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朱光潜的生平
1980年，朱光潜写了回顾自己一生的《作者自传》。［1］以下一面对其加以补充［2］，一面考察其直到美学论争平息下来的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生平。
（1）欧洲留学之前。
1897年9月19日，朱光潜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县阳和乡吴庄。因为父亲是村里的私塾教师，所以他在14岁之前接受的是传统的科举教育。15岁的时候进入洋学堂，学习半年之后，进入桐城中学。桐城中学是桐城派古文的重镇，由吴汝纶（1840—1903）所创设。朱光潜的祖父朱海门与吴汝纶交往亲厚，这也是他被送到这里来学习的原因之一。桐城中学的教材是姚鼐《古文辞类纂》之类桐城派古文的文本，朱光潜在学会了古文写作技巧的同时，也受到了旧体诗的熏陶。
1916年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很憧憬当时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整理国故”，很想去北京大学学习，但是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进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学习。然而那里只是一个令人失望地方，教师的素质还不如桐城中学。当时，刚好北洋军阀的教育部有个项目，从全国的高等师范学校选拔学生，到香港大学受教育。朱光潜被选中，从1918年到1922年就读于香港大学。他在香港大学不仅学习英语和英语文学，还学习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特别是对心理学有着深厚的关心，甚至写了关于弗洛伊德的论文。［3］这些成了日后朱光潜研究西方美学的基础，自不待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朱光潜通过桐城派古文形成的自己的文化认同受到了动摇。但是，朱光潜早已很熟悉梁启超和胡适的文章，在香港大学学习的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学着写起白话来了”［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说过：“写白话文时，我发现文言的修养也还有些用处，就连桐城派古文所要求的纯正简洁也还未可厚非。” ［5］朱光潜已经注意到，白话文的理想和古文的理想，其实是密切一致的。［6］
在香港大学毕业后，朱光潜到张东荪［7］（1886—1973）任校长的吴淞中国公学校做英语教师。但是，1924年9月，江苏都督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江浙战争”，吴淞中国公学校被破坏掉了。朱光潜因夏丐尊［8］（1886—1946）的缘故，转到浙江的春晖中学，依然是教英语。在这里，他遇到了朱自清［9］（1886—1946），成为好友。但是，不久由于和当时的校长方针对立，他与夏丐尊一起去了上海。在那里，与朋友一起建立了立达学会，这是以独立自由教育为宗旨的教育组织，同时经营开明书店，出版杂志（《一般》，后改称《中学生》）。朱光潜的著作中有很多是面向青年写的，而且很多都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就是因为这一渊源。
（2）欧洲留学。
1925年夏，朱光潜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转机。他作为安徽省的官费留学生留学英国。最初，他进入其在香港大学时的老师辛普森教授（R.K.M.Simpson）的母校爱丁堡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的老师（在英语文学方面）是以17世纪的形而上学诗尤其是以约翰·邓恩研究著名的赫伯特·格里尔逊（Herbert J.C.Grieson，1866—1960），在哲学方面，是以康德研究和休谟研究获得盛名（特别是因为翻译和注解《纯粹理性批判》而为人所知）的诺曼·肯普·史密斯（Norman Kemp Smith，1872—1958），还有，在美术史方面，是以英国美术史研究和伦布兰特研究知名的杰拉德·巴德文·布朗（Gerard Baldwin Brown，1849—1932）。
1929年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他继续在伦敦大学和巴黎大学做研究生。在伦敦大学，跟随莎士比亚研究的泰斗艾德蒙·克切弗·钱伯斯（Edmund Kerchever Chambers，1866—1954）认真学习了文本批评。在巴黎大学，阅读了研究神秘主义、宗教甚至语言的心理学者亨利·德拉克罗瓦（Henri Delacroix，1873—1937）的艺术心理学讲义［10］，深受感动，开始向着心理学研究奋力挺进。［11］
但是，他的生活费成了一个问题。1931年他离开伦敦、巴黎，转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在查尔斯·勃龙太尔（Charles Blondel，1861—1949）［12］的指导下，终于在1933年完成并出版了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13］。
在此期间，朱光潜一直为开明书店的杂志《一般》和《中学生》写稿。这些文章以及他在留学以前写的文章，汇集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致青年的十二封信》（1919年，夏丐尊序）。三年后又出版了续编《谈美》（1932年，朱自清序）。另外，作为心理学著作，写了《变态心理学派别》（1929年动笔，1930年由开明书店刊行）、《变态心理学》（1930年动笔，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还有，不可忘记的是，论述中国诗的《诗论》也是在旅居斯特拉斯堡的这一时期开始动笔的［14］。
（3）归国以及美学论争。
朱光潜1933年归国。在德拉克罗瓦的指导下开始写的《文艺心理学》，由朱自清为之作序，在193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在胡适的推荐下，他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讲授西洋名著讲读和文学批评史，同时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朱自清做主任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以及中央艺术学院教书。1937年1月，《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任主编，8月停刊。［15］在同一月，他去了四川大学，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英文系主任。但是，1938年的时候，他辞职抗议国民党对四川大学的干预，其后转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直到1946年。1946年8月，他重回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1947年使《文学杂志》复刊（次年停刊），并翻译出版了克罗齐的《美学原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邀请，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北京。解放后不久，1949年11月，朱光潜给《人民日报》写了《自我检讨》一文。［16］尽管如此，在1951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还是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和其他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再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批判的文章［17］，但是处境并未好转。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迁到被接收的燕京大学的校址之后，朱光潜仅分得一处陋室居住，不仅如此，第二年教授资格被降到7级。［18］
在此期间，发生了从1956到1962年的美学论争，称为“美学大辩论”或者“美学大讨论”。［19］其背景是解放后马上开始，1955年正式展开的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激烈批判，还有1956年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看起来似乎很平和的对“自由讨论”的鼓励。［20］
对于朱光潜，早在1949年《文艺报》上就刊登了批判他的文章，后来也有若干回应，但是成为直接的导火索的，是朱光潜接受《文艺报》的委托，于1956年6月写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21］这篇文章［22］。此后，《文艺报》之外的报纸杂志，比如《人民日报》、《哲学研究》等也陆续刊登了批判朱光潜的文章。据说有近百人参加，写了300篇以上的论文。这就是所谓美学论争。
最初领导这一论争的是蔡仪（1906—1992）。蔡仪在20世纪40年代就将朱光潜贬斥为“旧美学”，出版了自己的《新美学》（1947），而且以后也一贯批判朱光潜，在50年代反复主张其论点（主观唯心论的朱光潜和客观唯物论的蔡仪）。但是，在这一时期美学论争中，最重要的批判者是李泽厚（1930 —）。那到底是怎样一种批判，下一章将会详细考察。
被卷入美学论争的朱光潜也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论争。因为他认为，参加论争的人们虽然标榜马克思主义，其实不懂其含义。如同他日后所回顾的：“美学大辩论对我个人最大的收获，就是促使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认识到过去唯心看法的错误。”［23］朱光潜在这一时期一面潜心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马克思的文本，一面致力于提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那是一种比标榜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更加沉潜的学究态度。
其热情也体现在同期陆续出版的西洋美学和文学的翻译作品中。比如，路易斯·哈拉普《艺术的社会根源》（195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1954）、黑格尔《美学》（第1卷，1958；第2卷，1979；第3卷上册，1979；第3卷下册，1981）［24］、莱辛《拉奥孔》（1977）［25］、爱克曼《歌德谈话录》（1978）、维柯《新科学》（1986）［26］，等等［27］。
1962年，美学论争平息。熬过了论争的朱光潜在这一年的夏天，被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邀请去讲授西方美学史，同时受命编写全国高等教育机关所开设的美学课程的教科书。此外，1963年和1964年，相继出版了《西方美学史》的上卷和下卷［28］。曾经自我批判为“不但自以为超政治而且自以为超社会的怪物”［29］的朱光潜，将其政治性和社会性在学问的层面上进行了彻底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