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一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学术界也有一种现象，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学问和学者。譬如，蒙古族养育出了江格尔学和一批江格尔学的学者，藏民族养育出了格萨尔学和格萨尔学的一批研究者，彝族养育出了彝学和一批彝学学者，这种学术境况极为普遍。在我国56个民族中，55个少数民族的学者在从事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带有族群的情结。族群身份定位常常决定着少数民族学者的学术面貌和课题指向，这基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视域。同样，在客家人聚居区，形成了客家学，一批客籍客家学学者脱颖而出，以其独特的学术风貌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舞台。

赣南师范大学地处客家祖祖辈辈生活的中心，研究客家可谓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自然成为客家学研究的一个重镇。民俗学学科能够成为江西省“重中之重”学科，与客家研究的优越环境不无关联。而且在这个学科点，不断涌现出客家学学术才俊。这套丛书中《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作者邹春生，《县志编纂与地方社会：明清〈瑞金县志〉研究》的作者李晓方，《客家孝道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作者王天鹏，《闽西南“福佬客”与明清国家：平和九峰与诏安二都比较研究》的作者朱忠飞都十分年轻，他们作为客家的后代，将客家人的血脉情缘与学术造诣结合起来，承继和发扬了客家学一贯的学术传统，是客家学的未来和希望。

“客家”既是一个族群概念，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门类，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视域，每位客家学学者都能从中获取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诸如《先秦民俗典籍与客家民俗文化》作者林晓平的客家文化研究、邹春生的客家民间信仰、王天鹏的客家孝道、朱忠飞的客家社会制度、李晓方的客家地方方志研究等，他们皆经营着自己独特的学术领地。他们以富有情感和前沿意识的学术实践，不断推动客家研究向前发展。

《客家与民俗》丛书中6部属于客家方面的著述，作者的客籍身份为其客家研究建立了立场保障，也让研究有了身份优势，诸如局内人、自我和主位立场等，例如，万幼楠的《赣南客家建筑研究》就是客家内部话语的生动表述。这六部著述资料之翔实，论据之充分，定位之明确，探究之执着，唯有身为客家的学者方能达至这等学术境界。人类学强调异文化的研究，这其实是西方中心主义标榜的学术准则，因为其考察的地域只能选择第三世界国家。而中国则是民俗学研究的乐园，家乡民俗学更能体现中国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客籍学者大多生长于客家生活领地，熟悉客家的方言和文化传统，能够用主位的立场理解和叙述一个地方的客家历史与现实。方言、生活方式、性格特征和思维习惯等无不浸润了客家传统，客籍学者的学术研究自然充溢着旺盛的思想活力，自觉地将客家身份转化为学术动机。六部专著选题不一，学术追求各有侧重，但客家身份的学术意识均极为鲜明和突出。这是我读后最为强烈的感受。

立足客家，面向民俗研究的其他更为广阔的领域，这是丛书《客家与民俗研究》编纂的基本方针。另外四部书是余悦的《民俗研究的多重文化审视》、徐赣丽的《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来自田野的民俗学研究》、黄清喜的《石邮傩的生活世界——基于宗族与历史的双重视角》、万建中的《民间年画的技艺表现与民俗志书写——以朱仙镇为调查点》，它们似乎与客家没有关联，但据我所知，这四本书的作者也都为江西籍，且或多或少与客家有联系。然而，赣南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点的教师和特聘教师不可能所有的研究都局限在客家的范围内，否则，学科点学者的视域就相对逼仄，难以在更为宽广的平台形成学术对话。客家研究大都在客家圈内展开，出现了学术自我消化的局面，其影响主要在客家学术圈内。丛书的选题不拘泥于客家，大概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相对于前六部书的学术“专一”，后四部书大多采取了“扇面”的多向度的学术结构：一是涉及方方面面的民俗领域，点多而面广，尽管书名及研究对象不一致，但采用的大都是“多重文化审视”的维度；二是研究方法和手段更为多样，有田野案例的解读、三重证据与多重文化的民俗学研究、民俗志书写范式的尝试、傩文化民间记忆的重现等，学术追求更为前沿和深刻。如果说，前六部专著以题材的地域性特色和资料之扎实见长的话，后四部则是以研究手段和角度之丰富体现出学术品格。不过，在方法论层面，这10部书具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即都是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观照传统民俗，在历史与民俗契合点上寻求学术意义和理论归属。

总体而言，这十部专著展示了赣南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的整体实力，是近几年来学科学术研究成效的一次全面的检验。可以肯定，这套丛书的面世，将有助于扩大赣南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点在全国的影响。祝愿学科点在民俗学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更大的成绩。

朝戈金

2016年3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主席、中国民俗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