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经济模式的意义：普遍性与特殊性

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特殊的事例，还是具有普遍的意义呢?在普遍性上，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因而，中国的改革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持肯定态度的人则认为，中国的改革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道路，既然改革中国家的传统经济体制及其弊端都是相同的，改革的道路也应该是相通的。所以，中国改革的经验是普遍的而不是独特的。^[44]

应当说，中国的经济模式首先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的基本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此外，特殊的初始条件、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乃至于领导集团特殊的风格，都是塑造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因素。走自己的道路，既是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都必然会在中国改革与发展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同样，对中国来说是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别，抽象的、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只有立足于现实和历史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才是有生命力的经济模式。

或许有人会说，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国家与地区之分，更没有姓“社”与姓“资”之分，因此，不可能有什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事实并非如此。市场经济并不是可以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而存在的某种设施或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随意搬来搬去。相反，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古典的市场经济不同于现代的市场经济，英美模式不同于北欧模式，东亚模式又有自己的特点。同样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实现工业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面临着如下一些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转型之中；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稀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地域辽阔且区域差异巨大，等等。因此，中国的经济模式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它既尊重一般规律，又充满了首创精神；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强调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模式只是一种特例或偶然。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的、普遍的规律，中国的经验和模式中也必然包含着某些普遍的规律和一般的意义。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开阔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规律的认识，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谓“北京共识”，虽然不能说是一种严密的理论和权威的解释，但却反映了人们试图提升中国经验的愿望。^[45]邹至庄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他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一书中提出，除了方法论之外，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提供了六个关于经济学实质性的命题：私有制并不一定产生管理效率，市场刺激手段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关系不充分，政府的形式与经济发展的速度无关，不同的经济体制均可以为市场经济服务，政治上的可行性是经济转型中的一种重要因素，中央计划下的官僚主义经济体制难以清除。^[46]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现在更不应当仅仅是世界文明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中国经济模式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启示，那些看似相互对立的因素如何相互补充、融合、渗透、促进和发展，包括公有与私有、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自由与和谐、集权与分权、经济与社会、发展与稳定、传统与现代、自主性与全球化、新体制与旧体制，等等。归根结底，中国模式的根本意义在于，要在理论上推倒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目的论，从区别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与资本主义化入手，得出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转型未必要以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标准的结论，挑战资本主义优越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47]这种结合就是特色，就是创造。

众所周知，对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学家们历来众说纷纭，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此消彼长的持久争论，形成了“自由市场论”、“国家调节论”、“国家推动发展论”、“驾驭市场论”、“亲善市场论”、“发展型政府论”等多种观点。但是，其中的任何一种观点都难以准确地说明中国的经验和现实。由于面临着比较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模式具有比较明显的所谓“发展型政府”的特点。^[48]但是，即使与一般的发展型政府相比，中国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一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不同部门、企业和领域有不同的组合。比如，沿海不同于内地，农村不同于城市，农业不同于工业，国有企业不同于非国有企业等。二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过不同的模式，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三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及宏观与微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多种维度。比如，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政治动员、计划协调、统筹兼顾、宏观调控、微观管制、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管理等，都体现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四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地方政府既是一级行政组织，又担当了类似企业家的角色，从而使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复杂结构，成为影响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五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要求。中国模式中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这些创新性的做法和思想，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人们对中国经济模式一般意义的探索也会不断加强和深化。

加强和深化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认识，需要对已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信条以至知识体系保持必要的警醒，意识到它们的局限和偏颇。现在尤其需要破除这样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或蒙昧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经济学在全球只有一种即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它是“科学”的和“普适”的，无民族和国界的限制，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模式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应用和推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一，西方经济学并不只有一种，而是存在众多的理论和流派，而且这些理论和流派的地位与影响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变化，被许多人尊崇的现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其实也只是众多经济学流派中的一支，它绝不是什么普遍和永恒的真理。第二，经济学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都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群体的人们根据他们自身特殊的环境、经验和知识背景提出的，是不同思想理论之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因此，经济学的发展绝不是某些国家和某些人的专利。第三，中国的发展是在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因而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和经验。第四，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的，都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理论的生产者的利益倾向、历史经验、价值理念、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其危害不仅在于它无助于理解中国的道路和模式，而且会使我们成为新教条主义或新蒙昧主义的奴隶，失去应有的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的信心和能力。亨廷顿坦承：“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49]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理论的繁荣与兴盛，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提炼思想、创新理论，发展与中国经济模式相适应的自主性和原创性的经济理论，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民族。

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发展市场经济和参与全球化，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同时也为人类的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复兴带来了光明和希望。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50]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预期：“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51]现在，当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大步迈进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模式的成功将会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新的较大贡献。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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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3] 吴敬琏、周小川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4] 董辅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 卫兴华、洪银兴、魏杰：《计划调节导向和约束的市场调节》，《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

[6] 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编：《中国改革的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年版。

[7]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张帆、潘佐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 斯蒂格利茨：《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载胡鞍钢、王绍光编《政府与市场》，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

[9] Jeffrey Sachs and Wing Woo， “Structural Factor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y Policy， Ｖol.18， April 1994.

[10] Joseph E.Stiglitz， Whither Socialism，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4.

[11] Allce，H.Amsden，Jacek Kochanowicz， and Lance Taylor， The Market Meets It’s Match： Restructuring the Economies of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 彼得·蒙勒：《论激进经济改革与渐进经济改革》，载李兴耕、李宗禹、荣敬本编《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J. Mcmillan and B.Naughto，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Lesson from China”，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Ｖol.8， Ｎo.1，1992.

[13] 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编：《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魏加宁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1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16] 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7] 周振华：《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 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10期。

[19] 杨瑞龙：《中国制度变迁方式三个阶段论》，《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

[20] 这一时期，也有学者认识到改革的目标和宪法制度对改革道路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在《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书中，笔者曾经提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整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分析框架，并把中国渐进式改革定义为“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但是，这种观点在当时是较为少见的。（参见张宇《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1] 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22]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页。

[23] 2008年以来，人民网、《人民论坛》、《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动态》等重要媒体和杂志都刊文对中国模式进行探讨。

[24] 参见王振中《中国转型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版。

[25] 程恩富：《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2期。

[26] 程恩富：《中国模式：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11日。

[27] 胡钧、韩东：《“中国模式”的实质、特点和面临的挑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

[28] 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徐崇温：《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29] 刘国光：《中国模式让我们有望最先复苏》，《红旗文稿》2009年第11期。

[30] 赵剑英、吴波主编：《论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1] 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32] 代表性的著作有乔万尼·阿里基《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33] 安德鲁·马丁·费希尔：《中国正在拉美化吗？在全球失衡浪潮中，中国在实力与依附性之间的平衡行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卢荻：《世界发展危机与“中国模式”》，《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

[34] 科尔内所谓的“革命”，系指对公有制经济的全盘私有化。János Kornai， Highway and Byways： Studies on Reform an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1995.

[3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36] 参见D.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20-151；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 and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5; R. Walker and D. Buck， “The Chinese Road， Cities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46， July/Aug.， 2007， pp. 39-66。

[37]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38]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4页。

[39]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480页。

[40]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4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4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8日，第5版。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99—1000页。

[44] 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5] 乔舒亚·库珀·拉莫：《北京共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6] 邹至庄：《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7] 参见林春《“中国模式”议》，《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

[48] 发展型政府的原型是所谓的东亚模式，其主要特点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高，利用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和实行扶植性产业政策等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在发展问题上达成基本一致，国家与社会的合作等。

[49]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页。

[5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5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