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倒着走”——从高中生到农民
1962年夏，傍晚时分，古老的旱原弥漫着雨洗后的葱绿与清新，这个清瘦的青年望着被薄雾笼罩着的一黛原坡，神情凝重。夜深了，山影越发地模糊，他的身影越发地单薄，潮气上漫，他的眼睛湿了。
这个孤单的身影就是20岁时的陈忠实，那时的他可曾料到，30年后这古老的旱原在他的笔下成为中华民族的秘史？“白鹿原”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陈忠实的人生在这里拐了个弯儿。
1942年农历6月22日，陈忠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毛西乡西蒋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那是一个三伏天的午时，天气暴热，出生不过半个时辰，婴儿的身上就被密密麻麻的热痱子覆盖，整整一个夏天，母亲都在替他从头到脚撕揭干了壳的痱子皮……成年后，每当他遭遇坎坷，母亲就慨叹儿子出生的时辰不好，要是遇上伏天的雨，儿子的时运就会好多了。
他属马，跟父亲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他说父亲是一本书，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熟悉最了解又最难理解的人。他爷爷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终生力行“耕读传家”的古老遗训，他的父亲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是村中少有的几个能打算盘、能提毛笔的人，偶尔闲暇，他会坐在院子里看书，直到老年依然保持这样的习惯；过年或村上有人家“过事”，父亲会在院子里铺开纸张，备下笔墨为村人写春联、喜联或挽联之类。他是乡村里的明白人，不管多么艰难，他都坚持供养自己的两个儿子上学。父亲最终死于食道癌，陈忠实亲眼看着父亲“庞大的躯体日渐一日萎缩成一株干枯的死树……”[1]他觉得他和父亲的生命中都需要雨。在他的心中，父亲就是一棵树。树是陈忠实小说、特别是散文中常见的审美意象，他的系列散文《我的树》（五篇），写出了他与树的渊源与情感。
陈忠实家境贫寒，童年时代的他在南原[2]上挖野菜、捡柴火，在灞河里与同伴嬉戏，在野风野趣中快乐地成长着。1950年春节过后的某个晚上，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他手里，告诉他明天早起要去上学，并要他和哥哥伙用一个砚台。七岁的孩子凝视着那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想，明天就要走进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驿站——西安市灞桥区毛西乡西蒋村小学了，心里感觉有点儿兴奋，有点儿紧张。
1953年到1955年，陈忠实在蓝田县华胥镇的高级小学接受高小教育。学校距他家只有二里路，他却得搭灶住宿，住在教室里的木楼上。这是他最早离家独立生活。他作品中常常提起的灞河从他家门前自东向西倒流，他家在灞河南岸，学校在对岸。灞河一年三季常会涨水，河水湍急，河边多植杨柳，古时“灞柳伤别”即为长安八景之一。河川里四季景致不同，远古时代这里温暖湿润，属亚热带气候，雨量丰沛，是水乡泽国，草木繁茂，蓝田猿人和剑齿虎、披毛犀、猛犸象一起游荡在南原北岭和灞河川道里繁衍生息。灞河源头公王岭上蓝田猿人遗址的陈列室里，摆放着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复原仿制品，外行实在难辨真伪。
这个以华胥氏命名的小镇紧挨灞河北岸，因华胥塚遗址而得名。小镇地处秦岭北麓和关中平原过渡带，地形复杂，兼有丘陵、高原、河川等地貌，气候多变，景色宜人。华胥是女娲的母亲，《山海经·海内东经》说：“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春秋世谱》云：“华胥氏生男名伏羲，生女为女娲。”《竹书纪年·前篇》的记载颇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其云：“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之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美丽浪漫的神话传说，具有《荷马史诗》般的神秘韵致。风和日丽的某一天，少女华胥氏在灞河边无意间踩到了一位巨人的脚印，心头如小鹿般被柔情撞击，那一刻天空彩虹缭绕，这个少女怀孕了，伏羲和女娲因此而诞生了。在《白鹿原》中，如白鹿般纯洁的白灵出生时，白家院子里梧桐树的枝头有百灵鸟在鸣叫，白嘉轩以为女儿吉祥通灵，为之取名“白灵”，疼爱有加。不知陈忠实写到白灵降生时眼前是否闪过远古的那道飞虹？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帝和黄帝。黄帝是“人文始祖”，那么华胥呢？传说她是“九河神女”，史书上说她“蛇身人首”。传说黄帝曾梦游华胥国，那俨然是一个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国无首脑，民无奢欲、无天殇，人无爱憎、无利害，一切遵循自然法则，“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林”。据历史学家推算，华胥国距今8千多年，华胥镇不远处的陕西半坡遗址距今6千多年。2006年5月，陈忠实被聘为半坡博物馆的文化代言人，是国内作家代言博物馆的首例。孕育了中华民族始祖的灞河，至今还孕育滋养着灞河两岸的普通生民。
陈家同时供给陈忠实兄弟两个上中学，生活逐渐显得捉襟见肘。父亲节衣缩食，拼命向土地和汗水索取，他能想到和做到的，一是卖粮，二是卖树。短短三四年间，滩地上的小叶杨树全部被砍伐一空，连地下的树根都掏挖干净了，只有渠岸上留下了一排新插的白杨枝条或手腕粗细的小树……小树的成长赶不上儿子的成长，无奈之下父亲卖掉了农民视为生命的水田，却依然无法为儿子筹集到足够的学费。水田之于当地农民的重要在《白鹿原》中有真切的描绘。在旱原上，水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一家人“肚圆”的基本保障。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写了一个叫宋老定的农民为生活所迫而卖地的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初一第一学期结束的那个大年初二的晚上，父亲对陈忠实说：“你得休一年学，一年。”父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陈忠实当时只有13岁，在同学中算小的，父亲想先供哥哥上完初中，待哥哥考上师范或技校，压力缓解之后再供他上学。父亲的盘算合情合理，然而，父亲没有料想到的是这一年的休学竟然彻底改变了陈忠实的人生轨迹，父亲临终时歉疚地说“我有一件事对不住你……”“我不该让你休那一年学！”“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二十年……”[3]2006年8月，陈忠实做客《艺术人生》，谈及此事，不禁潸然泪下，父亲的临终自责成为陈忠实一生背负的情债。
家庭经济的窘迫让幼小的陈忠实过早地懂事了，小学毕业那年，他13岁，系上了生命中的第一条红腰带。跟随班主任杜老师与20多位同学一起徒步去距家30余里的灞桥镇报考中学，他在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头也最矮，这是他有生以来最远的一次出行，此前他离家最远的距离不过三公里。砂路磨破磨烂了他的旧布鞋，脚后跟磨出了血，血浆渗湿了鞋底和鞋帮，他渐渐掉队了，同学们倒追回来，他却不肯告诉同学真相，因为他怕穿胶鞋的同学嘲笑自己的穷酸。这种爱面子的心理似乎与生俱来，他一生从未在人面前哭过穷。同学的关爱、老师的激励丝毫无法减轻他脚底的痛楚，老师和同学嘱咐他一直往前走，他们会在前面等他。他期望在路上捡到一块烂布包住脚后跟，企盼能撞见某位熟人赶着马车从身边经过，当然，他最终也没发现哪怕是巴掌大的一块碎布，他后来才意识到其实他从来也没认识过哪位车把式。他从路边的杨树上捋下一把树叶塞进鞋窝儿，走不过十几米，砂石路就断绝了他的小小的单纯的幻想，他狠下心从书包里摸出擦脸用的那块布巾，大约有那时用的课本的两倍大，只能包住一只脚，跟脚的疼痛相比，擦脸已经显得有点奢侈了。包住的那只脚不用直接遭受砂石的磨蹭，他踮着另一只脚跛着往前赶，果然快了很多。不知走了多少路，脚下的布巾磨透了，他把布巾倒过来再包在脚上，直到那块布巾磨得稀烂无法再用。最后，他只好把课本一本本拿出来，一沓一沓撕下来塞进鞋窝儿……他自信只要他能走进考场，没有书也一定能考中。从鞋窝儿里泛出的课本纸张的碎片撒落在砂石铺就的国道上，活像关中人送殡时沿路抛撒的纸钱。课本撕光了，他完全绝望了，脚底的疼痛几乎掐灭了心头最后的火焰和勇气，中学对他来说是模糊的、遥远的，回家割草拾柴不也很好吗？何苦要受这般苦楚，他崩溃地坐在了地上，再也不想挪动。这时，一声汽笛的长鸣惊住了他，一列火车冒着白烟呼啸而过，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听到汽笛的长鸣，他看到火车了。
车窗里映出一个少年的脸，娴静悠闲的样子，年龄似乎与他相仿，他要去探亲，还是在旅行，或者和自己一样，去投考心仪的学校？他是否看到车下那个穿着没底的布鞋的乡里娃？他会以怎样的眼光看我呢？他瞪大了眼睛，天哪！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人是坐着火车跑呢，而自己却在用双脚赶路，还穿着步步出血的没有脚后跟的鞋？！一股无名火从丹田直蹿脑顶，他愤怒了，人“不能永远穿着没后跟的破布鞋走路……”[4]他忍着痛倒净鞋窝儿里残留的碎布树叶烂纸屑，重新举步，咬牙忍着，渐渐地，那双脚仿佛走到了云层里，那云层里有呼啸而过的火车和那临窗远眺的少年，而那双脚已不再属于他……在离考场所在的学校还有一二里的地方，他终于赶上了大家，凭着那股子不服输的狠劲，他掩饰隐瞒着血肉模糊的脚后跟。
那一声汽笛的鸣叫，在陈忠实的生命中响彻着，当他遭遇打击，以为自己就要走向生命的尽头，站在水井边难以抑制那纵身一投的欲望时，当他在文学的春天受到审查，准备放弃仕途放弃文学时，那声汽笛就在记忆深处鸣叫，还有他那血肉模糊的脚后跟……
人生难道真有宿命，本命年的红腰带像魔咒一样缠绕着他，难道人的生辰真的与命运有关，那个炎热焦躁的午后似乎预示着他的生命也像这旱原一样充满了坎坷和灾难？第二次系上红腰带那一年，他被划进“刘少奇路线”（1966年），政治生命几乎完结，钟爱的文学刚刚起步就遇到挫折，家庭灾难也接踵而来。第三次系上红腰带那年，他被免了公社副书记的职务，躲在西安小寨一处破败的小屋里读着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以自虐式的阅读反省自己。第四次系上红腰带那年，适逢全民下海的浪潮，他蜷缩在白鹿原上的祖屋里与白嘉轩、鹿子霖们周旋着，孤清，寒冷，却不寂寞。人过五十，他终于明白魔障在心，红腰带只是人懦弱无助时的托辞而已。因此，他认定人生之路——文学，往前走，不抱怨，不辩解，把灾难当作上天赐予的精神财富，感受它，体验它，书写它。以之丰富自己，成就自己！
然而，忍耐节俭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陈忠实开始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为自己筹措学费，他先一天后晌到附近的菜园或果园摘割韭菜、大葱、沙果、杏子、甜瓜等蔬果，挑到十几里外原上的小镇去卖掉，赚取一点小小的差价。但他微薄的努力终究没能改变家庭的困窘，他忍着委屈和惊愕答应父亲去办理休学手续，在教务处，负责的女教师看他各科成绩优秀，问明原因后去请求校长对他格外照顾，校长表示无能为力，女教师将他送到学校门口，叮嘱他明年一定按时报到，那一刻，他突然看到女教师眼中晶莹的泪珠，几十年里，女教师晶莹的泪珠不时闪现在他的面前，他说：“当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的当今，我便企望自己如女教师那种泪珠的泪泉不致堵塞更不敢枯竭，那是滋养生命灵魂的泉源，也是滋润民族精神的泉源哦……”[5]
13岁那年，他曾写过助学金申请书，结果未获批准，他觉得感情受到挫伤，丢脸。尽管他知道获得助学金的那些同学确实比他更困难，理智上也能理解，但这次挫伤竟影响了他整整一生，从那以后，他拒绝申请一切困难补助，也从不向组织和他人诉苦，不管当时的情况多么窘迫艰难。在农村做基层工作时，孩子的尿布少到换不过来，他的夫人就在灞河滩上选了一块光滑的河石，抱回家，洗净，做饭时在灶锅下烧热，用来烘烤孩子的尿布，孩子稍大，这块宝贝又被当作“暖壶”为孩子们取暖，因为家里实在没有足够的柴草用来取暖。他对夫人大加赞赏，夸她聪明，有创造性，年终困难补助时，他依然拒绝写申请。夫人早已见怪不怪了。这是个人气性使然。
像许多孩子一样，陈忠实就是想到城里的中学去念书，城市、火车就是那个年代现代文明的标志，至于念书以后干什么，他是混沌迷茫的。成名之后，他追忆那时读书最宏伟的志愿就是当个工人挣工资、吃商品粮，因为那是乡村人眼中最幸福的事。然而，就在复学之后，他却意外地喜欢上了文学。那时的中学语文课分汉语和文学两部分，文学课本里，那些反应农村生活的作品，唤醒了陈忠实心中有限的乡村生活经验，当浅薄的生活经验被铅印的文字印证时，他激动不已，天生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被唤醒，他开始憧憬和梦想，畅游在文字的梦想中，爱好文学这件浪漫而诗意的事，竟发生在这个穿着粗布衣服、吃着开水泡馍的农家子弟的身上。曾有人追根溯源将陈忠实的文学生涯与他的出身联系起来，陈忠实说：“书香门第以及会讲故事会唱歌谣的奶奶们的熏陶，只能对具有文字敏感的儿孙起反应起作用，反之讲了也是白讲唱了也是白唱。”[6]是啊，这可以看做陈忠实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感悟和理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但文学仅靠勤奋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天分，比如这种对文字的敏感。陈忠实曾经很后悔鼓励别人搞文学创作，有一个农村青年向他讨教创作的秘诀，陈忠实热情地鼓励了他，结果，这个青年什么都不愿再做，发誓要专心创作有一天也能像陈忠实一样写出《白鹿原》那样的巨著。
辍学后的他与家庭一起抗拒着穷困的生活，他抱着不满周岁的妹妹在村里村外游荡，逗逗小动物，在树荫下、灞河边回忆着自己在学校的快乐时光，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有一天，乡里的书记在村里碰到了抱着妹妹的陈忠实，了解情况之后，书记发火了，认为新社会让贫农的孩子失学，实在是本乡的耻辱。他立即与中学校长通电话，要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复学。校长答应让陈忠实复学，并每月发给他6元钱的助学金。陈忠实1966年年初入党；美国“9·11”之后，陈忠实在美国密歇根湖畔的一个小镇上探亲访友，“美国之音”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到了消息，邀请陈忠实到电台发表讲话，被他拒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党员，我不只代表我个人。”
复学后，陈忠实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一样，每周背着粗粮馍馍，从乡下到城里读书，一日三餐开水泡馍，奢侈品不是罐头、点心，而是杂拌咸菜；衣服鞋袜都是母亲缝制的，冬日里单薄的棉衣难敌严寒，只有一顶单帽是洋布的。在农村读小学时，大家都差不多，在城市中学，面对衣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同学，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与自卑。他把这种压抑和自卑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以优异的成绩充实自己的内心，掩饰内心深处的躁动与不安。他是一个外表沉静的少年，很少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尤其惧怕那些需要花钱的活动，如看电影、看话剧等，文体活动虽不需要直接花钱，有时演出服总得自己准备或者向同学借。他怕在公众场合亮相，为自己衣衫褴褛而羞愧，他更怕周末在家自己开口要“一元钱”时，父亲那躲避而又恐慌的眼神。每到那类集体活动，他就悄悄躲在宿舍或者教室，更多的时候是在操场独自徘徊。就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时光走到了1959年，他正在西安市十八中读初三，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当时叫《稻地风波》）在《延河》杂志连载，每期两章，他每月准时到邮局花两毛多钱买一本，那两毛钱对于陈忠实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花销。陈忠实后来曾被称为“小柳青”，他也把柳青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导师，并最终完成了对于柳青艺术的超越。这一时期，他几乎阅读了能找到的所有的赵树理小说，还有一位天才神童作家——刘绍棠激励、鞭策着他，刘绍棠13岁开始发表作品，其当时的知名度、影响力绝不输于今天的韩寒、郭敬明。
初中毕业时（前排左一），打着赤脚的陈忠实手里拿着的是《延河》杂志，上面刊有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
穷困所引发的自卑和抑郁直接表现在他的学习上，一方面他拼命学习渴望以此证明自己，另一方面又不能容忍老师同学丝毫的误解和不公。一次自拟题目的作文课上，年轻的车老师误以为他的两首小诗为抄袭之作，不仅没有打分，评语末尾还用红墨水写着：“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7]陈忠实前去质问老师凭什么说他是抄袭，老师说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他失控了，一把从作文本上撕下那两首诗，再撕下老师的评语，若不是看到老师震怒得可怕的眼睛，他就把纸团摔到老师脸上了，后来他在《第一次投稿》中追忆到当时的情形，他误以为老师是因为他粗布衣裤的丑笨和上不起伙围蹲在开水龙头旁边时的窝囊而瞧不起他；或许老师只是觉得这两首诗的水平远远超出了初中生的水平。晚上，躺在自己铺一半盖一半的被子里，他做好了被开除的打算，期末操行等级降到了“乙”的处境。直到另一次自选作文课，陈忠实写下了平生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取材于他们村子里果园入社时发生的一些事。车老师给他打了“5+”，讲评时却只字未提。陈忠实内心膨胀出一种报复的快感，直到一个雪天，车老师搂着他要他去语文教研室，告诉他学校要推荐他的作文《堤》去参加市里的中学生作文比赛，车老师修改了他的错别字，还将作文抄写投寄给了《延河》杂志。陈忠实后来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时，想寄一份报纸给车老师以慰藉那颗被他冒犯过的美好的心；他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想赠书给车老师；他成为著名作家，把车老师的故事写到了散文里，车老师依然没有出现。他只知道车老师在他初三时调回甘肃了。
陈忠实是幸运的，初中阶段，他经历过辍学的苦楚，也遇到了女教师和车老师这样的好教师及热心而又有责任感的乡上的书记和校长，当然还有一如既往支持他的父亲。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个体努力所能完成的，他需要众人的扶持和整个社会的共同支持。陈忠实成年后，总是尽己所能帮助他人以回报社会，这与他少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密不可分。
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陈忠实就读于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学校坐落在灞河之滨，景色优美。上高二的他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饥饿像疯狗一样撕扯着所有人的肠胃，为了应付饥饿，保护发育中的青年学生，政府采用“劳逸结合”的方式，即取消体育课和晚自习，取消一切作业。学生只需上课不必写任何科目的作业，不活动照样觉得饿，陈忠实常常饿得想哭。空闲的时间更加难熬，很快地，他和另一位文学爱好者常志文想到一个消磨时光的好办法——读书，要省钱又能读到新书的办法也有一个，那就是：每天晚饭后悄悄溜出学校，抄近路赶往10里外的纺织城书店读书，书店关门时回校，第二天接着去读。在喧嚣浮躁的当今社会，西安还有几处独特的风景，每逢节假日，位于小寨的嘉汇汉唐书城，台阶上，书架间，常常能看到坐着或站着阅读的时尚男女；寒暑假，晨风里，省图书馆大门外蜿蜒的长龙期盼着大门敞开的时刻。读书时，陈忠实和常志文沉浸在艺术与想象的世界里，似乎忘记了饥肠辘辘，而回去的10余里路简直成了痛苦的肉体与精神折磨，干瘪的肠胃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即使躺在床上想尽人间的美味也无法哄骗肠胃，他们只好喝一大碗盐水，用饱胀感暂时麻痹自己的神经，在梦中寻找白面馍馍，回味读书的乐趣。这段经历是苦涩、酸楚的，但也充满了刺激、兴奋和期待。
这段时间，他俩和陈鑫玉组织起一个文学社，取名为“摸门小组”，十分恰切地表达了他们寻找文学之门而不得的饥渴、迷惘、痴迷的状态和心境，以及他们对文学热切的追求与向往。同时还创办了文学墙报“新芽”，创刊号上刊登了陈忠实的散文《夜归》。在那个极端贫乏的岁月里，三人合资订了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新杂志寄到的日子就是他们盛大的节日，他们轮流阅读，热烈讨论。几十年后，陈忠实还记得他们如何相约走出学校后门和后门外的操场，翻过灞河长堤和柳树林带，围坐着在灞河水边的沙滩上，讨论着王汶石的《沙滩上》和曹禺的《胆剑篇》，直到熄灯就寝的钟点。星光朦胧的灞河滩上，三个读高二的农家子弟正在窥视着文学殿堂的一梁一柱及其中的窍门……
《夜归》那篇散文在墙报发表之后不久，朋友们将它寄往《陕西日报》文艺部。一月后，编辑部回信提出了修改意见，嘱咐他修改后尽快寄回。陈忠实在急切和焦灼中等待了许久，奇迹终于没有出现。三年后，他将修改后的《夜归》，再次投给《陕西日报》，编辑部提出修改意见，他再次陷入急切和焦灼的等待。还曾小心翼翼地到报社探问过，但文章最终没有发表。1965年1月，他打破文章原有构架，重新构思写作，改名为《夜过流沙沟》，并将之寄往《西安晚报》副刊，文章变成了铅字。这篇习作，历经四年，两次修改，一次重写，先后五次投寄，始得发表。这需要怎么的耐心和勇气呀！陈忠实将之作为自己的处女作。
其实，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陈忠实还发表过几次作品，而且大多发表在《西安晚报》副刊上。第一次是1958年秋天，他刚进入初三年级，处在“大跃进”时期，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学生也加入到大炼钢铁的洪流中，大小村庄靠着大路或村巷的庄稼院的围墙和房墙上，都绘上了浪漫主义的图画，还配着充满浪漫激情的诗歌。其中一幅诗配画，陈忠实印象最深，上面画着一位头裹羊肚手巾的壮汉双臂推开两座山峰，配诗末尾一句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陈忠实深受感染，作文课上，老师让大家写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诗歌，他一气写了五首，每首四句。老师大加褒奖，他便将五首诗寄往《西安晚报》，几天后就有同学在阅报栏上发现了陈忠实的名字。当同学问诗是不是他寄的时，他竟激动到不好意思去看，被同学拽到校门前院的阅报栏，他看到印在自己名字下的四句诗，羞涩矜持的外表也难掩内心的自豪。成名后的陈忠实说尽管那首诗更像顺口溜，但那确实是一个农村少年第一次见诸报刊的文字啊！
另一次是1964年，他所在的西安郊区开展以阶级教育为纲的“面上社教”运动。公社要搞文艺汇演，他所在的农业中学接受了任务，他将当地一位贫农的家史编成一首陕西快板，演出后反响强烈，很快就在《西安晚报》临时开设的《春节演唱》专栏全文发表了。陕西快板属曲艺类，那四句诗是歌颂大好形势的，陈忠实觉得它们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许多年里都不愿提及；他坚持把《夜过流沙沟》作为自己的处女作。但是，那首诗和陕西快板的发表无疑极大地鼓舞了陈忠实文学创作的热情，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说到喜欢文学创作的原因时，他曾戏谑地说因为同学们都认为喜欢文学的人很浪漫很神秘，当然也更能得到女同学的青睐。初三时发表的那首小诗，虽只四句，在那时的中学可是凤毛麟角，颇能引起轰动效应的。对贫穷自卑的陈忠实来说，其意义和影响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首小诗的发表，很难说陈忠实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将文学事业进行到底。
对文学的狂热并没有冲昏陈忠实的头脑，他早已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他深知高考才是决定自己命运和未来人生道路的关键，因此，从未放松过文化课学习。他所在的西安市三十四中学1961年的高考升学率是百分之五十，高两级的那一届竟然是百分之九十以上。进入高三第一学期，他踌躇满志，和所有的学子一样沉浸在最后冲刺的单纯与自信中。
春节过后，开学不久，学校突然接到验招飞行员的通知，校长、班主任轮番动员，借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果几乎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在学校的历史上，走出去的飞行员人数依然是零纪录。飞行员，驾驶飞机保卫祖国的领空，那是何等神圣神秘啊！首先是政审，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的、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和直系旁系亲属中有被杀被关被管制过的成员的学生，都过不了校团委的政审关。政审过后，除过女生，一个班能参加体检的人数就剩十来个了，体检之后还要进行更严格的政审。陈忠实是政审过关的幸运者，而且是被普遍看好的几人之一。那一年，他刚好20岁，身高1.76米，体型匀称，视力1.5。他后来不无自豪地吹嘘：我那时一年到头几乎不吃一粒药，打篮球能连续打满两场——80分钟。怀着侥幸与慌乱，他期待自己能成为打破学校纪录的那个幸运儿，然而，美梦在检查到第四项时被轻易地击碎了。医生发现他小腿上有一块疤，指甲盖大小，那是他小时候碰破后感染留下的，他试图解释，医生说那块小疤到高空气压压迫时，就可能冒血。他信服了医生的话，回校加紧复习。不过，一个和他同龄同班的男生成了那个幸运儿，他顿时成为全校瞩目的人物，就连那两颗虎牙也成了青春魅力的象征。
飞行员之梦破灭了，陈忠实有些许遗憾，却并不沮丧，他期盼着军校保送的机会，他上一届有十余名同学被保送，而且大多去了一所炮兵学院，据说那个炮院院长是他们灞桥人，传说今年还是对口保送。他早已在心里把自己各方面的情况跟那些同学比较过无数次，自我感觉很不错，炮兵虽比普通士兵稍微严格，但远没有飞行员那么挑剔。大家焦急地等待着，已过了往年保送的时间，还没有任何讯息，同学们的心揪紧了。
很快，班主任程老师就带来了“噩耗”——今年高校招生比例大减。大减，到底有多大？（上级不许说那个比例）班主任有一个巧妙的比喻：今年考大学可能比“考举人”还难。陈忠实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最后程老师又说：军校保送生的任务取消了。1962年，整个北方省份的军校保送生都取消了。
保送幻想的破灭意味着所有的捷径都被堵死了，只有背水一战。陈忠实进入了一种无法选择的沉静与单纯，这是他学生时代最下功夫最认真最专一的学习时光，除了睡觉，就是安静地备考。然而，沉静又一次次被扰乱，先是神秘的“政治保送”，即保送军校，但考试照常参加，考生一视同仁，这对陈忠实影响不大，他依然埋头苦读；再是破例在高中毕业生中征召现役军人。这以前，征兵对象只是初中以下的青年，高中毕业生只作为飞行员和军校的挑选对象。学校层层传达文件，同学们远不像应征飞行员那样踊跃，但这毕竟是一条出路，高考压根无望的同学感觉到惊喜；像陈忠实这样学业优秀的学生却陷入两难境地，既想考入大学，又担心万一落榜，失去了这次机会。
得知高考招生比例缩减的消息后，陈忠实也在心中盘算过自己的人生出路，做出了万不得已的打算，即万一考不上大学，就学习柳青回农村自修文学，搞创作。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一道微弱的彩虹或亮光——当兵，有点像“鸡肋”。他暗自忖度：当兵不仅有白米饭、白馒头和免费的军装，还有可能提干；高考是烫手的山芋，诱惑最大风险也最大；自修文学成为柳青那样的作家，实在是很虚幻很渺茫的事。陈忠实再也无心坐在教室里演算数理化习题了，他和一帮热心当兵的同学一起跑到十华里外的纺织城，当时的区政府武装部，找到接兵的军官打探消息。他问自己腿上有一块指甲盖大的疤痕能否过关，军官笑着说不要紧。他觉得当兵已经十拿九稳了。
周六回到家，他兴冲冲地向父母诉说经过，没想到父亲不赞同，父亲认为考不上大学可以回家务农，天下农民一层人呢！陈忠实拿出“守卫边疆”之类的堂皇理由说服父亲，父亲答应再想想、再跟亲戚商量一下。回校时他明确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报了名。
三天后，他发现班主任带着班上的几个同学去纺织城的大医院体检，独独落下了他。他追到医院，被告知同学们已体检完跟着班主任逛商场去了。他找到带着妻子逛街的班主任，老师说回去再说。他懵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取消体检资格，难道是因为“政审”？
后来班主任告诉他，他的父亲前一天到学校找过老师。班主任说征兵名额本来就少，别人争，你爸却挡驾，正好。学校的指导思想是：把当兵这条出路留给那些高考基本没有希望的同学，而陈忠实是属于高考有希望的学生。他无话可说。
就这样，他与军徽擦肩而过。堵塞这条路的人是他的父亲。
这一年，1962年，全校四个毕业班有8名同学考上大学，他所在的班级剃了光头。陈忠实成为村里第一个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人。自然也成为读书无用的样板。他感觉自己跌入了谷底，几次从梦中惊醒滚落床下，家人担心他“考不上大学再整出精神病来”。
父亲说：天下农民一层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