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言辞凿凿地说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迁时代。近三十多年以来，中国从制度规则到文化取向，从交往模式到价值理念，从阶层结构到经济结构，从社会关系到人与自然关系，无不在经历巨大变化。而林林总总的变化、方方面面的调适，直接或间接地是被市场撬动起来的。中国是当今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的叠加效应下，其在当下的大变迁过程注定将会产生十分深远的世界影响。

回顾过去我们不难看到，在大变迁时代的中国改革进程中，市场本身也在发生巨大变化。这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市场角色及其作用的判定中便可看出。在最高层的表述中，市场角色从“调节”作用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显然反映出市场在中国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的提升。

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语境下，市场是当今世界最广泛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制度。这种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推动着决策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断探索市场更好的运行机制。因为某些缘故，社会学曾经一度不认为市场问题属于本学科的研究议题。但自20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学内部帕森斯理论霸权的陨落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议题上的跨界涉猎，学科界限逐渐被打破。社会学在这一延续至今的趋势下得以扩展自身的学科疆域，进入了包括市场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新兴研究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以营利为目标的市场行为、以提高绩效为宗旨的市场制度，作为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必然过程，与其他社会行为和制度的运作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一门携带总体性视角和多元分析范式的学科，社会学对市场现象和市场问题的回应势所必然。而这主要是通过经济社会学来完成的。

那么相对于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体现出怎样不同的特点呢？在我看来，如果说经济学家多是在模型的理想世界里观察抽象市场，那么社会学家则多是在田野的真实世界里观察具象市场；前者主要采取理论的逻辑去解释实践的逻辑，后者更多地强调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之间的相互映照和往复推动；前者主张市场的一致性特征；后者则强调市场形成和建构过程的多种可能性。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方面的诸多差异，也导致经济社会学相对于现代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远没有那么统一，研究者的概念、理论、方法乃至议题都具有相当的异质性，学者来源的学科背景也比较多元化——当然这也可视作是经济社会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体现。^[1]

经济社会学的核心关切是社会学视角下经济系统的演化与运作，而市场社会学作为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描述并解释市场如何形成、发展和演化则构成了其中心议题。经济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9世纪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漠视制度分析而获得了极大发展空间。^[2]市场社会学借助经济社会学丰富的理论与方法工具箱，通过强调市场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面对当今重要市场现象和市场趋势的发生条件、过程及其后果的问题，既研究中宏观层面市场发展中的国家角色、制度权力、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等的作用，也关注文化取向、价值观和认知理念对微观市场行为和过程的影响。

然而，“市场”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多重意涵和内在张力，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多学科的知识交流和积累。“市场”既是日常生活用语，也是常用的政策语言，还是严谨的学术概念，而作为学术概念在不同学科乃至学科内部都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正如沈原所指出的，“当我们把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简要地界定为‘市场改革’时，对于什么是‘市场’，历史上的市场制度是如何生成的，以及如何多维度地理解市场，都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沈原，2007：87）。经济学家雷诺兹（Lloyd G.Reynolds）也观察到，“今天，市场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探索这些形式带来的后果，但几乎不去注意它们的历史变迁及其相对重要性的变化”（雷诺兹，2015/1971：12）。在这里，我们只能先搁置这些很重要的问题，初步讨论下市场的两个基本面向。

笼统来看，市场既是对世界施加重要影响的无形的抽象之物（律），同时还作为现代人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而存在。经济学家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或要求）他们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毅然决然地与市场的社会生活面向决裂，拥抱市场的抽象思维。而社会学者的知识传统则使他们在对市场进行研究和讨论时，常常深陷抽象与具象的二元思维中进退维谷。

抽象与具象实际上是市场的一体两面。市场首先无疑是宏观层面一种抽象的协调模式和制度，可以被界定为“在社会范围内借由交易形式的互动而存在的一种人类活动协调”（Lindblom，2001：4），当作与科层制相对应的一种组织协调模式（Powell，1990）。就此而言，市场作为一种协调人类行为的模式可谓社会制度的特定类型之一。在市场的功用上，相当部分的学者和决策者认为，市场相对于任何其他协调模式和制度更有助于提升经济绩效和促进经济增长，甚至是整体社会发展的引擎。

在日常生活中，市场更多地表现为人们可观察到且经常参与的具象活动，而具象市场也是纵横交错，十分复杂。当我们走进小镇的传统集贸市场，会发现它其实是鞋市场、服饰市场、菜市场、五金电器市场等诸多类型的小市场的聚合。集贸市场上小老板们的角色并非固定，而是经常在买者与卖者之间切换。他们从与顾客的交易中获利，又从邻里商家购买自己所需的其他物品，因此既是卖者，也是买者；既是造市者（market maker），还是市场的受益者。他们通过交易得到各自所需，形成了一个扁平的交易网络。而在这个集贸市场之外，还有一个更复杂的垂直交易网络在支撑着该市场：他们从外地或本地的批发市场上获得自己售卖的商品，批发市场又需要从代理商或生产市场中去获得商品，而生产商品的工厂或企业则需要从原材料市场上获得生产原料，从劳动力市场雇用工人……由此不难料见，仅就一个规模可能并不大的传统集贸市场而言，与之密切关联的市场何其多，而其需要协调的各种行为、关系和资源又何其繁杂。

概言之，抽象市场是协调人类行为的模式和配置资源、经济机会的一种制度形式，而具象市场则往往模糊地与生产、交易、消费场所、特定产业乃至集体文化生活和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但其又与抽象市场存在无法割裂的各种密切联系。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宏观上的抽象市场制度缺乏合法性基础，则具象市场即便存在，也难以发展起来。

具象市场太过于繁杂。事实上，当我们认真而努力地去回忆自己在过去一个星期参与了多少不同的市场时，会发现根本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之所以很难计算，不仅因为具象市场的类型过于繁杂，也由于市场的边界无法拿捏精准。而社会学（包括人类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具象市场，显然由此不可避免要遭受诸多棘手的难题。

尽管如此，具象市场的社会学研究仍然很重要，因为其具有波兰尼所称的“实质经济学”的意义，有可能让我们在当前滥觞的形式经济学之外开辟一条理解真实市场及其活动的进路。实质经济学将“经济”理解为物质生活借助社会系统得以组织和实现的过程，其基本出发点在于“人类借助于与其周遭环境之间的制度化互动（institutionalized interaction）得以生存”（Polanyi，1977：20）。这一有力论断为那些以揭示经济的实质意义为目标的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分析方向。波兰尼指出：

“经济的实质意义源于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与其同类，因此经济涉及的是人类与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互换，并借此途径达到人类自身物质需求的满足。”（Polanyi，2001/1957：31）

实质经济学对于市场的社会学分析而言，即需阐明市场过程对经济与非经济制度的嵌入性逻辑——尽管嵌入性概念及其指向在经济社会学里仍然存在争议（符平，2013：18—44）。具象市场中的实践活动（比如生产、竞争、合作、交易、定价、招投标、产品与技术创新等等）之所以出现或多或少模式化了的路径，源于市场行动者与其所处制度环境的互构行为，也脱离不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居间协调。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市场的社会学研究体现出了实质经济学的意义。也因此，市场社会学对嵌入性、社会建构论和制度主义等理论的倚重与波兰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波兰尼的实质经济学中，“经济作为创建的过程”是中心命题。^[3]该命题强调了基于运动的“过程”视角以及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创建属性”（institutedness）（Polanyi，2001/1957）。这一理论主张连同他将市场视为最高权力的新奇的制度创造和制度诡计（Polanyi，1977：6—10）的观点，在后来针对市场的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进一步延伸。

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看抽象市场与具象市场这对二元概念，会发现它们其实关系密切，也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首先从静态的结构性特征上来说，两种范畴的市场都深受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塑造，后者强有力地形塑了两者的多元属性。具体市场的多元性自不必多言。作为一种制度的抽象市场也不例外。比如，欧美虽然实施的都是市场经济，但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协调机制以及背后的市场理性观不同，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欧洲的莱茵模式便体现出很明显的差异，同时即便同属莱茵模式，国家与国家之间（比如德国和法国）亦体现出明显的差异。

其次从动态的运作机制上而言，两者都高度依赖其他经济与非经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规则，或者说，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社会安排来支撑市场活动的有序开展。对于具象市场而言，这尤其是可以直接体察到的事实。在一个简单的交易行为发生之前，在市场之外、社会之中的难以数计的活动需要社会的周密协调方能开展，而这些活动很多跟市场场所里的竞争是没有关系的。对此，我们从里德（Leonard E.Read）那个生动的“铅笔的故事”（Read，1999/1958）中便不难看到，市场是如何深深触及社会的。抽象市场的维系和运转同样如此。我们在第三章的分析中指出，“如果说某种经济学理论和观念主导了国际（自由）市场的创建，那么这种理论和观念在其完成创建之后仍在不断地自我实现其所构造的理想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力量和市场规制机构对标准经济实践的制度设计和市场监督，市场参与者对规则的遵守和利用，无不在推动这一结果的发生”。

最后，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在如何看待和理解市场问题上的分歧可能要比他们想象的要小。^[4]尽管不少社会学家倾向于解构所谓的“市场神话”，将不平等扩大、道德滑坡和环境恶化等后果归因为市场，但两者诸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会因为学科见解之别而呈现出根本差异。比如，类似前述在全国普遍存在的集贸市场，已让千千万万从业者的家庭普遍提高了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使众多底层人群转变为了市民、个体户和企业家，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境遇，也提高了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是一个通常的社会学故事。而一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观点则认为，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通过竞争和分工合作为他人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借此改善人们生活、推动人类进步（张维迎，2010：1—18）。也就是说，对于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而言，参与市场的机会一旦缺失，那么他们的生活会变得不够丰裕和便利，较高的生活水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也难以企及。^[5]因此，经济学故事所揭示的是作为一种抽象制度的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优势和制度优势，与社会学故事大体上还是殊途同归。^[6]不过，社会学的故事往往通过市场的具象之维还有延展。社会学通过凸显制度环境的嵌入性和市场本身的多样性，不仅可解释市场的正功能，还能解释其负功能，比如市场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Szelenyi and Kostello，1996）。

回首过往，见证、参与大变迁进程的中国人虽然享受着大变迁带来的诸多利好机遇，但也承受着大变迁的种种负面后果，因为“变迁”尽管并不意味着溃败、动乱和病态，却也无法与进步、文明和现代等社会形态直接画上等号。市场的发展同样如此。抽象市场的地位提升并不必然意味着具体市场可以驰骋无碍地发展起来。而且无论是抽象市场还是具象市场，也都总是面临来自市场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危机和挑战。2016年英国“脱欧”和2017年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台，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市场的险情。对于具象市场而言，在市场行动者之间存在冲突性利益、风险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的复杂背景下，市场内外的冲突和竞争如何协调进而实现市场的绩效与秩序？这涉及市场内部不同行动者的关系以及市场与其制度环境的复杂关系。因此，市场的运作机制及其与制度环境的关系，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市场实践的难题和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