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公正的收入分配是一些拉美国家政局变幻无常和社会动荡的基本原因。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率和公正是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对于经济转型中的拉美国家更为敏感。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成败，而且直接影响各国政局和社会安定。众所周知，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比别的发展中地区更加严重。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资料，1980—1986年期间，拉美的贫困人口由1.09亿增至1.375亿，极端贫困人口由4740万增至6270万；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从38％增至41％和从17％增至19％，其中城市地区贫困人口和极端贫困人口的增长比农村地区更迅速[3]。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中，一端是占人口2/5的贫困者和极端贫困者，另一端是攫取了大部分国民财富的最富者，他们只占总人口的5％。据世界银行的分类统计数字，低收入国家平均贫富差距为5.8倍，中等收入国家为10倍，发达国家平均缩小为6.8倍。从人口中最富的20％的人的收入与最穷的20％的人的收入比例看，在美国是12∶1，在亚洲“四小龙”为5∶1，在巴西则是26∶1（一说33∶1）。拉美既是第三世界欠债最多的地区，又是滋生亿万富翁的温床。据1992年7月美国出版的《福布斯》杂志披露，拉美亿万富翁人数由1991年的8人增加到21人，其中墨西哥7人，巴西5人，智利和哥伦比亚各3人，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各1人。墨西哥的加尔萨—萨达家族拥有38亿美元财产，控制着从钢铁到石油和啤酒厂等一系列企业。随着经济衰退、低速增长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各国的公共部门大规模裁减雇员，大批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拉美城市居民，包括相当规模的中等收入者被无情地卷进了贫困的旋涡。他们有的从收入高的制造业部门转入收入低的服务业，有的从收入稳定的部门转入收入不稳定的非正规部门。他们在公共部门支出急剧减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双重煎熬下，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如果以1980年拉美城市地区实际最低工资指数为100的话，1990年巴西城市地区的这一指数为53，委内瑞拉为51，秘鲁为23[4]。城市居民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是拉美国家当前面临的尖锐问题。这是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前巴西里约热内卢市连续发生许多食品摊、商店、市场遭成群人抢劫的社会背景，也是近两年来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等国引发多起社会骚乱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美经济发展了，但一直没有妥善处理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正的问题，矛盾和冲突日积月累，到70年代已变得十分尖锐，只是由于当时在军人政权的高压下拖延了爆发的时间。进入80年代后，随着军人政权的瓦解，这个问题又突出了，使文人政府处境困难。

迄今为止，拉美通行以下两种收入分配模式。

一种是“先增长后分配”，即以牺牲公平来保持经济增长。大多数拉美国家实际上长期推行这一模式。60年代，巴西领导人公开宣称他们选择这一模式。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导人物刘易斯和库兹涅茨是这一收入分配模式理论的开山鼻祖。按照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启动和加速经济增长，提高资本积累率，收入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形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从而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然后通过“滴流”效应，自然而然地会提高穷人的收入。也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均等和两极分化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经济增长的结果最终将导致均等的收入分配。但是，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证明这一理论完全是虚幻的假设。在拉美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不仅没有均等化，而是越来越恶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实践证明，经济增长的结果并不都自动地导致公正分配。如果不从战略高度重视公正分配和采取特殊政策，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正。

另一种是超越增长来维持公正的分配模式，有人称之为“先分配后增长”的激进主义收入分配模式。为了缓解社会冲突和保持政治稳定，这一模式把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作为决策者的首要目标，不适当地强调解决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它不是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依靠扩大公共部门和增加政府财政开支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让国家充当“慈善家”的角色。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智利阿连德政府（1971—1973年）是这一分配模式的典型例子。为了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政府推行不切实际的经济政策，盲目地扩大公共部门，社会财富超前分配，国内需求急剧扩大，结果造成政府财政赤字从197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上升到1973年的24.7％，通货膨胀率从每年35％上升到600％，最后导致经济崩溃。阿根廷庇隆政府（1946—1949 年）和秘鲁加西亚政府（1985—1988年）也都是采用这种分配模式的。

鉴于以往的失败经历，进入90年代以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出了“公正的生产发展”的新思想，强调生产改造与社会公平相结合，使收入分配状况随着经济增长的进程而得到改善，至少不发生恶化。1991年6月，它还提出了生产改造、公平分配和保护环境三位一体的发展方案。这说明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发展战略日臻完善。当然，公正的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的解决，绝非短时期内就能奏效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单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更涉及一些拉美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