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朱希祖与章太炎

朱希祖是深得章太炎青睐的五大弟子之一。章太炎曾言：“逖先博览，能知条理。”而朱希祖对章氏则充满感激：“余对先师，终有知己之感也。”可见，师生之间情深意笃。朱希祖治学严谨，学术造诣精深。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和治史风格，而且还不断突破师说，在史学上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为推动史学的独立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很大贡献，进一步光大了章太炎的史学。

一、受业章门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因慕顾炎武，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自幼受外祖父朱有虔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十一二岁时，民族主义已根植于心。后来，师从俞樾学习文字学和经学达七年之久，崇信古文经学。大约二十岁时，读《明季稗史》，“排满思想始盛”。1903年春，参加爱国学社，讲论“明、清废兴之事”。因在《苏报》上宣传排满革命理论，遭清廷逮捕。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被孙中山迎接至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是年，章太炎在东京成立国学讲习会，作《论诸子学》等讲演。1908年春，章太炎开始为留学生开设讲座。当时，朱希祖恰好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史学，他早就服膺章太炎的革命主张，对其学术也仰慕已久，所以，与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等人一起进入章门，在民报社的特别班听讲，成为最早的“太炎弟子”之一。

朱希祖的《留学日本日记》载有他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听章太炎讲学的情况，包括讲课的详细内容和进度。这一年章太炎讲了《说文》、《庄子》、《楚辞》和《广雅疏证》等，其中讲《庄子》的次数最多。

当时，由于《民报》已被查禁，章太炎时间较多，所以民报社的特别班持续时间较长，一直办到1909年。讲授的内容主要是《说文解字》、《尔雅义疏》等文字音韵学，以及训诂考据、诸子百家、古代历史等学问。朱希祖与鲁迅、钱玄同等一起听讲，他是其中记录笔记最勤的人。他连续听了三遍讲授，记下了“三套十大册485页笔记，以第一套最为完备”。他们师从章太炎听课的情景，非常令人向往：“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先生随便谈笑，“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弟子们也无拘无束，争相发言，钱玄同在听讲时发言和辩论最多，而且在席上一会儿从这边爬到那边，一会儿从那边爬到这边，鲁迅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爬来爬去”。每星期日上午自八时至正午，先生授课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朱希祖与章太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通信探讨学问，关心对方的生活近况。在《章太炎书信集》中，有多封给朱希祖的书信，章太炎在与其他人的通信中也经常说到朱希祖，如，1910年10月3日，他致信钱玄同：“季刚归蕲，足下与逖先辈，一时散尽，甚寂寂也。”流露出对弟子们的思念之情。

朱希祖从日本归国后，与周树人、许寿裳、马裕藻等人就职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该学堂监督、理学家夏震武思想顽固（外号“木瓜”），要求全体教师以下属见上司的礼仪参见。朱希祖、周树人等25位教师，掀起反对封建教育传统的斗争，持续近三周，迫使夏氏辞职，“木瓜之役”取得胜利。之后，朱希祖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对于这件事，章太炎认为：“夏震武本治程朱之学，其侮辱教员，亦道学之常态也。浙生反对，至于退学，逖先亦振袂去，以其所学，施之乡里，或当胜于官立学校也。”可见，他十分关心朱希祖的境况，对其学问也非常欣赏。

章太炎对弟子朱希祖寄予了学术传承的厚望。1913年1月，朱希祖参加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国语读音统一会，会议代表们在审核音素、采定字母时，争论不已。最后决议通过了朱希祖所提的方案，即用古文籀篆径省之形为字母，在章太炎所创制的三十六个纽文（声母）、二十二个韵文（韵母）中选出三十九个，作为标音符号。由此，朱希祖名扬京师，并被北京大学聘请为预科教授。章太炎闻听此事，写信给朱希祖：“闻以读音统一会事入京，果为吾道张目，不胜欣跃。”后来，他在致龚未生信中又写道：“季子（黄侃）、逖先（朱希祖）四生，亦未知可以光大吾学否耶？”

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阴谋复辟，章太炎被幽禁在北京的钱粮胡同，朱希祖与周树人等章门弟子经常前往问候。据《鲁迅日记》载：2月14日，“午前往章师寓，君默、季中、逷先、幼舆、季巿、彝初皆至，夜归”。后来，章氏在《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还回忆朱希祖看望他的情景：“六月六日，日将昏，逖先入告曰：‘公署、学校处处皆下旗，袁世凯必死矣，且秘之。’明日，知黎公继任，即东厂胡同邸中为行府，余欲往见，守门巡警尼之，乃书付逖先转达公府。”当章氏以绝食相抗时，朱希祖奔走营护，劝慰备至。他每周探望数次，有时私下里拿点饼饵劝导其师，结果遭到训斥，饼饵被掷在地上。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惟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言词中透出殷切的期待，甚望弟子光大其学术。

这一时期，朱希祖任北大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他一方面陪侍章太炎，一方面与老师切磋中国文学史的相关问题，以分散章氏的愤懑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每成一首，必以呈章先生，盖不经章先生点定，则不即付油印”。受章太炎的影响，朱希祖也力倡民主共和，坚决反对帝制。担任清史馆协修时，因馆长赵尔巽赞成袁世凯复辟，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职。

朱希祖性情沉稳，常常帮助其师料理家事，深得章太炎之信任。1914年夏，章太炎派朱希祖到上海去接夫人汤国黎，章氏在给汤国黎的信中说：“今属朱逖先前来迎致，愿弗淹滞。逖先乃学生中最老成者，前在日本招两女东来，亦由逖先携致，途中照料可以无忧尔。”1932年，章太炎到北京讲学，朱希祖始终陪护左右，有时担任翻译。1935年，朱希祖等人发起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受章太炎之约请，自1936年2月以后，每月至苏州国学讲习会讲学一次。

1936年6月13日，章太炎逝世，朱希祖“闻耗大恸”，驰往襄理丧事，并撰挽联云：“一代通儒尊绛帐，千秋大业比青田。”赞颂其师如同东汉的马融和明初的刘基一样，为教育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26日，朱希祖领衔请求政府为章太炎举行国葬。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希祖为弘扬章氏学术而奔波，搜集家中所藏的章太炎墨迹，参加各地举行的章太炎追悼会，报告先生事迹。11月，赴浙江演讲《章太炎先生之史学》。同时，他还遵从先生的遗愿，继续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每月前往讲学一次，直到抗战开始。所有这些，表明了他们的师生情谊是多么深厚！

二、承继史学

朱希祖被章太炎封为西王，列入“四子”、“五王”的行列。对此，朱氏认为：“黄（侃，季刚）、钱（夏，玄同）、汪（东，旭初）皆传师文字学，吴（承仕，检斋）传经学，称为四子较是……余则独治史学，非传自师，应不在‘四子’之列。余之治文字学、经学，皆以史学治之，与师法皆异……”或许，朱希祖的说法有其道理，因为他自幼便接受了清代汉学的启蒙教育，在父亲的严格教育和训练之下学习了许多史学典籍，再加上留学时又接受了大量的西方史学，其学术思想和方法应该是多源的。尽管他明确说自己的史学“非传自师”，然经过深入探究，我们却发现他明显地继承了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和治史风格。

章太炎学问广博，但其学术的核心还是史学。他对史学素有爱好，幼年从外祖父课经，即有意于史学：“窃视蒋氏《东华录》，颇涉猎史传。”钱穆也认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朱希祖也持这一观点，他说：“先师学术，虽极广博，然史学实占其大部分，不特史之本身，即经学文学，亦包括史学之内，所撰文章，亦多以史为根柢也。”他与先生常常切磋治史的学问：“希祖生平亦最嗜史学，与先师平日谈论亦以史学为多。”由此可知，朱希祖与其师一样，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史学，而且在长期的相互探讨中，受到其师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钱穆在论述章太炎的史学时，把其论史的大义归结为“民族主义之史学也”，认为章太炎“论史亦每与世事相发”。其实，朱希祖的史学也同样贯穿着民族主义精神，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比如，他对南明史的研究兴趣，就萌生于清末的民族危机和章太炎民族主义的激励。他说：“余自二十五年前（1906年，引者注）游学日本，初留意晚明史籍，其时二三师友，亦尝弘奖斯风，余杭章先生首先传刻张煌言《苍水集》，张斐《莽苍园文稿余》……”然而，章太炎曾有志于撰写的《后明史》未成，朱希祖则继承了其师的事业，“收拾烬余，补苴连缀”，撰写出大量的南明史籍题跋。他还作诗云：“辽海风云急，燕云壁垒危。诗书愁饿蠧，爨舍走荒麇。廿载京尘倦，千秋史业期。宝书搜海澨，堕简网江湄。冀发兴亡恨，聊抒感慨悲。”表明他将南明史研究作为“千秋之绝业”，目的是激发民族精神，拯救国难，这与章太炎爱国主义的史学思想毫无二致。

在史学转型的大潮中，朱希祖与其师都对传统史学的弊端展开了激烈的批评。章太炎认为，传统史学的最大毛病就是缺乏对历史事实的归纳，从传统史学著作中找不到历史演变的原理：“中国自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与此观点一致，朱希祖也深感中国传统史学缺乏系统的哲学理论指导，使得“推理主义不能发达”。他还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

在建设新史学方面，朱希祖与章太炎都强调史学对现实和未来的功用，注重探索历史哲学。章氏认为历史是“审端径隧，决导神思”的工具，历史研究应还原历史事实和梳理史实关系，同时启导对未来的思考。他打算撰写一部通史，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和“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目的，要“熔冶哲理，以逐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即以社会历史进化之理为指导，扭转琐屑的历史记述之风，对历史作宏观的整体把握。朱希祖继承了这一史学思想，主张开展系统的历史研究，努力“探索历史哲学”，使之能够“指挥人事”，实现“史学之全体大用”。他认为历史对启导方来有重要作用：“历史之目的，不在乎记忆过去，而在乎观察未来；尤不在乎摹仿过去，而在乎创造未来。”

章太炎重视修撰国史，曾慨叹民国不立史官，国史将有废绝的危险。他说：“中夏立国，代有史官，据日历以编年纪事，某年某月某日，有何大事，可考而知。民国草创，不立史官，记载简略，十年二十年之事，问之后生，已茫然如烟雾。”朱希祖深感先生续存国史之心，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力请政府开馆修史，“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他认为：“中国国史，不可自吾党而绝，犹中国国祚，不可自吾党而亡。良繇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亡国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在，绝不能消灭也。”可见，朱希祖继承发展了章太炎以国史存续国家民族的思想。1940年，受国民政府之聘，朱希祖负责筹备国史馆，监察委员刘成禺赋诗吟咏：“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可见，朱氏继承章太炎的史学，在当时是得到大家认同的。

朱希祖还继承和发展了章太炎“六经皆史”说。据他回忆，章太炎“谓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语为有见，谓春秋即后世史家之本纪列传，谓礼经乐书仿佛史家之志，谓尚书春秋本为同类，谓诗多纪事，合称诗史，谓易乃哲学史之精华（希祖案当称历史哲学）”。朱希祖从中受到极大启发，他说：“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皆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章太炎还曾强调说：“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后来，朱希祖明确提出要捐除“经学”之名，“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认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这无疑与章太炎的思想一脉相承。

从治史方法来说，他们都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以严密考证为特点，并参之于近代科学的方法，对古代典籍爬梳整理，重新解释。章太炎把自己当作清代朴学的承传人和发扬者，一生标举“实事求是”之学，“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始基”。作为太炎弟子，朱希祖也“注重考据训诂”。他继承了章太炎的治史方法，“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决不轻用坊间辗转复制的次等材料。他的史学研究以考史为主，强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同时运用了归纳、演绎和推理的逻辑方法，即近代科学的治学方法。

朱希祖常以文字学为治史的手段，这与其师的教导密切相关。章氏在日本时就反复给弟子们讲述《说文解字》，他说：“夫国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朱希祖则阐发先生之意，认为语言文字“实即史料所丛聚”，与史有相同的作用。史家不可能毫无遗漏地记载所有的历史，语言文字就可以“补史之阙”。章太炎曾以文字来说明种族的历史，朱希祖则依据老师讲授的文字学知识，说明中国人种之“夏”字的由来和演变，又论证出中国人种“自以为大，自以为文明，自以为雅正”的心理。同时，“由文字学而知中国人种与南北东西诸人种文野之程度、亲疏之等差”。朱希祖一再强调：“吾人研究历史，求之于记载的历史不可得，则求之于语言文字。”其实，在他的史学论著中，以文字学知识来考订史实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运用文字学来阐发史学也是章氏的一贯思路。

朱希祖的文风受章氏影响至深。朱偰曾言：“先君之于文章，则师承余杭太炎章先生。”章太炎文宗魏晋，而朱希祖的史学语言，也同样清新俊逸，晓畅通达。他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探讨文章之道，对章太炎的文章推崇备至。他说：“先师学术文章，自汉以后罕见其匹”，“余之治学，颇得先师之实，未得先师之华，华实兼美，乃臻上乘。此后宜补救其偏”。由此可知朱氏文风之渊源。

总之，从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到文章风格，朱希祖与其师章太炎都是非常相似的；在批判传统史学和建设新史学的问题上，他们的许多观点也是薪火相传的，都主张在新史学中贯注社会进化的原理，强调探索历史哲学，撰写“明因果关系，探社会真相”的历史著作。他们所阐发的新史学发展观和研究方法论，促使史学走向现代化。可见，朱希祖传承了章太炎的史学。

三、不拘师说

尽管章太炎是国学大师，但朱希祖对其师的思想和学问也并不是严格墨守的，他善于运用自己的思考和分析，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世界上最可信仰的，惟有真理。这真理，非圣贤豪杰所能尽知，亦非人所能完全教得，全凭着我自己的学问经验去辨别出来的。”“真理所在，虽农贾樵牧的说话，我都信仰他，真理所不在，虽圣贤豪杰的说话，我都反对他。”可见他追求真理而不迷信权威的态度。

章太炎起初鄙薄甲骨文和金文，认为“彝器钱物”是“琐屑短书”，殷墟甲骨文字也不可信。他说：“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易薶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而朱希祖则相信甲骨文与金文的价值，他认为“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

在经学方面，章太炎崇尚古文经学，颇有门户之见，被顾颉刚称为“从经师改装的学者”。而朱希祖却最鄙视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他反对今文家“但有主观而无客观”的“臆测”，认为“古文家治学的方法重实证，较胜于今文家”。但他也反对古文家“繁琐纷纭，博而寡要”。他强调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只要阐明他进化的迹，发现他变迁的理，顺自然之法则，略加说明，不必横生议论，硬断是非……省却了许多闲争执，这是世界上最经济的事业”。朱希祖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见解，可谓卓识。

关于文学的范畴，朱希祖与其师也由同变异。1916年，朱希祖编著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要略》，作为北大国文系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他秉持章太炎的观点：“文学者，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但到了1919年，他在《文学论》中对其师的“泛文学观”进行了反思，认为我国“文学之观念”，长期以来“浑而不析”，“一切学术，皆可以文学包之”，“今则深知其未谛”。于是，改变原来的立场，倡导文史独立。1920年，在重新印发1916年那份讲义时，他澄清自己的观点：“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由此可见，他的文学观已经上升到文学要“脱离诸学”而独立的境界了。

朱希祖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推动史学独立。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学术向来强调贯通，缺乏分科意识，虽然也曾有经、史、子、集的划分，但这绝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学科。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不断涌入，“分科设学”的需要也日益迫切。章太炎虽然主张引入西方科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史，强调参照外国史学著作比较东西文明的演进，对史学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史学独立的设想。而朱希祖却为史学独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介绍了培根的学术系统：“分学术为三大类，曰史学，曰诗学，曰理学。”虽然，他在此没有呼吁史学独立，但从中可知史学在西方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朱希祖在担任史学系主任后，对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欲“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使北大史学系“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现代历史学系的课程和规模”，奠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其实，在推动史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朱希祖与章太炎的做法是一致的，可以说，他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在实践中发展了章太炎史学。

在许多史学问题上，朱希祖都冲破了师说的樊篱。如，章太炎持“中国人种西来说”，朱希祖认为此说“无确证”，指出：“晚近言汉族西来者，大都取证于汉、魏以来伪造之伪书神话。一二欧洲人士，亦都接近此辈，不学无术，妄相附会。驯至积学之士，亦震其新奇，从而附和之，章先生亦其一也。”他又依据“记载的历史”，论证了“自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之君，载在故书之较可信者，其所生所居所葬，皆在九州之内。且其本都，皆在关东。独周在关西，犹以为不便，且逼近西戎，故营洛邑”。再考之于文字，得出结论：“夏与西羌、西戎，文化迥异。”所以，汉族不可能从西戎、西羌来。

另外，关于黄帝以前之书是否皆出于追记伪托，《卿云歌》是否应该定为国歌等问题，朱希祖与章太炎的观点也截然不同。朱希祖曾言：“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的确，章氏非常注重创新精神的培养，晚年还曾引用戴震语鼓励弟子，所谓：“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又解释说：“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正是在章太炎的激励下，朱希祖不断突破师说，在史学上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

朱希祖与章太炎的交往，历来是史学界的一段佳话。“国失黎洲兼季野，谁来东观续班书？”民国时期的朱希祖，常常被比作修撰明史的万斯同，而章太炎则被喻为万斯同的老师黄梨洲。可见，朱氏成为著名的史学家，与章太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与章太炎的师承关系，以及他们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也是史学界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