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代罗马文学

古罗马的历史如果广义地计算，可以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建国一直到公元15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灭亡。但古罗马的文学一般认为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2世纪初。也有文学史将罗马文学的终结界定于西罗马帝国覆灭的公元476年，但其实2世纪中期以后拉丁语文学已经开始向中世纪基督教文学过渡，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古罗马文学，学术界将之定义为“后古典拉丁文学”。

古罗马的文学主要是继承希腊文学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希腊化时期，罗马就输入了许多希腊作品，加以翻译和模仿。在公元前146年罗马灭亡希腊之后，更是将全部希腊神话、诗歌和戏剧据为己有。以神话为例，同希腊文化接触后，许多罗马的神祇便同希腊的神祇结合起来。如罗马人信奉的主神朱庇特便等同于希腊的宙斯，他的妻子朱诺等同于赫拉。至于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等则直接进入罗马神话，连名字都没有变。因此古罗马文学在古希腊与近代欧洲文学之间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后世的文学正是通过它来继承古希腊文学的优良传统的。

当然，古罗马文学也并非全是古希腊文学的仿造品，因为它毕竟是罗马社会的产物，并且采用的语言是拉丁语。在西方学术界，古罗马文学被认为是广义的拉丁文学的一部分。与古希腊海洋民族不同，古罗马属于内陆民族，主要以耕牧方式生存，具有上古农民和牧民粗鄙、蒙昧、淳朴的特点。建国之后的古罗马崇尚武力，追求社会与国家、法律与集权的强盛与完美，其文学具有更强的理性精神和集体意识，具有庄严崇高的气质，而缺少希腊文学生动活泼的灵气和无拘无束的儿童式的天真烂漫。古罗马文学在艺术上强调均衡、严整、和谐，重视修辞与句法，技巧上偏重雕琢与矫饰。

一　古罗马文学的分期及其主要文学成就

1.形成时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

此前罗马人也有自己的神话，因罗马初民信奉万物有灵，常用一些实物来表征神的存在，他们拥有自己的家族宗教，早期的神主要有家庭守护神拉尔斯、灶神维斯塔、储藏柜守护神帕那特斯等，这充分体现了罗马人的务实性。早期的罗马口头文学还有诗歌和民间戏剧，但均未形成书面作品而流传后世。

此后，罗马文学在对其他民族文学尤其是希腊文学的模仿和融合之中逐步形成。

此时的代表作家有：利维乌斯·安德罗尼斯库（约前280—前204），他是古罗马文学的奠基人，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和大量古希腊抒情诗，他的功绩主要在于把古希腊文学中的某些精品介绍给了缺少书面文学传统的罗马人，把古希腊文学的某些主要形式移栽到了缺少骨干文学类型的古罗马。诗人埃纽斯（前239—前168），他的史诗《编年史》追溯了罗马的历史，但在风格上有明显的模仿荷马的痕迹。埃纽斯对古罗马文学影响深远，他被尊为“古罗马文学之父”，西塞罗、卢克莱修和维吉尔都表示自己曾受其影响。罗马最负盛名的戏剧家普劳图斯（约前254年—前184年），他的创作主要以希腊新喜剧作家米南德的风俗喜剧为蓝本改作，讽刺罗马社会的腐化风习。其主要作品有《一坛黄金》《孪生兄弟》等。

2.“黄金时代”（前100年—17年）

即拉丁语和广义的拉丁文学（包括修辞、历史和哲学）发展史上的古典或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罗马进入了大规模扩张阶段，并于公元前27年结束了共和制政体，建立了帝国。古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屋大维的统治下（前31—14）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拉丁语文学和艺术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而且技艺更趋成熟和完美。

此时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有：

西塞罗（前106—前43）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散文家。西塞罗的主要散文成就是演说词和书信。他现存的书信约900封，演说词传世58篇，分为法庭演说和政治演说两类。西塞罗的散文注重材料的程序组织，句法考究，词汇丰富，段落对称，音调铿锵，被称为“西塞罗句法”。他的演说具有很强的鼓动力量，确立了拉丁语文学语言“准确、流畅、清新、雄浑”的原则。其散文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欧洲诸民族散文的楷模。

卢克莱修（前99—前55），其唯一的传世之作《物性论》（一译《论自然》）共六卷，每卷千余行，是一部哲理诗。全诗着重阐述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表示物质不灭、凡人不必惧怕死亡的生活观。卢克莱修是古罗马文学史上著名的智者，维吉尔曾称羡慕他知晓事物的起因，是个“幸福的人”。

贺拉斯（前65—前8），杰出的诗人和文艺评论家。贺拉斯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其后期创作的抒情诗《歌集》。他改造了希腊抒情诗的格律，构思巧妙，语言优美，优雅庄重，以友谊、爱情、诗艺为题，融哲理和感情于一炉，不少人竞相模仿。其文艺批评的代表作《诗艺》取得古罗马时期文艺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其中提出了著名的文艺具有“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的观点。《诗艺》被西方古典主义文学视为经典。

维吉尔（前70—前19）是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其抒情诗充满浪漫的田园风光。代表作有《牧歌》《农事诗》《工作与时日》，主要抒发对爱情、时政以及乡村生活的种种感受。其史诗《埃涅阿斯纪》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史诗。

奥维德（前43—18），奥古斯都时代的重要诗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神话诗《变形记》，以史诗格律写成，包括250个神话故事，集希腊、罗马神话之大成，为后世文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创作灵感。《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故事集都在框架上模仿了《变形记》。此外，但丁、莎士比亚、蒙田、莫里哀、歌德等大文豪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

3.“白银时代”（17—130年）

即屋大维死后的一百年间，这一时期罗马在政治上不断衰弱，内部矛盾日趋激烈。这时文学发展的特点是宫廷趣味日趋浓厚，崇尚文风的花哨和滥用修辞，使得文体显得逼仄、臃肿。这一特点在2世纪前半叶达到高潮。贵族青年以公开朗诵空洞无物的诗歌为时髦，文学更成为少数人的消遣。比较有成就的是讽刺文学和小说，如塞内加的悲剧、马尔提阿里斯和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卢奇安的讽刺散文及阿普列尤斯的小说等。

二　维吉尔及其史诗《埃涅阿斯纪》

维吉尔出身农民家庭，早年曾在罗马和米兰研习修辞学，后来又随亚历山大派哀歌诗人帕尔通纽斯学希腊文、从希罗学伊壁鸠鲁哲学，还曾一度醉心于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以后转而信奉斯多葛学派哲学和宗教。因热病不治英年早逝，墓碑上铭文写道：“曼图阿生我，卡拉布利亚夺去我生命，如今帕尔特诺佩保有我；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铭文中提到的三处地方，分别是他的出生地、逝世处与埋葬所。

在维吉尔短促的一生中，值得注意的其实是他与屋大维之间耐人寻味的关系。维吉尔在青年时代经历了恺撒与庞培的内战。早在撰写《牧歌》的时候，他就成为屋大维亲信的幕僚。内战爆发以后，维吉尔目睹了屋大维相继击败政敌和昔日的亲密战友，接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一步步走向政教合一的神坛。恺撒被奉为神明之后，屋大维成为理所当然的神之子。不得不提的是，屋大维试图复兴古罗马的典章制度，笼络文人，自己也热衷于写作，但同时却又高筑文网，操控言论。对于维吉尔来说，他毫无疑问景仰屋大维横扫六合的雄才大略，却也对后者“清教徒式狂热”的面孔背后隐藏的冷酷、铁腕以及迷信暗生疑惧。

在这种微妙的情绪感染下，维吉尔的诗作中，除开对“放牧、农田和领袖”深情赞美以外，“虔敬”这一主题如同地中海的海水一样冰凉苦涩。在《埃涅阿斯纪》中，这一主题更是明确内化为个体命运对国家逻辑的臣服。史诗讲述特洛伊王和女神维纳斯所生之子埃涅阿斯到意大利建立新王朝的故事，歌颂罗马祖先建国的功绩和罗马的光荣。诗人把埃涅阿斯塑造成恺撒和屋大维的祖先，因而肯定了屋大维的“神统”。维吉尔在创作《埃涅阿斯纪》的时候虽有意模仿荷马史诗，但全诗强调对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是典型的罗马风格。我国西方文学史家杨周翰指出，《埃涅阿斯纪》与希腊的《荷马史诗》的最大差别，就在于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一度高扬的个人主义的英雄旗帜，到了大一统的罗马帝国时代已经黯然失色。国家的神圣律令与对宏伟远景的动人描述，取代了昔日城邦的美德与哲人的垂训。“埃涅阿斯的行为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民族、新国家，个人幸福必须通过斗争而牺牲掉，他不是个人英雄而是民族英雄、领袖、组织者和民族象征。”

不过作为一部文人史诗，《埃涅阿斯纪》之所以超出了御用文学的范畴，在于维吉尔在“虔敬”的背后隐藏的对于人性的悲哀与惆怅，也有怀疑论和宿命论的色彩。美国学者大卫·丹比认为：“这部作品有一种深刻的两面性……当作一部关于父与子的诗来读，当作一部关于建立一个帝国却失去其他一切有关紧要的东西的诗来读……这是一部忧伤的史诗，一曲郁抑的颂歌，宏伟却夹杂着虚荣和悲哀，萦绕不去。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部沉默的诗。”阿诺德曾盛赞维吉尔与莎士比亚，因为他们“灵魂里最突出的是甜蜜与光明和人性中最具有人情的一切”。尤其是《埃涅阿斯纪》中蒂朵饮刃而亡的一节，曾令青年奥古斯丁一掬同情之泪，我们可从中感受到维吉尔如莎士比亚一样的丰富，几乎穷尽了生命中每一个细小的角落。可以说，对他们的任何一种类型式的概括，都容易导向对复杂人性的化约而流于肤浅。

另外《埃涅阿斯纪》在艺术表现上也体现了文人史诗的特点，文字细腻，风格统一，注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善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烘托主旨。但是，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口头文学的生动淳朴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