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独开水道”——自修文学
那个雨后的傍晚，陈忠实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蜕变——从高中生到农民，他接受了自己“回乡知青”的普通身份，他决定了人生未来的道路，他要像高尔基一样上社会大学，农村就是他的大学，他预计用四年时间自修完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他为自己制定了严苛的学习计划，立志第四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学作品，他做到了。1965年3月8日，《西安晚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夜过流沙沟》。
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的。”
陈忠实的信念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回乡知青的身份是尴尬的，陈忠实接受了命运的挑战，他又是幸运的，经过极其短暂的农村劳动，他被安排到村上的小学去教书，成为一名民办教师。那所小学只有两个教室，几个年级轮流上课，一间旧庙是他和另一个老师的办公室。备课改作业辅导学生，晚上的时间就点着自己那墨水瓶改造的煤油灯埋头阅读、写作。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陈忠实逐渐习惯了这种乡村生活，文学成为他生命的寄托。
1964年，因为他在小学教学成绩突出，改变了那所学校每年初小升高小比率过低的现象，后被调入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任教，兼任团支部书记，公社领导赏识并决定培养他。这年春节前，郊区开展以阶级教育为纲的“面上社教”运动，公社搞文艺汇演，陈忠实接受了演出任务，并主动编写了一首陕西快板，请了一位口齿清楚相貌端正的同学演出，效果很好，就是后来在《西安晚报》、《春节演唱》专栏发表的那首。家人同事都替他高兴，他也很振奋。
第一篇散文发表后，陈忠实受到极大的鼓舞，他陆续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杏树下》（1965年4月17日）、《樱桃红了》、《春夜》（1966年3月25日）和《迎春曲》（1966年4月17日）等七八篇散文特写，他觉得自己开始叩响了文学殿堂神圣的大门。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西安晚报》停刊，一年稍多的时间，高密度地在同一家报纸副刊发表这么多文章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还是一个农村业余作者，他开始引起编辑、文学爱好者和读者的注意，也结识了一些具有文学理想的朋友。
青年陈忠实（1963年）
陈忠实发表作品的经历是曲折的，第一篇散文就先后经过五次投寄，才得以发表。前两次投给《陕西日报》，两次按编辑要求修改后再投，其间他还亲自到报社打听稿件的下落，作为民办教师的陈忠实，在报社门口徘徊踟蹰，自卑和羞怯使他只跟门口的那位编辑说了几句话，不敢乱瞅别的人。面对那些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的编辑们，他不免自惭形秽。有幸的是，他两次投稿都受到了编辑部署名“文艺部”的回信，并有修改意见和鼓励的话，成名后他多次表达了对写信给他的编辑的感激之情。这些鼓励对一个文学“摸门者”是何等重要啊！
陈忠实非常重视编辑们的意见，《西安晚报》的一位陈姓编辑在一封信中说：“你的诗歌比起你的散文来稍微逊色。建议你专注散文，有所突破，然后再触类旁通。”[8]这是他收到的第一封指导他写作的信。那时候他20岁出头，喜欢写小说、散文和诗歌。这封信是在编辑发表了他的一首短诗之后写给他的，这一年是1965年。陈忠实实在是太在意这位肯给予一位初学者以指导的编辑的话了，他自惭地觉得自己的诗歌是如何让人“勉为其难”，此后，他果然专注于散文、小说创作，即使成为专业作家之后，他也很少将诗作拿去发表或让朋友们赏鉴，也从不自称“诗人”。
他怀着虔敬之心带着一篇新写的散文，登门向陈编辑求教，陈编辑话不多，赞扬了他的散文，再次坦言不大欣赏他的诗歌。第一次走进编辑部跟文学编辑交谈还得到另一个惊喜，陈忠实见到一位年轻美丽的女编辑——李炎。陈忠实极少在文章中夸赞女人美丽，李炎是其中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才知道那位美得让他震惊的女编辑的名字。他还多次打探给他指导的陈编辑的去向，未果。
回乡后，陈忠实从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到公社农业中学的团支部书记；1966年年初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文化大革命”的阵势吓坏了陈忠实，“破四旧”几乎否定和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和新时代的文学作品，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作品。当时连郭沫若都表态说，他读了《红岩》，应该把他的全部文学创作都烧毁，扔了。陈忠实也加入“否定自己”的浪潮，看着自己省吃俭用买回来的文学书，他感到困惑迷茫又不舍。特别是看到自己厚厚一摞的日记，内心的恐惧无以言表。陈忠实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必须记日记，还写生活笔记。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生活世相，一些生活细节，都记下来。那些生活记事，既有社会上光明的东西，更多的还是社会生活细节中的一些丑恶的东西。在当时，这些东西若是被造反派翻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一个礼拜天，他回到农村的那个家，在他的那个土茅房里把日记一页一页撕下来，全部烧成灰，再用黄土把它覆盖了。那一刻，他难受极了。那以后他就再不记日记了，不敢记日记了，因为好多人出事都是日记被翻出来惹的祸。
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表的作品很少有抨击社会时弊的内容，连揭露社会生活细节中丑恶现象的东西都很少，这也是原因之一。但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字的敏感却是无法烧毁、埋葬的。换一种社会和时代可以接受的方式，他依然在写，如他后来所说“文学依然神圣”，在陈忠实的心中文学从来都是神圣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及新时期之初，发表作品只是荣誉，并没有稿费，生活拮据时，妻子也曾有过委屈和抱怨，但她从未阻止或干涉过丈夫的创作，包括他与文友们的文学交往，并以他为傲。1982年，刚刚被陕西省作协吸纳为专业作家的陈忠实决定回到白鹿原下的祖屋专事创作，整整10年，写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直到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白鹿原》截稿前夕，在城里陪大女儿上学的婆婆身体不好，妻子不得不进城伺候婆婆，照管儿女。那段时间，她在城里为丈夫擀好够吃一个礼拜的面条，蒸好馒头和包子，按时送到原下老屋，并为他准备好干净的衣物；无论刮风下雨，她都要让丈夫吃到手擀面。
《白鹿原》获得成功后，陈忠实成为无数读者追捧的对象，陕西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各种奖项使陈忠实成为炙手可热的名人，文学爱好者不断到家中拜访，还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陈忠实帮助解决，夫人总是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来访者，把来访者的愿望和要求转达陈忠实。
随着公务的繁忙，陈忠实在家吃饭的时间越来越少，有几年还独自一人回到原下创作新作，夫人年事渐高，又有了外孙旦旦的绕膝，不便相随。但是，只要陈忠实在家，夫人都会亲自下厨做他喜欢吃的糁子面或老鸹樧。或许，她无法像张兆和那样成为沈从文的知心人和精神支柱，或许，她也很难揣度丈夫出国和出席国内会议需要设计怎样的公众形象，但她却能几十年如一日为丈夫洗干净所有的衣物，并熨烫平整。婚姻的模式各有不同，她很少陪伴陈忠实出席各种会议和应酬，偶尔需要，她也做得大方得体，广受好评。每年的清明，她会陪丈夫回原下的祖屋，祭祖、清扫、种花、剪树，然后与丈夫面对面坐在熟悉的小院里品茶闲谈；每年的中秋、春节，她和丈夫一起接受儿女的祝福，共享天伦之乐。她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对丈夫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以丈夫的操守为自己的操守，丈夫就是她的一切。
60岁前后，这位来自农村夫人学会了弹钢琴，自娱自乐。陈忠实说起这话时，语调中充满了自豪。他完全理解夫人弹钢琴的艰辛与苦衷，夫人内心的情愫深深感动着他。
“5·12”地震时，陈忠实不在妻子身边，通讯中断，他无助地站在街头，好容易打车回到省作协的楼下，夫人已和保姆一起带着孙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后怕地说：“难为她怎么从20层的楼梯上走下来，她的心脏怎么承受得住哇？”陈忠实很少在公开场合谈到夫人，她总是默默地站在丈夫的身后。
1968年秋天，停课两年的学校开始复课，一学期尚未结束，公社抽调他去参加“清理阶级队伍”的落实政策和“整党”工作，因为有“保皇派”的阴影，他不想到公社去协助工作。公社书记是军人出身，几句话就把他“骂”进了公社大院。他认真谨慎地对待每一份案卷，耐心细致地处理每一份材料，决不让任何一个无辜的人蒙冤。他和专案组的同志一起，为所有被揪出来的人落实了政策，获得了“解放”。任务结束后，他被书记留在了公社。陈忠实要求去当烧瓦工挣钱养家糊口，公社没有批准，不久，任命他为公社副主任，1975年提拔为公社副书记。
他不间断地下生产队，参加农业学大寨，指导春耕秋收，平整土地、修理梯田，筑水库、拦河坝，传达文件、调解村民纠纷……长年累月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忙碌着，繁杂的农业劳动和乡村生活浸染着他，感动着他，使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质朴和回乡知青的单纯和明净，这些经历后来成为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他生活在农民兄弟中，是他们中的一员，村民家里出现婆媳、妯娌闹矛盾、兄弟分家、红白喜事、春节写对联等家长里短的事，无论白天夜晚、刮风下雨，他们都会叩响这个明白人、文化人的院门，他们觉得他是自家人。夜深人静，文学这个魔鬼就从心底走来与他相会、缠磨，他不知疲倦地记录着白天生产生活的见闻，徜徉在文字织就的画卷中，努力训练自己掌握从生活中攫取素材的能力。他说：“若不是文学的力量，我大概早成了一个农村的油条干部了。”[9]
1971年，《西安晚报》恢复文艺副刊，编辑张月赓委托一位到郊区采访的记者向陈忠实约稿，在不断的催促和鼓励下，陈忠实写了散文《闪闪的红星》发表在刚恢复的《红雨》副刊上，写一位军医在山区为群众治病的感人事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文化大革命”以来，读者与文艺处于几乎绝缘的状态，突然看到这种写普通人生活的散文，感觉新鲜亲切。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停笔5年后的第一篇散文写作。这以后，陈忠实的小散文就不断送到编辑手里。当然，这些散文必须保证政治上没有问题，这一点，编辑部会严格把关。“文化大革命”期间，稿费被取消了，每发表一篇作品，编辑就寄给他一张最高价码为“一元五角”的购书证。他到指定的钟楼新华书店去，那里没什么可买的书，他就买一本巴掌大的《新华词典》，给孩子念书用。后来竟多到自家用不完，就送亲戚朋友的孩子。因为约稿，两人成为好朋友，张月赓退休后，陈忠实几乎每年春节前后都要请他吃饭小聚。张老爷子喜欢洋餐——肯德基，两个老汉头发花白，啃着鸡腿，坐在一群孩子和年轻人中间饶有兴致地说笑着，成为南大街肯德基店里的一道奇特风景。
在那个随时可能因文字惹来冤狱的年代，陈忠实点灯熬油劳神费力地写着，文学创作逐渐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一种需要、一种寄托，文学让人心地纯净。这一时期的创作锻炼了驾驭文字的能力和篇章结构的水平，也形成了他较为固定的思维和审美模式，以致新时期为超越它而吃尽苦头，经历了炼狱般的痛苦和精神剥离。笔者始终认为语言风格、审美追求、创作手法等技巧上的改变，对一个作家来说，虽然难，但通过主观努力还是可以做到的。而思维模式和性情的改变实在是痛苦的折磨，几十年来，陈忠实的性格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只是比年轻时淡定宽厚了，少了些急躁，但骨子里的自负、倔强不屈、疾恶如仇却没有丝毫改变。对“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及“政治为纲”观念的超越，却十分不易。
1972年下半年，陕西作家协会恢复工作，被下放到农村的作家和编辑回到作协，但不得沿用“文化大革命”前的旧称，改为“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陕西作协的机关刊物《延河》也允许复刊，为显示杂志与旧的“文艺黑线”断绝的决心，更名为《陕西文艺》。由于当时老作家们能否重新发表作品尚无定论，稿源就成了问题，于是，作协召集西安地区部分工农兵业余作者开会，鼓励他们积极创作并推荐新人新作。《延河》是国内颇具影响的文学期刊，许多大作家和青年作家都在上面展现自己的风采，柳青的《创业史》在那里连载过，茹志鹃的成名作《百合花》投寄过十几家刊物都没能发表，最后被《延河》发表了，并引起茅盾等评论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可见《延河》当时的思想艺术水准和社会影响力。
陈忠实的文学兄弟，工人作者徐剑铭写信将作协恢复工作的事告诉了他，同时告诉他已将他发表在内部刊物《郊区文艺》上的散文《水库情深》推荐给了《陕西文艺》的编辑。几天后，编辑路萌就打电话与他交流意见并修改，这篇散文发表在《陕西文艺》创刊号上，至此，陈忠实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成为在作协挂号的业余作者了。谈及此事，他感慨万千，在他业余操练与投稿的过程中，十几年时间，除了初二时语文老师车占鳌亲自抄写投寄过的作文外，他从没敢给《延河》投过稿，徐剑铭将他和他的作品推荐给了《延河》。在一篇回忆他与徐剑铭交往和友谊的散文中，陈忠实称徐剑铭和车老师为自己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贵人”。小时候算命的说他“紧当处有贵人相助”，车老师和徐剑铭只是在《延河》这条道上的“贵人”，在他的文学道路上，“贵人”何止这两位呢？！
1973年7月，《水库情深》发表在《陕西文艺》第1期。
1973年11月，《接班以后》发表在《陕西文艺》第3期。这是陈忠实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1974年9月，短篇小说《高家兄弟》发表在《陕西文艺》第8期。
一天，陈忠实正在公社学大寨，突然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电话，通知他去参加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待人员的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其他接待人员包括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陈忠实算是“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陈忠实本能地推辞着，原因有二：一是觉得自己才发表了两篇小说，有“猴子称王”之嫌；二是没有合适的衣服穿。
那时，他每月的工资是39元，要养5口人，一般情况下他两年才添一次新衣服。他盘算着如果为接待外宾而添置一件新衣服的话，必然要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有点划不来，于是他决定借身衣服去参加晚宴。他瞄准了公社一位年龄相当的同志，他跟自己个头身材差不多，而且人样俊气，穿戴比较讲究，衣料也高出一档，代表他们公社的最高水平。借了身半新的上衣和裤子，他想衬衣在里面，补丁露不出来，自然不会影响国家形象，所以就没借衬衣。
回到驻队的村子，这身行头就被他工作组的三个组员否决了，太旧！可能会影响国家声誉，一位大姐从家里拿来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让他试穿，结果显得不伦不类，他留下了她拿来的一双皮鞋，感觉稍微有点小。
第二天中午搭乘郊区公交车到作协候命，《陕西文艺》的副主编贺抒玉上下打量一番，不行，还是“太旧”。他没好意思说就这还是借的呢。考虑到“国家面子”、“政治影响”，贺抒玉从家里取来丈夫李若冰的蓝呢上衣，陈忠实换上倒很合身。整个人都气派了！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接待外宾，陪同外宾吃饭，他觉得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还不时替挨他坐着的那位比他大十余岁的日本女作家担心：她的嘴唇那么红，如果她独自个上街，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把她的红嘴唇像剪烫发砍高跟鞋那样割了削了呢？
这一年，他32岁。
陈忠实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最早发表文学作品的业余作者之一，根本原因是他农民作者的身份，当时称出身，他出身贫农，学历高中，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政治上可靠，这次接待外宾也是组织任务。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高考落榜是陈忠实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大学是他永远的痛，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契机，尽管这是政治和历史造成，而人是历史中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陈忠实作为“人才”享受了国家“知识分子政策”，妻子儿女农转非进了城。每当人们谈到学历时，他还是说高中毕业。有一次出国访问填表时，工作人员说外国人重视学历，你这么大的作家写高中毕业有点怪，干脆写大专吧，他答应了。回家后竟忐忑得睡不着觉，觉得弄虚作假万一被人识破，不仅是丢自己的脸，也会给国家抹黑。第二天，他找到该工作人员要求把自己的学历栏改为“高中”。在全民热衷学历的那些年，许多人都参加了函授、进修等形式的学历提高班，陈忠实参加过许多的学习班，学历却没能得到提高。21世纪前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怪现象，有些在国内大学或研究机构已经做了博导或已被聘为博导的学者，由于在国外讲学受到质疑，回国后竟要读一个博士学位装装门面，教育部门马上出台相关政策，对那些学术上有突出成就、具有高级职称（比如教授）的研究人员，在年龄上放宽，且“开发”出“论文博士”这一“新产品”，即不用考试，不用脱产学习，只需按时提交论文答辩通过即可获得博士学位。陈忠实却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说学历、学位不是衡量一个人知识和才能的唯一标准。高尔基、沈从文等作家都没有上过大学，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作家的生命体验，而不是学历。
1975年，陈忠实发表了短篇小说《公社书记》和《铁锁》。
1976年年初，陈忠实接到一项特殊任务，《人民文学》编辑部约他到北京参加一个创作笔会。3月13日，他同其他7位业余作者参加了“学习班”，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北京文学》的编辑傅用霖[10]。对于陕西的一位业余作者来说，接到北京的《人民文学》的邀请是多大的荣耀啊！当然，又是一次政治任务。事情起因是《人民文学》当年第1期发表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编辑部受到批评和质疑，时任主编的袁水拍（文化部副部长）迫于压力打算将蒋子龙等人集中到北京来，“组织他们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后经施燕平提议，索性扩大规模，“举办一个学习班”，把各地较有创作基础的作者集中到编辑部，讲明目的、要求，然后各自构思，写出初稿后，再由刊物编辑加以辅导，直至定稿备用。[11]蒋子龙因故未能参加这个学习班。陈忠实创作了《无畏》，发表在《人民文学》第3期，这是一篇适应当时党内反击右倾翻案风、声讨党内走资派的图解政治之作，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打倒，党内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文学的春天来到了。而陈忠实却陷入了尴尬难言的境地，社会上传说纷纭，有人甚至把《无畏》的写作和“四人帮”的某个人联系在一起，他被审查了一段时间。
那么，陈忠实何以会受到《人民文学》的青睐被招到北京的呢？1973年，他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就引起了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何启治的注意，小说还被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渭水新歌》（编剧陈忠实），并于1977年公开上映。小说虽然是写两条路线斗争的，但生活气息浓厚，语言生动鲜活。隆冬时节，何启治从北京来到西安，与陈忠实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会面。何启治代表恢复工作不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到西安组稿，《陕西文艺》编辑部推荐了陈忠实，他看了《接班以后》，认为小说具备扩展为长篇的基础，鼓励陈忠实将之写成20万字左右的长篇，回京后还写了封长信从立意、构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对陈忠实进行指导。感动之余，陈忠实还是觉得力不从心，便借口上级要他去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推脱了，随后，何启治被抽调到西藏工作了三年。这次小寨街头的约稿成了他们几十年友谊的起点。
陈忠实因《无畏》受到审查，《人民文学》毫不含糊地保护陈忠实，委派编辑部小说组组长来陕，在陕西作协工作人员路萌的陪同下分别对省市等相关部门反复申明陈忠实参加的创作笔会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干系，是编辑部组织的创作笔会，编辑部还继续向陈忠实约稿，希望他尽快走出困境，重新开始创作。
1977年年底，经审查陈忠实写《无畏》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发现他工作中有任何失职渎职的错误，他依旧做着灞河河堤工程副总指挥的工作。政治问题解决了，但由此形成的剧烈的心理冲突，由此导致的那种不想被人原谅的羞愧却怎么也无法消散。他和指挥部的同志一起住在河岸边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里，生着大火炉，睡着麦秸铺，读着与他同龄的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和陕西青年作家莫伸的《窗口》，心中又跃动起小说创作的欲望，那是文学的春天到来的先声。
接受审查期间，陈忠实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相信因一篇小说致罪的荒诞时代应该结束了，自己的尴尬处境终究会过去，然而闲言冷眼还是让他如芒刺在背。这时，文友徐剑铭和李佩芝骑自行车从城里探望他来了，他感到一种珍贵的温暖，还有朋友在关心他。由于错过了公社食堂开饭时间，他特地花钱在供销社买了两斤点心（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两斤点心已经很奢侈了），他实在不忍心让两位朋友饿着肚子蹬几十里的自行车。他的问题澄清后，徐剑铭又约了一帮文友利用休假到家中探望他，他们一起笑骂“四人帮”，讨论党的文艺政策放宽放松的尺码。那次聚会，徐剑铭拿了一张“十几块钱”的稿费汇款单给陈忠实的夫人看，证明稿费制度恢复了。十几元钱相当于增加了三级工资，如果他有这笔外快，就不用来访的朋友们自带白酒了。当时，他的工资依然是39元。
1978年秋，灞河河堤工程一完工，陈忠实就调入了西安郊区文化馆，从基层行政部门转入了文化单位，他决定去读书、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学。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住在文化馆破落残损的平房里，院中荒草尽情地疯长着，窗外农民的菜地里大白菜、绿头萝卜也日渐粗壮，他像干涸的土地遇到甘霖一样阅读着，吞下去—再回嚼—直至融入自己的血液。他深知从思想上清除极左的东西也许并不困难，难的是先天不足的艺术上的空虚。他称这段读书的日子为“自虐式阅读”，从早到晚，或借或买，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包括刚解禁的小说，陌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同时代作家新近发表的作品，以及他能够在图书馆借到的或买到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他要用真正的文学驱逐他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他感慨地说：“对于非文学因素的荡除和真正的纯文学因素的萌生，对写作者来说，用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只有用阅读真正的文学作品来荡除，假李逵只能靠真李逵来逼其消遁。”[12]针对文学创作，他决定继续以短篇为突破点，先通过大量阅读中外优秀的短篇小说，把“左”的艺术说教彻底扫荡，然后集中探索短篇的结构和表现艺术，特别是莫泊桑的短篇精品，他反复研读思考借鉴，企图打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短篇结构上的单调手段。这以后，阅读成了他获取新知识、新资讯、与世界接轨的重要途径。至今没有丝毫懈怠。
阅读使他进入了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他觉得自己已临近文学殿堂的门口，之前的创作都是在“摸门”，在文学殿堂的门口兜圈子，创作的欲望像胸中的小兔子一样窜动着，他的羞愧心理得到了调整，文学创作的信心恢复了，他急切地想要表达。1978年10月18日，在《西安晚报》发表报告文学《忠诚》，同年年底，在《延河》发表短篇小说《南北寨》。陈忠实集中阅读了莫泊桑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陈忠实说阅读这些小说使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本质的意义。他的《徐家园三老汉》等小说就受到莫泊桑塑造典型人物方式的影响。
1979年春节过后，陈忠实坐在老文化馆东南角的那间小屋里重新开始创作小说。初夏的一天，在省作协的会议上，一位头发略显稀疏的老编辑向他约稿，夸他的小说有“柳青味儿”，这位是《陕西日报》文艺版的编辑吕震岳，他嘱咐陈忠实报纸一版只能装下7千字，不超就行。这次约稿意义非同寻常，通常情况下，一个作家有编辑约稿就意味着他的创作已被文坛所关注，陈忠实早已过了这个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西安晚报》、《陕西文艺》、《人民文学》等报刊的编辑都曾向他约过稿。《无畏》之后依然向他约稿，他以为那是一种被信赖被理解的感遇之恩，暗想一定要拿出好作品，不令约稿人失望。他本想将手头正写的小说写完，再给陕报写，因为这篇篇幅较长。一月后，吕震岳来信催稿，陈忠实决定将给《人民文学》的短篇给陕报。因为字数的限制，这篇小说的结构成为陈忠实所有短篇中最费思量的一篇，语言也力求简练，不容一句虚词冗言，一边写还一边数着页码算着字数。这就是1979年6月3日发表在陕西日报副刊上的《信任》。内容是写一位挨整受冤的农村基层干部以博大的胸襟和真诚的态度对待过去整他的“冤家仇人”，矛盾甚至很尖锐。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声讨控诉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社会上到处弥漫着平反冤假错案所激起的社会各阶层的激烈的情绪，围绕着“四清”运动的矛盾，农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也是尖锐而又复杂的，农村的情况远比那些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所表现的复杂得多，但当时文坛上作家们都在写伤痕，尤其是知识分子、老干部、知识青年这三类人成为小说表现的对象，当然他们本身也是伤痕文学的书写者。今天，回过头看伤痕文学，包括反思文学，都存在着片面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运动，农民也同样遭受了痛苦的肉体折磨和深重的精神奴役，这两次文学思潮中，农民几乎是缺席的，他们是被书写的。《信任》表现的恰是被忽略的这部分人群的生活和感受。陈忠实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他深知农村几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给许多无辜的群众和优秀的基层干部造成的伤害，也有读者来信谈到农村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矛盾和新的对立，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个人之间的打击报复。《信任》中主人公用宽广的胸怀对待曾经整过自己的人，卓有远见地化解了阶级斗争造成的人为矛盾，为解决农村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信任》也是陈忠实当时心境的曲折表现，是“推己及人”的文化心理在文学创作中不自觉的运用。平反冤假错案在社会各阶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农村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社会心理十分复杂，如何面对是社会和普通群众关心的问题，陈忠实对此进行了设身处地的思考。他还没有从政治阴影里彻底摆脱出来，他既渴望人们对自己文革中的创作客观对待，也期望借小说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胸怀——他不会对受审查的事耿耿于怀。他太需要“信任”了，他想借小说重新建立他和读者的真诚的信赖。
作品完成了，手捧小说，他踌躇了，觉得心里不踏实。他没敢把稿子直接给陕报，而是找到了自己的老友张月赓，请他把把关。和张月赓一起阅读的还有部队作家丁树荣，他们一致认为陈忠实的担心是多余的，丁树荣还热情地将稿子捎给了吕震岳。一周后，小说发表。陈忠实后来追述说这是他“自有投稿生涯以来发得最快的一篇作品”[13]。半月后他从乡下参加夏收劳动归来，得知小说受到好评，反响强烈。吕震岳邀他去报社看“读者来信”，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蹬着自行车绕到大雁塔进和平门直奔陕报（东大街），他太想听听读者的评说了。陈忠实特别重视文学圈外普通读者的意见，至今如此。看着读者的来信，他禁不住眼热欲泪，他用小说挽回了那些可能弃他而去的读者，他和读者之间重新建立起了真诚的信赖，这是他三年来日夜企盼的。但有一封读者来信还是以不屑的口气讥讽和评说着，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过适应时风的小说，现在又倒过来写什么《信任》，等等。对此，陈忠实说：“我以为他说的是基本客观的事实，他肯定读过我过去写的几篇以阶级斗争为主调的短篇小说。”[14]这段话表现出他难得的自我反思意识和诚实的品行。
小说受到杜鹏程和王汶石的大力赞扬，王汶石建议“由《人民文学》转载”，他把《信任》推荐给《人民文学》的编辑向前（她此时恰在西安），向前读后打电话给编辑部转达了杜鹏程和王汶石的意见，还专程到郊区文化馆探访陈忠实。《人民文学》七月号转载了这篇小说，还为此抽掉了已排定的某篇稿子。主编张光年“在病床上看了刊物，尤其赞赏《信任》的艺术构架”。[15]随后，《青年文学》创刊号转载，《中国文学》以英、法文介绍给世界，美国《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收录，还被翻译成日语出版。
《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春的一天，评论家胡采走进灞桥区文化馆那个破落的小院，《文艺报》约他对陈忠实的小说进行评点，他将自己写的评论文章拿给陈忠实看，喝着廉价的茶水，交流着他对陈忠实小说的评点和印象，而且“平静温和地谢绝吃饭。”在纪念胡采的文章中，陈忠实说胡采处于昏迷状态的神情与他的父亲一样，是那种“痛苦下的平静”，“诚实劳动者们生命终结时的高贵的平静”[16]。胡采和他的父亲在做人诚实的精神层面上是融通的。
《信任》的确让陈忠实获得了各方的信任，也赢得了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自信，这篇小说的发表标志着他从文学爱好者或业余作者成长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作家。吕震岳的这次约稿，对陈忠实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成为朋友，陈忠实将吕震岳视为“良师”，吕震岳一直鼓励他“多读多思索”，关注他的创作动态和成果。骨癌晚期时，还忍着病痛写了一篇短论发在《陕西日报》上，谈自己对《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一事的看法和意见，陈忠实看到他寄来的文章和毛笔字写就的一页短笺，百感交集。吕震岳去世，他著文《何谓良师——我的责任编辑吕震岳》纪念，称“世上最好的一个文学编辑谢世了”！这句话套用自《白鹿原》中白嘉轩对鹿三的评价。他们之间是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的友谊。
在成长的道路上，他得到过许多文学界前辈和文学编辑的鼓励和帮助，他尊为师长的就有柳青、王汶石、杜鹏程、吕震岳、蒙万夫等，他引为文学挚友的有张月赓、吕震岳、何启治、徐剑铭等。《白鹿原》在评奖过程中受到质疑，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陈涌著长文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梳理和评价，肯定了《白鹿原》的思想文化成就和艺术水准，认为《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陈忠实尊他为“释疑者”[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