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在中国史学与文学中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它指秦统一中国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先秦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它以本初元典性与纵深的历史继承性和丰富的文学成果，成为几千年中国文学长河奔流不息的不竭源头；它又凭借华夏文明的深沉厚积和开拓创造对后代文学起了典范作用。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根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范本。
先秦文学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它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几种社会形态，跨越了原始神话与古老歌谣的启蒙时期，经过甲骨卜辞、殷盘周诰的过渡，最终以《诗经》的结集、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的产生、楚辞的出现宣告了它的成熟。中国文学在先秦时期走过了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因而先秦文学给后世提供了孕育诸多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温床。
从文学内容上说，先秦文学为后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题材和艺术形象，后代作家从中采撷素材，熔铸、改编旧题材，演化新故事，创造了许多优秀作品。如陶渊明对神话英雄夸父、精卫的赞叹，李白诗中源自《庄子》的大鹏形象，取材于春秋历史的元杂剧《赵氏孤儿》，等等。先秦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求索精神等，更对后世文学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积极影响。
从文学观念上看，后代文学理论、美学观点上许多重要的问题在先秦时代已被提出并得到初步论说。如孔子的诗论、乐论、文质论，孟子对“气”与“言辞”的认识，《周易》中的意与象，《庄子》的审丑观，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等，都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从文学体裁上说，后世许多文体，在先秦时代就已产生或萌芽。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即有“夫文章者，原出五经”的说法，虽不无牵强，但也有一定道理。诗文自不必说，“小说”一词源自《庄子》一书，其不少描写被后代学者称为“小说之祖”；戏剧文学的源头也被不少人追溯到《楚辞·九歌》；赋体文学盛于汉，而在先秦，荀子就首先以“赋”名篇；说唱文学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荀子·成相》。分而论之，《诗经》之于五七言诗，诸子散文之于论说体文学，历史散文之史传体文学，宋玉赋之于宫体文学，韩非子之于辩难体文学，都具有“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
更令人瞩目的是，先秦时代出现了雄视百代的巨匠和宗师。孔子与老子开创了儒家和道家学派，他们在社会与自然、群体与个体的对立中各自把握了一端，影响着中国哲人的思想，培育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在其发展中，儒与道更在对立的基础上，从正反两个方面实现了相融与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性格的基本内涵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它们的美学、艺术特质，不仅是滋养中国文学艺术不竭的美感源泉，而且构成了中国文学肌体上的血肉，并进而升华为中国文学的灵魂，结晶为艺术理想和美学追求。而《离骚》与《庄子》，则代表着先秦诗文的最高成就，矗立在先秦文学高峰的顶端，分别以“诗哲”（屈原）和“哲诗”（庄子）的姿态，引导着中国诗文的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文学在先秦时即有了一个辉煌的开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中国文学走向了更大的辉煌。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指出：“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面貌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面貌不同。”[1]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
中国文化精神表现在哪些方面？具有怎样的基本特征？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中国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2]。邵汉明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大体上可概括为人本精神、和谐意识、道德意识、理想主义、实践品格、宽容品格和整体思想等几个方面”[3]。何晓明认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理想境界、道德尺度和人生态度，这些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精神。大略言之，中国文化精神体现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矛盾观，通变持中的发展观，刚健自强的实践观和尊亲尚德的社会观”[4]。尽管各位学者的用词有所不同，所论各有侧重，但其主体精神并无太大差异，倡导天人合一，主张以人为本，崇尚和谐中道，重视恪守致用，正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先秦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先秦时期早已萌发、酝酿，并逐渐形成、发展着。先秦文学正体现和承载着这样的品格，推动和弘扬着中国文化精神。
当然，文化精神是一个类的概念，民族精神、文化品格、文学精神、艺术精神等都属于这一“类”的范畴。民族精神是—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认同和信守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它是民族集体人格的体现，是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并在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文化品格是一个民族在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鲜明的文化特色、不同的社会情调、迥异的文化韵味和特殊的精神风貌，他们从一篇作品、一位作家、一个时代升腾起来，一旦获得文化上的确认，便会成为一种永恒的文化品格，不仅有着持久的保鲜期，更有着无穷的正能量。文学精神是“以文学为载体，从中抽绎出来的有关文学的观念、思想意蕴、审美理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文体风范，以及创造主体所体现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人格力量和艺术创造力”。“文学精神的内涵丰富多彩、饶富哲理和人生趣味，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风范，又具有创造主体的自我精神风貌和个性特点。”[5]艺术精神是指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或一个艺术家所具有的艺术理想、心灵境界、艺术特征、艺术风格及审美趣味。它们既有相同的精神内核，又有不同的文化表现，从各自角度体现着文化精神。
先秦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它通过形象的塑造、语言的运用、情节的描述，多方面地展示着民族文化精神，并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起着重要作用。原始神话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滥觞，其中体现的乐观态度与坚韧意志、群体精神与献身精神、抗争意识与创造精神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特质；《周易》具有鲜明的文化品格，其对君子人格的设计与追求所内蕴的忧患意识，其中所倡导并表现出的中和之美等，都对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诗经》中已经表现出文学的自觉意识，其中反映出的敬德意识、宗国情怀、和谐意趣的民族精神和声韵和谐、深于取象、长于抒情的艺术精神，都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左传》的赋诗言志是一种政治现象，更是一种文化景观，其中包含着美与善、中与和两个重要的文艺话题，并具有文学修辞、文艺思想、赋诗唱和的文学意义；《论语》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其蕴含的为政以德的道德意识、仁者爱人的人文品格、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都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孟子》中以人为本、勇于担当、敢于批判的文化精神对其文学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在批判反驳、排比设喻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庄子》的哲学思想富于创造性，呈现出一种道化境界，在言与意的关系上，在“三言”的运用上，都具有独特风貌；《韩非子》强调法治，这既体现了韩菲的文艺思想，也影响了他的文学风格；《楚辞》的浪漫与理知、直切与迂曲、神性与人性、热烈与悲戚、时间与空间等，均表现出高妙的艺术辩证法，反映着先秦文学多方面的艺术精神。
总之，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轫期，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奠基与源头，而且由于先秦文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文史哲各个领域，从而使其在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中产生了比较特殊的意义，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心理和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因此，深入文学构成的内部机制，探讨先秦时期有关文化现象的文学意义，挖掘先秦典籍的文学意识与文学内核，并从文化的本质上探讨先秦文学的艺术精神，挖掘先秦文学的文化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2]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5页。
[3]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页。
[4]何晓明：《中国文化精神论纲》，《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郭延礼主编：《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总序”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