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在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受阶级革命研究取向的局限，对于中国近代知识界的研究相当薄弱。学者们对胡适学人群、研究系学人群及国家主义者等知识群体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偏见，甚至还存在着某些研究禁区。当然，不可否认，学界对相关知识群体及人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史料梳理，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研究取向、市民社会研究取向的兴起，学界对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观念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大批专著、硕博士论文及其他学术论文不断涌现，现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及其有关理论观点概括如下。

其一，关于从宏观上对近代中国知识界进行的整体研究。相关的专著有许纪霖的《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及《“断裂社会”中的近代知识分子》、罗志田的《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金安平的《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20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张朋园的《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何晓明的《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黎仁凯的《动荡中的历史抉择：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杨雄的《激情与理性：青年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思潮》、李良山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黄敏兰的《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等。相关论文有杨永明的《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协奏：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嬗变》、胡瑰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张艳伟的《1840—1949年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应对时代危机的策略选择探析》等。

以往学界普遍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贴上保守、自由、激进等标签，对此，有学者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观点。何晓明认为，虽然近代中国知识界内心一直夹在传统与现实的紧张状态之中，在思考与选择中国现代化道路之际，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激烈的思想交锋，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知识界时，决不能对此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把某个知识人或某个知识群体简单地归纳到某个思想阵营之中。[1]对于“五四”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以往学界普遍将它视为与中国的思想启蒙联系在一起，甚至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之后，学界又开始从“民族救亡”的意义上来重新审视“五四”。杨雄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双重防卫”运动，随着“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界不断放弃其启蒙理想，牺牲了个人权利的基本诉求，并把这种放弃转化为一种民族主义激情，开始努力追求一个国家权力的目标。[2]学术救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特救国方式。黄敏兰认为，“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开始努力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根本的最佳方案，并不约而同地把历史观作为表达其政治理想和推动历史进程的方式，由此导致了在学术救国问题上出现了唯物史观、民生史观、国族集团主义的生物社会史观等不同历史观的争论。[3]

虽然学界对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整体研究成果较多，但是，目前还没有系统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硕博士论文或学术专著。因此，本书以此为突破口，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进行一个系统的历史考察。

其二，关于对以某个报刊等为核心的知识群体的研究。对以报刊等为核心的知识群体的研究，是以往学界采用的一种常见方法，研究成果较多。相关的专著有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沈卫威的《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闫润鱼的《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张连国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1917—1937）》、张德旺的《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简论》、田嵩燕的《国家主义派政治思想研究》等。相关的硕博士论文有孔祥宇的《〈现代评论〉与中国政治》（北京师范大学，2003）、陈于武的《以自由的名义：〈现代评论〉的自由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马晓茹的《〈现代评论〉的民主思想》（首都师范大学，2008）、董国强的《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想》（南京大学，2002）、吴柄守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建设构想及其实践》（复旦大学，2001）等。相关论文有章清的《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杨志为的《〈努力周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首度聚集》、倪邦文的《“现代评论派”的团体构成》、王传富的《论胡适〈新月〉月刊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张谊的《论新月派人权思想》、邓丽兰的《法政学者的宪政诉求——略论〈太平洋〉派学人的宪政思想》等。

对以报刊等为核心的知识群体的研究，学界基本上是从知识分子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进行的。章清认为，自由、民主及法治等政治理想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一个理性社会秩序之上，在一个不符合理性的专制政治下，胡适学人群没有能够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致使他们的长远规划与当时的社会关切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难以产生实际政治效果。[4]王传富认为，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是相互促进的，当时中国社会既需要社会秩序来保障个人自由，也需要个人自由来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胡适等知识分子的批判或多或少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正面效应。[5]

对以某一报刊为平台的知识群体的研究，也是本书的重要考察内容。虽然学界已经对《现代评论》知识群、《新月》知识群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对围绕在《东方杂志》、《太平洋》、《新路》等刊物周围的一些比较分散的知识群体缺乏系统研究，尤其是对其政制主张的研究更显不够。因此，本书的研究领域，虽然涉及的有些知识群体学界已经有所研究，但还有大批较为分散的知识分子是以往学界较少关注的，仍然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

其三，与20世纪20年代知识界政制设计相关的专题研究。在从宏观上对近代中国知识界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对本书涉及的某些专题问题，学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第一，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国家统一问题的相关研究。相关论文有王英津的《联邦制与中国统一问题的历史回顾和现实分析》、朱秀蓉的《试论北洋政府时期的联省自治思想》、吴元康的《陈独秀国家统一思想述论》、鲍和平的《简析20世纪20年代胡适的国家统一主张》等。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联治”统一方面，尤其是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朱秀蓉认为，“联治”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消除军阀势力的割据统治，实现国家的统一，具有反对封建军阀割据势力的积极意义，但在客观上为地方军阀割据势力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其更加能够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6]；张继才认为，“联治”方案试图首先在各省实行自治，打倒地方军阀势力，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通过制定一部联省宪法来划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彻底铲除北洋军阀势力，实现国家的统一，这种构想带有较大的民主色彩，具有鲜明的进步性，但其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不可能成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有效方式。[7]从整体上来说，大部分论者都肯定了“联治”方案的进步性，但也有论者认为其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符，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因此，该方案是行不通的。

以往学界对20世纪20年代知识界关于国家统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联治”统一问题研究，而对于当年知识界提出的其他国家统一方式，诸如国民大会统一、法统统一、武力统一等方案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关于知识界的国家统一方案仍有研究的余地。

第二，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民族独立问题的相关研究。开展“国民外交”是实现民族独立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个方面的相关专著有贾中福的《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等，相关论文有易丙兰的《巴黎和会时期研究系的国民外交活动研究》、印少云的《北洋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等。贾中福从整体上高度赞扬了国民外交运动，认为它标志着人民主权思想及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开始兴起，具有极为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8]易丙兰认为，研究系学人群积极主张开展国民外交，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产物，具有不可低估的进步色彩。[9]可以说，学界对国民外交的评价相当之高，甚至说带有拔高之嫌，对这种方案的缺陷很少论及，这也是以往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存在的一个不足之处。

就废约与修约问题的研究，相关专著有李育民的《中国废约史》等，相关论文有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朱之江的《孙中山“废约”思想之局限性》、杨红林的《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文君的《陈独秀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关税自主运动》、杨天宏的《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等。王建朗对废约方案的评价较高，并认为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与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是反帝废约的主要力量，两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10]与此不同的是，杨天宏赞成修约，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还没有完全具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客观条件，因此，一味地要求立即废约是不可取的，而立足于修约来争取民族独立，是一种更加务实的理性选择。[11]

对“非基督教”民族独立方案的研究成果较多。相关的主要专著有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杨天宏的《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吴利明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叶仁昌的《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等，相关的主要论文有郭若平的《非基督教运动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表述》、郭华清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的“非基督教周”活动述论》及《陈独秀与非基督教运动》、吴小龙的《理性追求与非理性心态——20年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评议》、彭叶飞的《唤醒睡狮：评青年党人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对收回教育权的贡献》、孙涛的《论非基督教运动的主要成因》等。关于非基督教运动发生的原因，孙涛认为，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外交的失败、西方基督教势力的扩张、中西宗教文化体系的差异等。[12]对这场运动的评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杨天宏认为，这是一场相对理性的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反对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文化的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13]但吴小龙认为，以知识人为主体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由理性运动转变到了非理性运动，因此，这场运动既取得了一定的外交成就，又留下了许多遗憾，值得我们认真反思。[14]

第三，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代议政治的存废问题的相关研究。相关专著有刘景泉的《北京民国政府的议会政治》、张睿丽的《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程舒伟的《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邓丽兰的《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与》等。相关论文有邓丽兰的《中国思想界对议会政治的认知与民国政制的演变》及《民国宪政史上追求“直接民主”的尝试及论争》、刘伟的《民初知识分子对议会政治的反思与建构》、朱勇的《论民国初期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马宝成的《论孙中山的直接民主思想》等。

关于代议制移植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学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张睿丽认为，传统政治文化观念的排斥与市民社会的脱节、政党政治的缺失、现代国家建构的权威需要等是代议政治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15]邓丽兰认为，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移植在中国引发种种弊端，使中国知识界对代议制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逆转，“议会破产论”兴盛一时，各知识群体试图从中西政治文化传统中寻找代议制改造资源，一方面高度关注西方代议制改造的新趋势，另一方面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可以古为今用之处，提出了各种改造方案。邓丽兰认为，近代中国知识界的议会观遵循着制度决定论与实用主义逻辑，社会进化论与理性主义崇拜是其哲学基础。[16]刘伟对中国知识界寻求代议制的出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概括，认为民国初年知识人对代议制的反思大体表现出三种路向：一是代议制不适合中国；二是主张用普选制、职业团体选举来改造代议制；三是用直接民权取代代议制。[17]

第四，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联邦制政体选择问题的相关研究。相关专著有胡春惠的《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等。相关的硕博士论文有张继才的《论近代中国的联邦主义》（华中师范大学，2007）、文红玉的《民权、国权与联邦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的联邦主义》（武汉大学，2006）等。相关论文有姚琦的《论20世纪上半期中国联邦制思潮及其影响》、张继才的《论“联省自治”的勃兴》、谢俊美的《略论联邦制和联省自治运动》、韩胜朝的《联省自治缘起探析》、李蓓之的《略论20年代初“联省自治”运动》、李荣坤的《联省自治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初兴起原因新探》、李利霞的《论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联省民主制思想》、周东华的《略论1920—1923年的“联省自治”思潮》、侯德泉的《民国时期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选择与实践行程》等。对于当年中国知识界提出的联邦制方案，学界已经从多角度进行了探讨。

韩胜朝从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视角来评价联邦制方案，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提出的“联治”方案，是民国以来资产阶级同军阀割据势力斗争的结果，也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真实体现。[18]姚琦则从学理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分析，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提出的联邦制方案，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学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运动的发展，但其本身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符，因而最终以失败而结束。[19]

第五，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制宪问题的相关研究。相关专著有严泉的《民国初年的制宪与民主转型》、陈建平的《湖南省宪研究》、林孝文的《浙江省宪研究》等，相关论文有严泉的《“联省自治”运动中的省宪研究》、李国忠的《民初国会制宪中中央与地方关系论争述评》、李继锋的《分合之际：20年代初省宪运动的背景分析》、郭殊的《省宪运动与“联省自治”》等。学界对当年中国知识界的制宪建议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郭殊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制宪运动盛行一时，对当时及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宪政史上的重要环节。[20]

第六，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民主宪政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相关专著有李华兴的《民主与近代中国》、徐宗勉和张亦工的《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王永祥的《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及《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王人博的《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姜平的《中国百年民主宪政运动》、殷啸虎的《近代中国宪政史》、张学仁的《20世纪之中国宪政》、牛彤的《孙中山宪政思想研究》、韦杰廷和陈先初的《孙中山民权主义探微》、郭宝平的《探索宪政之路：从现代化的视角检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宪政试验》、闵琦的《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杜文忠的《近代中国的宪政化：兼与韩国比较》等。相关论文有张连国的《中国自由主义迟到的人权宣言》、沈卫威的《论胡适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王永祥的《论孙中山对训政时期的政治设计》、王业兴的《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赵玉霞的《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等。

徐宗勉认为，近代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不可能速成，因此，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与孙中山的“训政”论等都是符合当时国情的政治主张，不失为在肯定民主价值目标上的有限民主论。[21]对这方面的研究，以往学界主要集中于《新月》时期胡适学人群对南京国民政府“一党专政”体制的批判，研究成果相当之多，大部分评价都比较中肯。赵玉霞认为，胡适学人群援引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念，宣扬人权至上，主张民主宪政，信奉思想、言论、出版及结社等自由，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又诋毁马克思主义，试图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同时又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注定了其逃脱不了失败的历史命运。[22]石毕凡认为，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紧紧抓住了宪政这个百年话题，在20世纪上半叶掀起了关于宪政与民主、法治、人权等问题的讨论热潮，这是一次最深入、最具理论价值的讨论，是对民主宪政在后五四时代的继续关注，成为三四十年代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理论先导。[23]

在海外，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相关的专著有张灏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及《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余英时的《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及《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黄克武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及《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周明之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艾恺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格里德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及《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施瓦之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墨子刻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徐复观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等。相关的硕博士论文有邵铭煌的《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79）、魏诚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内容演变与政治主张》（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84）、颜淑芳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政党思想》（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研究所，1989）等。

以往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通常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地分为改良与革命两个阵营，并把两者长期绝对地对立起来。在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海外学界有论者超越了传统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两分法思维模式，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具有道德性与精神性相融合的特性，“追求道德之善的至善过程”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张灏认为，近代中国知识界都在不同程度上信奉民族国家的理想，但并不把它作为终极目标，而仅仅是达到其世界观核心的世界秩序的一个路站。[24]“西方中心”与“中国回应”是通常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然而，部分论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墨子刻认为，西方思想对整个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接近，只是限于将它作为实现他们承自传统的基本价值的工具。[25]

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政制设计”相关的研究，尽管以往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偏重于点而忽视了面。以往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某些具体人物个案或个别群体的微观考证和简单阐释上，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整体分析和宏观评价还比较缺乏。特别是以“现代国家建构”为研究视角，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围绕着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而进行的政制设计与论争，学术界还缺乏全面考察、宏观分析及整体评价，目前尚无一篇对此问题的研究专著。与以往学界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相比，还存在着一个较大的研究差距。

二是对于人物个案研究来说，学界存在着一种重头面人物而轻次要人物研究的倾向。对于胡适、陈独秀、孙中山、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物的研究相当之多，而潘大道、楼桐孙、李剑农、杨端六、陈启修、钱智修等人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政制设计方案，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但以往学界对此类人物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专门的学术论文还很少。

三是对于围绕在各刊物周围的学人群体研究来说，学界对围绕在《努力周报》、《现代评论》及《新月》周围的胡适学人群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围绕在《太平洋》、《东方杂志》、《新路》等刊物周围的各学人群体的研究较为薄弱。

四是专题研究不平衡。就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国家统一方案来说，学界对革命统一、“联治”统一的研究较多，而对会议统一、武力统一等问题的研究很少涉及。就知识界的制宪建议来说，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知识界中掀起了一次次制宪讨论热潮，但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研究的盲区。北京政变前后，各知识群体掀起了一场委员制救国问题的讨论，以往学界对此还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对于知识界反对“一党专政”体制来说，主要集中于以《新月》为平台的胡适学人群的研究，而对以《新路》为平台的研究系学人群及国家主义者提出的一系列反对“一党专政”体制的主张，基本上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国家的政制设计及其论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以往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却比较薄弱，有待学界去努力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