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尽管市场在理想状态下是既无权威亦无中心的场域，但任何市场只要处于运作之中，必然存在关于协调竞争的相互嵌套的方案与机制。然而，围绕市场竞争，试图协调市场冲突的行为策略、创造市场秩序的规制方案和增进市场绩效的激励机制都无不深受制度环境的塑造或诱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阐明制度环境怎样影响市场竞争的中微观过程并探究其作用于市场优势的具体途径与机制，当为解析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一条理想进路。
本书的核心关怀是大变迁时代复杂的制度环境如何塑造了市场行动者的市场优势或导致其陷入某种劣势。通过相关的理论探讨并针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展开分析，本书试图呈现特定企业、经济群体、地方产业及名牌产品的市场优势的建构路径、前提条件及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制度环境与市场优势建构之间的逻辑关系。当然，尽管我们主要关注具象维度上的市场竞争优势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在一些特定情景下也涉及对抽象市场相关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本书由6章和2篇附录文章构成。各章内容及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章阐明了市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主要研究路径以及处于发展中的综合路径。社会学家摒弃的是主流经济学里去历史性和非制度化的普遍市场模型，从市场的复杂性、历史性和制度化特征入手尝试去重新认识和解释市场现象，分析市场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机制。这种探索沿着市场即网络、市场即制度和市场即文化三种主要研究路径分别往前推进。视角交融的综合路径是市场社会学最近一些年来的发展趋势。综合路径以设定的主要研究议题为分析目标，糅合了以往处于分割状态或被忽视的若干维度，着力说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特定的关联模式通过何种机制建构了市场。综合路径采取了反本质主义的立场，避免了先验的理论解释原则，在市场解释的化简主义与复杂主义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具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因此是研究情景复杂并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市场现象的理想选择。
第二章试图透过市场政体的结构差异去解释不同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在发展质量和水平上的差异。在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过程中，一些面临相同宏观制度环境的地区，虽然采取同样的产业组织形式且具有相似的资源禀赋，却在发展结果上大相径庭。这在特定产业具有潜在扩张前景的情形下同样如此。市场政体理论通过强调政府与其他市场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及其影响，有助于揭示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与社会机制。对汀市和汉市两地小龙虾产业的研究表明，政府产业发展战略与会意机制的相互配合塑造了市场政体的地方差异。引领型市场政体中市场行动者之间的强互动关系，创建出错位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纵向一体化产业链，增加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提升了产业的创新活力并拓展了产业的价值链；自发型市场政体里市场行动者之间的弱互动关系、同质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乏力的产业创新，压缩了产业发展的机会空间，固化并拉大了产业发展的地区间差异。在产业的边际效益递增时期，通过产业技术和制度的持续创新实现产业链拓展和价值链提升，构成了企业竞争能力提升和地区产业优势形成的关键。
第三章着眼于考察国际市场的协调机制及其内在的治理逻辑，对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危机进行了理论探讨和个案剖析。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经济理性冲破传统约束的一体化建构过程，迈向的是一种新的市场经济秩序。分割逻辑与一体化逻辑的共存和张力始终影响着国际市场的组织过程和企业发展状况，识别国际市场上这一对逻辑的互动关系及其后果，是中国企业认清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拓展市场空间的前提。本章以中国鞋企抗辩欧盟“反倾销”为个案，探讨了反倾销背景下中国鞋企在欧盟市场上发生地位危机的一种来源，分析了其如何在制度和地位的双重劣势条件下化解危机。基本观点是，欧盟国家本土鞋企利用“行动者—网络”的资源动员和市场的政治结构特征既推动了市场规制机构对中国鞋企的“反倾销”调查，也影响了规制机构对市场制度规则的应用过程。市场的规范性同构机制与规制机构的治理行动导致了中国鞋企的地位危机。大多数中国鞋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滋生了认知堕距从而甘愿退出欧盟市场：一方面是其生产行为和组织管理模式不尽符合国际市场的经济实践标准；另一方面是对国际市场体制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偏差。奥康较早克服了认知堕距并革新了企业的生产和组织管理模式，在抗辩过程中充分利用组织、制度和社会网络资源向更高层的市场规制机构积极述行自身经济实践的制度合法性，最终重塑了市场规制机构对其“倾销”行为的认知和判定。研究启示是，在跨文化交易环境中的中国企业尽快克服其对新的市场体制和市场文化的认知堕距，实现生产过程和组织管理模式的制度化，是其建立和稳固自身市场地位的前提条件。
第四章通过将市场竞争的制度化模式置于制度环境的机会结构中加以考察，探讨了市场逆向选择现象的形成机制及其市场后果。市场竞争的逆向选择导致经济资源和机会流向劣质的企业、产品和服务，优质一方反而处于劣势地位，难以进入市场或无力争夺市场的主要份额，甚至被迫退出市场。本章以某运输市场从“劣商驱逐良商”向“良商重夺市场”的转型为个案，分析了市场主体如何利用制度环境的机会结构创造出于己有利的竞争模式，着重于分析制度环境如何孕育了特定的竞争模式并制造出市场逆向选择的后果。研究揭示，“劣商驱逐良商”现象缘于市场规制的软化与非预期后果、运输市场的项目发包机制和异地运输车商共同的地缘关系，给劣商利用网络从事营运、逃避处罚和降低成本提供了机会结构。良商在既有的市场规制环境下反因守规经营和公司化运作而成本高昂，逐渐失去市场份额。市场实现从逆向选择转为正向选择，并非“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市场竞争的机会结构能否得到重塑。良商得以重获运输市场的竞争优势，即在于其掌握了市场准入条件的控制权，通过行业协会并联合政府权力共同实施了市场治理，消解了劣商的机会结构。研究暗示，以制度政策引导竞争优势的来源推动竞争的优胜劣汰时，需要警惕制度政策的非预期反向后果。
第五章基于新经济社会学的两个不同路径——结构嵌入与文化嵌入——来分析市场的转型与发展。当经济交易依赖于次生庇护关系——中间商充当庇护者、供应商充当被庇护者的一种特殊的庇护关系模式，市场会被认为是过度嵌入且倾向于走向衰落。基于惠镇石灰市场的田野调查并借助于结构与文化互联的分析视角，本章考察了交易深度嵌入于次生庇护关系中的市场如何发展的问题。研究发现，剥离了社会纽带、更接近“自由”的交易形式使厂商利益无法获得保障并阻碍了市场发展；嵌入于次生庇护关系的交易形式之所以促进了市场发展，在于交易所嵌入的关系模式本身又嵌入于蕴涵了公认的社会美德的商业观之中，即市场交易以次生庇护关系为基础，而后者又以市场信誉、道义等为赖以存续的条件。因此，交易的次生庇护关系与新的市场观的耦合机制是市场发展的动力——尽管嵌入于次生庇护关系的交易模式有其特定的制度催生环境，商业观的效力也有特定的促发条件。这意味着，市场化过程并不必然地与市场交易的去人格化或社会脱嵌联系在一起。
第六章结合刘世定教授的论文《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讨论了经济社会学中的机制性解释问题，主张处于大变迁时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理应抓住前所未有的学术际遇面向重大经济社会现象选择研究课题并探寻机制性解释。
附录里有两篇文章，第一篇探讨了商品价格形成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将文化视角带回价格研究，一种可行进路是分析文化的策略、倾向和偏好进入市场过程后如何塑造商品价格。以名牌产品红星牌宣纸为例，生产商通过强调生产工艺的文化传承、赋予商品以地域文化色彩、创造纪念产品的历史关联、营造地位匹配和区隔满足的消费对象锚定策略等，使宣纸除具备普通商品的经济价值之外还彰显出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符号意义。而商品价值越脱离于纯粹的功能满足，商品价格便越取决于由市场所建构的符号、文化和象征意义。厂商的文化策略成功地形塑了目标群体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偏好，不仅使商品在市场上实现高价交易得以可能，同时也使生产商在行业内部占据稳固的优势地位。第二篇“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的成就与挑战”是一篇综述文章，回顾和总结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学自新世纪以来15年的发展状况，讨论了经济社会学在不断进步的同时所潜藏着深刻的学科地位危机和严峻挑战。
最后，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经验研究所带来的核心启示：市场优势的获取对于持有方而言很难说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制度环境、时代特征与行动者的互动状况才是特定企业、经济群体和地方产业获得优势的源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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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在回顾欧美经济社会学的建制史后说道，经济社会学作为一个专属学科领域的建立，实际上是将迥然相异的学者团结起来，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研究纲领，但都对经济议题的探索感兴趣，均反对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在理解这些议题上的霸权。他们内部虽然视角也不一样，但对新古典经济学却有一致看法，认为其在经验上是错误的，道德上是有缺陷的，应用到社会政策上则是危害深重的（Fligstein，2015）。不过，经济社会学者在对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发难、将其视为学术对头的同时，也忽视了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其中与社会学具备融合可能性的学术流派，比如制度经济学、博弈论、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经济心理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
[2]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对制度的重新重视，在一定意义上为两学科的互动和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
[3] 在对波兰尼1957年发表的“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这一经典文本的中译和引证中，由于学界最初是将“instituted”译为“制度”，致使现在学界对“instituted process”的表达通常是“制度化过程”、“制度过程”或“有制度的过程”。这可能并不十分妥当，因为英文中的“制度”本身是个充满歧义的术语，这样做很容易误导人们的理解，甚至使人不明其意。更重要的是，波兰尼使用“institute”的过去分词做定语而没有采取“institutionalized”或“institutionalization”这样能准确表示“制度化”含义的术语，实因这几个英文术语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异。“institute”作为一个动词，其意思是创建，而且往往指的是首次[英文解释是“to set up for the first time（a society，rules，actions in law，etc.）”]，故将波文标题理解为“已被完成的一个过程”可能更为妥当。因此，“instituted process”译为“创建的过程”似乎更贴近波兰尼的原意，而这样也与波兰尼区分经济的实质意义和形式意义（Polanyi，1977：19—34）时所欲表达的思想观点相契合。
[4] 特别地，刘世定（2011）的《经济社会学》尤其具体地展现了这一点。
[5] 当然，这在文化社会学者那里是存在问题的，他们会认为“美好”、“丰裕”与“枯槁”、“匮乏”的生活本身便是一个文化议程，具有很强的社会建构特征。
[6] 很多人相信，当今世界所获得的亘古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是从市场而来，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通过市场来组织和协调、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生计来源变得与市场息息相关时，这种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然而，财富究竟是如何被市场创造出来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仅仅依靠抽象而纯粹的“市场自律”并不足以支撑“市场创造财富和社会繁荣”的理想愿景。市场本身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特别是国家的配合。早在社会科学的古典时代，一种流行观点是将经济的繁荣视作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日臻成熟和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特别是不恰当的经济干预）日益减少的过程。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家奉斯密为鼻祖，主张所谓的自由市场是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卡尔·波兰尼对此的拷问是：“自由市场”从何而来又如何得到维系？他的基本观点是，无论是“自由市场”的缔造过程还是现实市场的日常运转，国家创设和主导的诸多制度始终起到关键作用（Polanyi，1957/1944）。这一事实也被诺斯观察到，即西方经济发展源于有效的经济组织，而这又以一套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为先决条件（诺斯、托马斯，1999/1973）。而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大师的重要篇章同样也深刻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如何与法律制度、社会规范、职业伦理、科学技术、宗教和政治等密切关联起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