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发动“三反”“五反”斗争，整饬吏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能否保持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根本不同于历代统治者的清廉本色，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及传统习惯势力的腐蚀，一直是毛泽东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进北京前，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曾向全党发出过警告。他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3]为预防他担心的情况发生，在他看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除依靠自身的教育和铁的纪律，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的广泛参与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至关重要。1952年他所发动的“三反”“五反”斗争，就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是在为实施“边打、边稳、边建”方针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贪污浪费的严重现象提出来的。毛泽东以很大的魄力发动和直接领导了这场新中国反腐倡廉的重大战役。

1949年进城后，也抓过反对贪污、浪费的问题，但他认为都比较零碎，扫得不够，一定要来个运动。他说，贪污腐化，谁不知道不对，不必学习，就是要有声势，有压力。要搬石头，搞大的，越大越好，震动大。不要怕。整了人，无非报复你，准备报复;再就是丢选票，不投票没有关系。震惊全党、全国的刘青山、张子善腐化变质、严重贪污犯罪案件的严厉惩治，突出表明了他的决心，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他们就是毛泽东说的那种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共产党人，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进城后，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他们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设款、灾区救济贷款，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旧币[4]。“三反”“五反”时，所指均系旧币)，用于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他们非法从事倒买倒卖活动，勾结奸商张文义等，倒卖钢材，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挪用4亿元灾民救灾款，从东北盗购木材，冒充部队干部倒买倒卖;他们无视国家政策，高薪利诱国营企业31名工程技术人员，非法设立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他们在兴建朝白、永定、大清、龙凤、海河等工程中，盘剥民工，把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价，从中渔利22亿元。他们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3.7亿元，其中刘青山1.8亿元，张子善1.9亿元。刘青山吸毒成瘾。张子善与奸商张文义合作，拿着专员公署和军分区司令部开出的印信到处活动。张子善为逃避罪责，一次焚毁单据300多张。刘、张二人为非作歹，不能及时得到惩治，案发后阻力又很大，同上面(省一级)的根子有关系。

当年受命具体主持“三反”运动具体工作，参与处理这个案件的薄一波后来回忆:“刘、张的罪行，早在‘三反’前就激起了干部和党员的不满，但在他们上欺下压的家长式的统治下，一直未能公开揭露。这说明，没有一定的气候，这类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他还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考虑对他们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的。事先曾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与此同时，在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经是刘、张过去老领导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通过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能否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

2月10日，在保定市举行了河北省公审刘、张二犯大会，刘青山、张子善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河北省委常委也同时进行了调整。[5]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决不作李自成!决不放任腐败现象的滋长，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按照毛泽东关于“三反”运动“必须抓得很紧，才能产生实效”的指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中央局和大军区、各省市，都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以身作则，带头作检查，发动群众，造成声势;实行检举和坦白相结合，内查与外调相结合的方法，收到良好的效果。全国县以上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不包括军队)。最后定案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6万亿元。其中，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有效遏制住了腐败现象的滋长。

“五反”运动是“三反”运动发展的必然。195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写给中央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账，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3亿余元;该药行因此从三年前一个很小的行商一跃而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有分店。丛对李则逢迎奉承，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雇厨师，甚至令其姨太太陪李跳舞。本溪市还发现投机奸商先以请客、施贿引诱我工作人员上钩，而后则以告发威胁其与之继续合伙盗窃国家资财。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

同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送呈中央的《关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于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罪大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驱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私营工商业界偷税漏税现象相当普遍。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加工订货任务中想方设法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重地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里，竟发现不法厂商制造和贩卖的变质罐头食品、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造成战士致病、致残，甚至断送了生命。被他们收买的国家干部从他们那里领取干薪、干股，或者收受回扣、佣金，充当坐探、代理，同他们合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1950年8月京、津糖价暴涨，1951年北京碱价波动，就是不法资本家从他们安插在国家机关的坐探那里，窃取到经济情报有意制造的。

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民族资产阶级的胃口也膨胀起来。民族资本中，中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大部分，向来是有野心的。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感到国家需要他们，政治上有了地位，经济上又大赚了一笔钱。据统计，1951年资本家纯利22万亿元，加漏税部分26万亿元，比全国公粮还多。扣除税收和捐献净赚12万亿元，折合120亿斤小米。于是，尾巴翘起来了。他们的头面人物要求:国家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国家搞原料，由他们办工业。他们还酝酿把非政党的组织改组为政党组织，多发展进步成员，但不要共产党员参加，不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要提出独立政治主张。

“五反”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展开的。毛泽东在谈到中央为什么作出这一决策时曾说: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他们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他们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就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他还说，现在出现了一种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人家打进来;一部分人，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发地搞社会主义，想搞垮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后来，又自发地搞资本主义，资本家向我们大举进攻，也不允许。要整党内的“资本家”，整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号召展开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五反”斗争。他指出:“在全国一些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五反”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毛泽东规定了一条重要的政治界限和政策界限，这就是违法与不违法的界限。强调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打击面要小。当时理论界有人写文章，论证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的观点。他及时给予纠正。上海的运动一度失控，有一位市财经负责人圈1000多个资本家在那里斗。因压力过大有人轻生。毛泽东迅即制止。

在运动的部署上，分步骤进行，时间不宜过长。大城市四五个月即结束了运动。在定案阶段，他要求像“三反”运动一样，坚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偷漏税额的计算要实事求是，补缴要合情合理。既要达到教育资本家的目的，又要照顾到经济发展的要求。“生产要发展，工人不失业。”

入秋，各项工作收尾。1952年10月25日，中央批转中央政治研究室关于结束“五反”问题的报告。报告根据华东、华北、东北、中南、西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共计999707户，除极少数尚未定案者外，受到刑事处分的1509人，仅占工商户总数的1.5‰;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重庆、广州、西安、济南等八大城市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的，三类合计占工商户总数的97％以上，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通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和对不法资本家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原则。在此基础上，采取措施，及时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降低银行利率，放松银根，扩大加工订货，增加产品收购，使受到一定影响的私营工商业较快地恢复正常的经营活动，照样有利可图。

薄一波回忆，毛泽东那时把“三反”和“五反”看得很重，抓得很紧。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要听取关于运动情况的汇报，作出指示。毛泽东认为，“三反”“五反”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一场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场恶仗。“三反”实质上是一次整党。过去整党没有具体办法，有些人很神气，这一次整住了。他说，不能不整，放高利贷，做生意，入股，资产阶级化了，富农化了，还成什么党?他用一个被认为已经起了变化的执政党和它所领导的国家来比喻，说那就是资产阶级跑到共产党内，跑到政府机关。今天大势已定，但如不注意，很危险。毛泽东这样看待“三反”“五反”，说不搞“三反”“五反”我们就要失败，接着便决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并提上日程，看来是有深远考虑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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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164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9页。

[4]1954年旧币换算新币的比例为10000∶1。

[5]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156、158页。

[6]本节参引了薄一波在华北局研究“三反”“五反”会议上，就毛泽东部署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意图和有关指示的吹风，见华北局会议记录(1951年11月27日至1952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