜是近代中国研究西方美学的代表性人物，其著作和翻译基本上都奉献给了西方美学研究。虽然如此，朱光潜却并不是单纯地用中文祖述西方美学。他对西方美学也有批判，其形式表现为对最深刻地影响了他自身的贝奈戴托·克罗齐（1866—1952）的曲折的批判（讽刺的是，这一批判在1950年代后半期展开的美学论争中，又被指向朱光潜自身）。批判的内容是，作为美的艺术无法超越存在于艺术外部的作为真的哲学、作为善的道德以及作为利的经济，这些要素总称为社会性，美必然被其所决定。

究竟为什么朱光潜放弃了对艺术的外部要素的在康德意义上的不关心，而要恢复其社会性（尤其是和道德的关系）的呢？因为，朱光潜对他所理解的从康德到克罗齐的形式派美学有不满之处。朱光潜认为他们主张艺术就是对心中的美的形象的直觉，而他自己则认为，艺术的重要性不在于个人的孤独的想象的心理结构，而在于将艺术用特定的媒介（语言或者工具）来具体表现出来，并传达给他人。构成了艺术的想象和创造，与媒介是密不可分的，并为其所决定。而媒介同时也是文化的、传统的，所以，艺术最终被作为文化环境的“社会性”所规定。

但是，朱光潜的美学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论点，即在近代美学之中建构固有的中国美学。朱光潜在其著作中屡屡谈及中国美学。他不是为了主张中国也有堪与西方美学匹敌的概念和作品，而是为了主张中国有与西方不同的固有的美学维度。在此，作为其外部条件的“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它规定了心灵进行想象和创造的艺术过程。而此“中国”是由中国语这一媒介和中国文化这一“社会性”所构成的。批判克罗齐所体现出来的对西方美学的批判，同时也就是对美学中的中国现代主义的建构。

但是，这样突显出来的所谓“中国”到底是什么呢？它能够与美学中的现代主义整合共存吗？难道不会反而使艺术被还原为恶劣的道德主义或者文化相对主义吗？本文为了思考这些问题，首先追溯朱光潜的生平，分析美学论争的问题，来探讨对于中国近现代美学而言朱光潜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应该能够确认朱光潜理解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及其批判西方美学的视角。在此基础上，打算通过“土性”这一概念来考察朱光潜所意欲建构的美学之中的“中国”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