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软实力理论的西方来源

在西方，文化软实力思想有着久远的历史。约瑟夫·奈明确指出，“软实力”概念根本不是新事物。“柔性同化力，即让别人做你想要做的，以及诸如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化制度等软实力资源，都不是新东西”注4。在早期，苏联就曾通过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及其意识形态优势，从软实力资源中受益。可见，软实力是一个新术语，但不是新现象。不少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也早已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了。

一、 雅典城邦的吸引力

早在公元前五、前四世纪，希腊人对文化软实力现象就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和运用。古希腊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不仅有政治和军事上的远大抱负，而且还是古典希腊文化的倡导者。他的理想是使雅典不仅登上希腊世界的霸主宝座，而且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讲，充满了对雅典城邦的赞美和自豪之情：“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注5这里显然是在肯定和炫耀雅典城邦制度及其所体现的价值理念本身的辐射力，例如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注6如此“伟大”的城邦，自然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吸引力。“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注7这样的城市自然同时还是开放、包容的所在。“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产生的。”注8归根到底，雅典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似乎正是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根源。正是透过这种不乏某种夸张和炫耀意味的社会动员性言论，不难见出一个事实：雅典表现出的文化上的先进、自信和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促成了伯里克利时代古希腊的强盛繁荣和强大，而文化软实力显然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伯里克利的演讲就能让我们窥其一斑。当时雅典城邦在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地位，大概与今天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相似。在此，可以对比一下约瑟夫·奈对美国软实力的看法：“（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表现在我们的文化、我们在国内实施的政策以及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中。”注9这样的描述同前面伯里克利对于雅典城邦的炫耀性描述自然基于相近的缘由。

二、 君王的凝聚力

在16世纪初，意大利政治学家尼柯洛·马基雅维利不但对权力有了令人震惊的清晰洞察，也同样意识到软实力现象的存在。“君王若能在平民中树起如上名望（指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那么他就会深受人们的敬重和爱戴，而任何一种阴谋反对一个深受人们敬重的人都是困难的，也是徒劳的。”注10这里有关君王的“名望”及是否受人“敬重”和“爱戴”的表述，显然是看到了政治领袖本身的文化软实力。“君王必须考虑如何避免那些可能使自己受到憎恨或者轻视的事情发生。如果他能够避免这些事情……即使有其他丑行，哪怕因此招致各种谴责，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注11这里说的正是君王的文化软实力的生成之道——君王要经营好自己的形象，取信于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战时状态，这种文化软实力对于君王，对于国家统治更加重要：“作为一个无愧于人民的勇敢坚强的国王，他应该在这种关头（外敌入侵并毁坏人民财产的时候）在民众中增强凝聚力，让民众感觉到只要有君王在，相信祸患不会长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对于敌人的残酷感到恐惧，同时把自己认为过于莽撞的人们巧妙地控制起来：这样一来，君王总是能够克服上述一切困难的。”马基雅维利虽然强调君主拥有“足够的粮食”和“强有力的防卫措施”等硬实力是战胜外敌的保障，但也注意到君王要通过凝聚力而“让人们产生义务感”的重要性，这里说的显然就是文化方面的柔性手段了。可见，在马基雅维利关于权力的实用理论中，已经很明显地触及文化“软实力”现象了，只是没有明确定义、更没有给出文化软实力的获取途径而已。

三、 卡里斯马型统治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建构其政治权力理论时，也关注过与软实力相关的现象。在他看来，统治者的权力支配不可能只诉诸经济利益和武力胁迫，还会求助于如习俗、传统、理想等意识形态因素。“如果纯粹的物质利益和利益计算成了首脑及其行政班子之间达成团结一致的基础，结果也会像在其他背景下一样出现相对不稳定的局面。通常会有其他要素——情感和理想要素——来补充这种利害关系。”注12统治不能仅仅依靠强制，而需要善于利用情感和理想要素，并且应进一步上升到信仰层次，以便行使权力支配时让人心悦诚服：“经验表明，没有任何支配会自愿地仅仅限于诉诸物质、情感或理想动机作为其存续的基础。除此之外，每个这样的体系都会试图建立并培育人们对其正当性的信仰。”注13培育人们对其统治的正当性的信仰，对每一种统治秩序都至关重要。按照韦伯的看法，这种统治的正当性可能会建立在三种类型的基础上：法理基础、传统基础和卡里斯马（charisma，或译超凡魅力）基础。这三种基础分别产生的是三种统治类型：民主政制类型、家族血缘政制类型和卡里斯马政制类型。我们注意到，在韦伯的政治思想体系里，卡里斯马也成为一种权力正当性的基础。“卡里斯马”这个词一开始是基督教初期的语汇，它指“基于对某个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对他所启示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忠诚”。注14可以说，卡里斯马代表一种具有原创性、神圣性和感召力的符号系统，它可以演化成为具体的言行系统、价值系统、制度设计、人格风范等现象。韦伯所明确界定的卡里斯马型统治，正是特别利用了与文化软实力相类似的魔力——发挥魅力，让别人做你想要的（getting others to want what you want）。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韦伯看来，卡里斯马型统治往往并不单独存在，而是渗透到其他两种统治类型即民主政治类型和家族血缘统治类型中发挥作用。由此可见，韦伯对政治统治类型中的文化软实力元素，实际上已经有了清醒的洞察和设计，只是还没有进展到直接挑明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地步。

四、 文化领导权

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对政党在夺权斗争中的软实力运用有清醒的认识和筹划。“软实力依赖于能够通过以设置政治议程的方式塑造别人选择权的能力……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们，例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早就明白了权力来自于设置议程和决定讨论的框架。”注15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安东尼奥·葛兰西确实早就明白了软实力（以及权力）的奥秘。“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为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注16这里明确区分出两种统治形式：“统治”形式和精神及道德领导的形式。“在建立自己统治地位上发展着的每一集团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界而斗争。”注17葛兰西在总结共产主义运动在意大利遭受失败的教训基础上，得出无产阶级要争取“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学说，主张尝试通过夺取精神和道德上的领导权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就等于掌握了设置议程和决定讨论框架的主动性。

葛兰西说，“拿破仑军队的刺刀，发现它们的道路已经被18世纪上半叶从巴黎涌出的书籍和小册子的无形大军所扫清；这支大军为必然到来的复兴时期准备了人员和制度”注18。他认为在拿破仑发动震撼欧洲的战争之前，法国大革命的各种文化和宣传已经形成另一种发挥重大作用的“无形大军”，为拿破仑的征伐清扫了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中也该重视这个问题：“就社会主义来说，今天也在重复着同样的现象。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无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统一的意识；这种批判含有文化的性质，而不仅仅是一种自发的或自然主义的进化。”注19也就是说，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有意识地去掌控对文化和宣传的主导权，通过文化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

葛兰西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种力量。政治社会主要由政府、军队、警察、法律国家机器构成，而市民社会则由包括教会、行会、社区、学校等相对自主的社会团体构成。拥有文化领导权，就能够支配市民社会，能够决定讨论框架和设置议程。“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因为它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型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在这个国家中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是执行积极教育职能的学校。但在现实中为了达到这项目的还进行许多所谓局部性质的他种活动和创举，它们总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导机关。”注20葛兰西认为，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市民社会将逐渐强大，政治社会的强制性逐步减弱，因此夺取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变得至关重要。在市民社会中孕育出的一整套意识形态禁锢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甚至意识形态能够抑制住经济指挥棒的作用，麻痹人们对自己经济、政治地位实际情况的认知。“群众意识形态的实际情况总是落后于群众的经济状况，因而到了一定阶段，经济要素的自发运动就会在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减缓、受阻，甚至暂时中断。所以必须通过自觉的、有计划的斗争，才能‘理解’群众在他们经济地位上的需要。”注21因此要夺取政权，必须在市民社会中解放出被禁锢的革命意识。其途径显然是夺取文化领导权，争得政治上的主动性：“必须始终具备相应的政治主动性，才能使经济运动摆脱传统政策的束缚，也就是说，才能改变某些力量的政治方向；因为只有把这些力量吸收进来，一个新的、同心协力的、经济—政治的历史整体才能实现。”注22由此观之，葛兰西对文化的软实力现象的认识可谓已经入木三分，文化内含着权力，是权力斗争、阶级斗争的场所之一，这与如今“文化软实力”概念所指涉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很接近了。

五、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又在葛兰西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科学化”，也体现出对软实力的某种关注。与葛兰西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两分法相类似，阿尔都塞把国家机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国家机器，另一类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很明显，强制性国家机器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政权所代表的强力，如军队、警察、法庭等；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有很多，比如教会的、家庭的、教育的、文化的、传播的、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等。这些国家机器的存在虽然都是为了维护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前者以使用暴力令其服从为主，而后者则以使用柔性同化、说服教育的手段令其服从为主。但是，阿尔都塞又提醒大家注意，这两类国家机器只是从程度上划分的，并没有性质上的绝对差异，“（强制性）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运用镇压（包括肉体的镇压）来发挥功能，它们也会辅之以意识形态。”注23反之，亦然。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强制性机器。例如，“军队和警察为了确保自身的凝聚力和再生产，也要凭借它们对外宣扬的‘价值’，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注24。同样，学校、教会也会使用开除、教训等暴力手段。

阿尔都塞认为，任何政权都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否则政权就不会长久。“就我所知，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长久。”注25阿尔都塞举的是列宁重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例子：“列宁忧心忡忡地惦念着教育（及其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革命化，只是为了让已经夺取国家政权的苏维埃无产阶级能够保证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注26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际上生产的是一种文化认同，以柔性权力去同化人，从而达到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的目的。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功能”，“这种结构和功能是永远不变的，它们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所谓的历史的整个过程中”。注27从结构意义上说，虽然有众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是意识形态本身却是唯一的、超越历史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注28它直接结构在物质实践和生产主体之上，它是物质性的存在，永远与物质实践和生产主体纠缠在一起。意识形态还把具体的个人传唤为主体。“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注29意识形态仿佛是笼罩在生产关系、主体等一切实践之上的大网，它从结构上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认同”，维护着体制的再生产。这是一种柔性同化力。文化软实力与意识形态一样，也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想象关系的再塑造。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上述新探索难免由于存在一些偏颇而引发了理论争议，但毕竟有力地提醒人们关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文化软实力功能，从而对我们今天理解文化软实力概念是有启发意义的。

可见，正像任何思想都不是突发灵感而一下子就冒出来一样，文化软实力概念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