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自闭症的第一个猎物

20世纪30—60年代

1 唐纳德

1935年，五朵加拿大姐妹花取代尼亚加拉大瀑布，成为游客们最为关注的加拿大标志。当年，为了凑热闹去瞧一瞧这五胞胎，每天都有6000多名游客沿着11号公路深入安大略省北部。彼时，按照安大略省政府的要求，五姐妹刚刚脱离农民父母的监护，被送进一家仓促建成并距农舍不远的“医院”进行抚养。那里修有室内卫生间，供了电，政府还聘请了一位专职医生与两位全职护士照顾她们，为她们提供“科学”的成长环境。

每天，女孩们都会被带往绿草茵茵的户外“游乐区”三次。几米开外，一群游客正等候她们的到来。他们会挤进一条覆有篷顶并安装了单向屏的特制观察拱廊。这样，女孩们便只闻喧闹，不见其人了。每当她们出现，游客中便会无一例外地响起一阵直冲天际的热情的唏嘘，继而转变为轻声细语、尖声叫喊以及人们在见到史上首次存活下来的同卵五胞胎时会报以的稀稀落落的掌声。去年5月的一天晚上，她们初临人世，大家都以为她们很快便会夭折。

由于在遗传领域极其罕见，异乎寻常的迪翁五胞胎在那一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们拥有完全一致的染色体，代表了人类无与伦比的适应力。她们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儿童。未来的英国女王会去拜访她们。美国演员梅·韦斯特（May West）、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以及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也全都专程北上来此。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在踏上最后一次飞行之旅的6周前也曾来过这里，就更不用提成千上万来此度假的普通家庭了。

没有人能将视线从她们身上移开，但是显然，也没有人觉得这种怪诞甚至残忍的安排有何不妥——她们被迫与父母分离并被隔绝在了其他孩子的生活之外。政府将她们圈禁在这里整整9年，其间只允许她们离开过3次。原本经济萧条的安大略省利用这种随机出现的新奇的生物学现象来创造旅游收入，带动了全省的经济发展。据估计，在这9年间，安大略省通过公开展览这些被称为“昆特兰”（Q uintland）的女孩，新增了1.1亿美元的政府收入。

五胞胎的家庭也分得了一些财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五胞胎的父亲通过起诉成功夺回了抚养权。终于一家团聚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一辆凯迪拉克。通过电影片约、独家采访与一系列广告代言，财富滚滚而来。五胞胎的面孔几乎占据了所有美国家庭的厨房——她们的形象出现在了日历、玉米糖浆瓶以及桂格燕麦片的包装盒上。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但凡逢年过节——平安夜、万圣夜、母亲节，报纸和杂志上就必定会出现关于迪翁五胞胎的最新消息。

对一个住在密西西比州的福雷斯特（Forest）、名叫唐纳德的小男孩而言，五胞胎具有别样的意义，这一点也不奇怪。与五胞胎所在的柯贝伊一样，福雷斯特也是一个偏远的小镇。尽管只比她们大了8个月，唐纳德却已经能够记住她们的名字了：艾米丽、塞西尔、玛利亚、伊冯娜与安妮特。

不过，在唐纳德的眼里，这些并不是女孩的名字，而是瓶中颜料的色彩。

“安妮特可以和塞西尔混合成紫色。”他会一边利用各色颜料瓶调色、画画，一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话完全正确，因为他口中的“安妮特”与“塞西尔”中分别装着蓝色与红色颜料。但是，尽管他对颜色的理解完全正确，他对五胞胎的反应却很奇怪。与别人不同，唐纳德既未被她们作为人的特性所吸引，也没有讶异于她们顽强的生命力；相反，他对五胞胎间单纯的几何相似性极为痴迷。她们生来就是一模一样的组合，就像他的瓶子一样。可是，与瓶中的颜料一样，她们之间也存在不同。似乎只有这个悖论能够引起他的兴趣。

如果这仅仅是一场游戏——一些故作愚蠢或装模作样的行为——那么除了唐纳德自己，不会有人关心他究竟为这些瓶子起了什么样的名字。当然，这也不值得我们在几十年后再次提及此事。然而，他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极其认真。不论是用蜡笔绘画还是谈论一根拐杖糖，唐纳德都会坚持不懈、严肃认真地表示，蓝色是安妮特而红色是塞西尔。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极为刻板，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例如，“是”永远只意味着一件事：他想被举到爸爸的肩膀上。“你”是表达“我”时的固定方式，反之亦然。他会永无休止却又并无明确意图地重复一些单词，如“菊花”“商业”和“凌霄花”。人们见过他一边走一边盯着天空，用手指在空中划着字并喃喃自语时的模样。“分号，首都，十二，十二，杀死杀死，我可以加一个逗号。”

他对数字的理解方式同样与众不同。他7岁那年，有位考官曾用一道“比奈-西蒙智力量表”（Binet-Simon IQ test）中的题目对他进行过测试。题目是这样的：“如果我递给店员一角钱去买四分钱的糖果，店员会找给我多少钱？”“我会画一个六边形。”他答道。显然，他大脑内部的齿轮完全啮合。可是，一旦需要与他人进行清晰的沟通时，这些齿轮就似乎开始严重脱落了。不论在别人眼中是否具有意义，“六边形”与“菊花”就是他的语言。

事实上，唐纳德对于除自己外的人兴致寥寥，即便是对父母也不例外。在他所有的怪癖中，最让他们难以接受的就是，他从未飞奔过去迎接下班回家的父亲，也从未为母亲流过一滴泪。亲戚们也丝毫无法引起他的注意。出现在某年圣诞节上的圣诞老人似乎有意要引起这个小男孩的注意，但是唐纳德完全没有留意他的存在。

他似乎毫不在意周围人的举动。不论是在空中写字还是在地板上旋转锅盖，只要有人打断他正在做的事情，唐纳德就会在瞬间变得十分粗暴。时间一久，便很容易看出他在保护些什么：一成不变，以及纯粹、彻底的定式。哪怕周围的环境只是发生了极其微小的变化，他也无法容忍。家具不能挪动；在户外步行时，迈出的每一步都必须踩在之前踩过的地方；玩具必须按照原样放回同一个地方。任何偏差都会导致他大发雷霆。

当然，这也意味着唐纳德必须记住所有物品的排列方法，这需要惊人的记忆力。看过父亲将不同颜色的珠子串在一根绳上后，他无须再看第二眼，便能做出一串一模一样的珠串。他可以完全复原被撞倒的积木塔，甚至连积木块的朝向都与原先分毫不差。两岁时，他很快便记下了字母表，并马上就可以倒背如流。这两者对他而言都不算是什么挑战，因为不论是正背还是倒背，字母的顺序永远不会改变。

这些行为在一个缺陷与天赋共存的独特组合中紧密相连，这个事实甚至比他的行为本身还要古怪。然而当时，却还没有一个名称可以概括那些全面且戏剧化地塑造了唐纳德性格的行为群集。因此，唐纳德母亲的脑海中只浮现出一个词语，并由此得出了对她而言唯一合理的结论。她带着遗憾与悲伤在一封信中承认，自己的儿子“精神失常”。当时，“自闭症”的诊断法尚未被发明。

不过，唐纳德的母亲玛丽·特里普利特将改变这一切。虽然她与唐纳德的父亲原本只打算为儿子寻求帮助，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促成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最终，唐纳德被确诊为自闭症，而对自闭症症状的描述也在医学杂志上得到发表——这是最早获得国际认可的描述。

但是在此之前，唐纳德的父母必须首先修正他们早先犯下的一个错误（他们几乎在犯错的同时就已经感到后悔）——他们必须将唐纳德接回家中。

距离上一次全家团聚，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那时他们驱车一路向南驶出福雷斯特，大约一小时后便能抵达目的地，最多不超过两小时。但是1937年夏末时分，唐纳德还不满4岁，你不能指望他会明白一小时是什么概念，而且他更加猜不到，旅行结束后，父母会一同从他的生活中消失。

他既害怕骑在运动的物体上，也畏惧坐进这类东西里。三轮脚踏车会激起他心中的极度恐惧。看见秋千他也会躲得远远的。但是，只要他愿意，当他安坐在父母中间，位于别克车前座的时候，他可以偎依在母亲身上。的确，他不会为她哭泣，不会将目光停留在她身上，也不会向她展露出片刻温柔。整个旅途中，他都不会抬起头向她展露笑颜。她很清楚这一点。

对玛丽来说，这才是最痛苦的事——在情感上，唐纳德完全无视她的存在。身边的这个男孩似乎毫不关心她是否在爱抚、亲吻或拥抱他。如果她别过脸望向窗外、陷入沉思，他也绝不会为了重新引起她的注意而紧紧贴住她或发出呜咽声。她完全体会不到为人父母所能感受到的最基本的乐趣之一——被爱，即便她所在圈子内的其他年轻母亲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爱自己的母亲是孩子的一种本能，也是人之常情。玛丽十分清楚，只有身处传统观念的边界之内，她才感觉最舒服，并可以表现得极其出色。

但这并不是说她只是一个普通人。她出生在福雷斯特的名门望族，比身边多数人都更为富有，接受过更多的教育，面临的竞争也不太激烈。带着这种优势，她一直在成长过程中享受着最优质的生活。虽然福雷斯特自称是城市，但事实上它不过是个小镇。即便人口普查员在1930年敲开了每家每户的大门，福雷斯特的总人口也未能超过3000人。不错，小镇的中心充满活力——那里有一家理发店、一家美容院、几家杂货店与家具店、几所教堂、一家法院、一座火车站以及招收福雷斯特及周边城镇白人学生的公立高中。

然而，这所学校的辍学率始终居高不下，而且这似乎将成为日后整个密西西比州辍学率的整体趋势。贫困、无知与早夭是密西西比州的三大诅咒。尽管这里坐落着密西西比大学及其竞争对手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这两所实力强劲的大学培养出了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新闻记者以及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家在内的大批人才，但是一种在文化与政治上偏爱传统方式、阻挡前进步伐的惯性却始终存在。

即便民权运动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延伸至密西西比州并颠覆了当时的情况，骚动蔓延至福雷斯特所在的斯科特县的速度却依旧慢了一拍。通常，那里被称为“黑鬼”的非裔居民并不享有选举权。甚至到了1957年，城镇中的老人依然会迫使福雷斯特高中军乐队在一场橄榄球比赛的开幕式上演奏《我希望站在南方土地上》（I Wish I Was in Dixie）而非真正的美国国歌《星光灿烂的旗帜》（The Star Spangled Banner），因为他们认为后者代表着具有压迫性质的新秩序。学校管理层照做了。

玛丽出身于麦克拉维家族，是福雷斯特银行的创始人J. R．麦克拉维的女儿。这家银行现在仍在营业。麦克拉维家族成员均是保守的长老会信徒，他们完全没有兴趣扰乱社会秩序，不过玛丽父母的愿望远不止培养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南方大家闺秀这么简单。他们将玛丽从公立学校转到位于80公里外的杰克逊市的一所长老会私立女子学校就读。几年后，她进入了杰克逊市为教会的女性成员开办的贝尔哈文学院。

她在贝尔哈文学院表现优异，被任命为学校年鉴的负责人，当选过高年级班长，并被授予了英语学士学位。玛丽本有机会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但她选择了直接任教。当时，美国女大学生的数量较少，教师是最受她们欢迎的职业之一。她进入了一家为青少年的农耕生活做准备的公立高中教授英语。

很明显，对她而言，人生的下一步就是结婚生子。就当时的情况看，她仍会继续工作，但与福雷斯特的单身同龄女性一样，现阶段较为恰当的理想——在理想情况下，这个理想应该无须多久便能实现——便是有人追求。

她并未等待很长时间。尽管姿色平平，但玛丽散发出一种吸引人的自信：波浪短发、低调的首饰以及简洁的裙装都暗示她对自己天生的样子很满意。当然，她的家族还拥有一家银行。

求婚者不止一人，但她最后选中了一位名叫奥利弗·特里普利特的杰克逊本地青年。他有个家喻户晓的中间名“比蒙”。他是前任市长的儿子，常常活跃在童子军的活动中，而且定期在长老会创办的主日学校中教书。他的妹妹则在教会中演奏风琴。比蒙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他曾离家北上，在耶鲁大学完成了法律专业的学习。随后，他返回家乡，在县法院对面的一家店面二楼的拐角位置开了一家一人律师事务所。

1930年6月19日，玛丽和比蒙互立结婚誓词。那一年，她25岁而他27岁。三年多后的1933年9月8日，唐纳德出生了。

起初，他们并未觉察唐纳德的表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当时两人都没有抚养孩子的经验。唐纳德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残疾，他学会坐起和走路的时间与普通孩子无异，甚至还比他们更早开口说话。褪了色的家庭相册中夹着他的各色照片：襁褓中的婴儿，蹒跚学步、偶尔还会直接望向镜头的幼儿。在一张大约摄于他未满周岁时的照片中，他似乎在学着用右手抱住他的祖父，颇为专注地望向前方。在另一张两岁左右拍摄的照片中，唐纳德独自一人站在家里的花园中，摆弄着手上的玩具车。他正准备转过身去，但是脸和眼睛却都转向了镜头，似乎正在冲着摄影师微笑，仿佛刚刚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而他正回头去看究竟是谁在那里。

透过相册可以看出，随着唐纳德日渐长大，这种互动的瞬间日益减少。他的笑容越来越少，一种不适之感悄然而至——那是一种被人束缚，被迫静坐不动或被围在父母、姑妈与祖父母中间，被随风扬起的女式衬衫、领结、草帽与吊带裤所包围却还要强行摆出一副“自然”姿态时浮现出的不适之感。几乎在每张照片中，大家都盯着照相机开怀大笑——除了唐纳德。他随意盯着某个方向，裸露的四肢软弱无力。

不论正常意味着什么，玛丽都不得不承认唐纳德“不太正常”。同样，她的母亲生涯再也无法回归正轨。现在，她将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唐纳德身上，即便这个年纪的其他孩子都已经开始变得更加自立。满3周岁后，唐纳德依然无法独立进食。因此每次吃饭，她都会陪在他身边，给他递杯子，将汤匙送至他嘴边，哄他吃饭。他没有任何与危险相关的常识，但是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的本事却越来越厉害。例如，他能打开二楼窗户的插销或跑到屋外，站在马路中央，不过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有可能摔到楼下或被车撞倒。他需要一位守护天使，而他的母亲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唐纳德会在醒着的时候行动诡异地走过每个房间，玛丽则寸步不离地跟在他的身后。

这需要用之不竭的精力，不过为了纠正他身上存在的问题，玛丽总在尝试新办法。她会与他交谈，尽管唐纳德始终没有任何回应，但她知道唐纳德一定听见了她说的话，因为他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天赋——能够记住听到的所有内容。玛丽是在1934年圣诞节前后发现他这种天赋的。当时她正在家里唱圣诞颂歌，只有15个月大的唐纳德突然也开始逐字逐句地跟唱起来。不久后，他就记住了长老会教义的25个问题及其答案。

玛丽也不遗余力地学习儿子所遵循的那些详尽的仪式。他极端执着地维持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从而导致他绝不允许他自创的一系列日常行为出现任何偏差。其中有许多都是口头的，例如，每天早餐时他都要母亲说这样的咒语：“吃掉它，不然我不会给你西红柿，但是如果我不吃，我会给你西红柿。”

这句话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但这并不重要。如果玛丽没有按照他的指示一字不差地说出这句话，唐纳德就会尖叫，每一块肌肉都会因痛苦而绷紧。因此，玛丽成了与他合作这场怪诞表演的伙伴。她一直陪在他身旁，扮演一系列角色。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她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常数，可靠可信、不屈不挠。

当那天三人沿着密西西比州35号公路向南驶去时，玛丽也许在说服自己相信，她的陪伴可以帮助唐纳德放松下来。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她的想法完全正确。坐在车内的她代表了唐纳德熟悉的内容，而车外的一切都将带着喧闹的不可预测性——这是最令他慌乱的事情——向他扑面而来。多数人都不会留意飞速后退的景象与一闪而过的声音：田野中，有一台拖拉机喷出一股旋涡状的丑陋浓烟；晾衣绳上挂着的一堆衣物在风中摆动；一辆汽车迎面驶来，车窗中飘出收音机里突如其来的噼啪声；就更别提他乘坐的这辆车本身的晃动与隆隆声了。但对唐纳德来说，它们的原始状态便是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混乱，在他面前飞快展现，超过了他大脑的理解速度。很容易便能想象出，面对突然而至的景物，他倚在母亲身侧时的模样。他未必想引起她的注意，他这样做只是因为她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常数。她就像唐纳德一成不变的习惯那样，一如既往地陪在他身边。

但唐纳德即将离开自己的父母。他们三人正赶往密西西比州一个名为“疗养院镇”的小镇，然后前往一家成立于1930年的传染病防治所。这家机构坐落在一块小小高地上的一片松林间，是一幢意料之外漂亮且醒目的建筑。车道一侧，6根巨大的白色圆柱撑起高高的屋顶，在台阶与阳台上投下阴影。建筑内部的房间与走廊排列出双十字架的形状。

这家传染病防治所专收4岁至11岁的白人儿童，最多能容纳50人。父母将孩子们托付给它照管，它则向父母们承诺，孩子们将“一直处于专家的医学监护之下”。从字面意思来看，这些孩子们被关了起来。很快，他们又会再添一名同伴。由于唐纳德只有3岁，如果父母希望这家机构接受他，就必须让密西西比州为他破例，不过这些都已经事先安排好了。

传染病防治所为孩子们安排的告别十分短暂，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紧抓着父母不放或泪眼汪汪。据当时一位名叫塞西尔·斯奈德的寄宿儿童回忆，即便是她的母亲也没有解释为何要将她带到这间优雅的宿舍里来，这里看上去隐隐有些筑着红墙的希腊神庙的感觉。6岁的塞西尔信任地跟在母亲身后，穿过门口那两根巨大的白色圆柱。两小时后，当母亲独自离开时，塞西尔仍旧不太明白，从现在开始凡事都要靠她自己了，而且她几个月内都不会见到自己的母亲。一位护士收走了她最宝贝的秀兰·邓波儿娃娃——她再也没有见过它——并将她带到一排排摆放着公共玩具、体育用品与书籍的架子前。另一位护士带走了她从家里穿来的衣服和鞋子。从那时起，她就像这里所有的孩子一样，换上了短款的白色灯笼裤与白色无袖上衣，赤脚行走。即便是成年之后，这次分离带来的阴影也一直挥之不去。

然而，不论是对家人还是对碰巧出现在他周围的人，唐纳德都表现出了一种情感上的疏离。他有一个习惯，每次进入新环境后都会无视在场的所有人，径直走向引起他注意的静物：回形针、坐垫或烟灰缸——尤其是一些可以旋转的东西。唐纳德完全被这些新事物所吸引，丝毫没有留意当时的氛围。他没有看到父母跪坐下来与他最后道别时眼中流露出的紧张。就算他的确表现出了一些情绪，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打断了自己活动而产生的轻微恼怒。

玛丽和比蒙看着护士牵起唐纳德的手，带着他走过大厅。那里有一套浆洗后挺括的制服在等着他。随后他们转身离去，再次穿过立在门前的圆柱，朝汽车走去。长长的回程中，两人几乎一路无语。

2 对社会的威胁

他们并不想将他送走。

你已经过度刺激到他了——一位医生这样评价玛丽抚养孩子的方式，而且这句话很有可能被原封不动地转述给了她本人，明确暗示她做错了。这位专家还向特里普利特一家建议：对唐纳德而言，与父母分离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其他一些事情也令他们不得不相信这种说法。唐纳德于1937年开始停止进食。喂他吃饭一向是件难事，但是自3岁半起，唐纳德便开始将一切食物拒之门外。正是因为他食欲不振，一家人才最终决定将他送走。玛丽和比蒙可以因此告诉自己以及他人，由于健康问题，唐纳德不得不离开家。

传染病防治所安排的饮食令人放心，这也显得他们的决定似乎十分合理。那里的管理人员标榜自己重视饮食，并将饮食作为治疗方案的核心。事实上，许多父母专门将孩子送至传染病防治所，就是为了让他们吃得更好。此外，唐纳德也不会永远留在那里。很多孩子三四个月后便能返回家中。一些人会待上6个月——也不是没有人在那里住满9个月，不过这已经接近极限了。回家那天，人人都比刚来的时候更健康。要是有人问起唐纳德的行踪，玛丽和比蒙就会这样告诉他们。

事实上，在进入传染病防治所后，唐纳德也的确重新开始吃饭，即便是因为那里设立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孩子们吃光盘中的所有食物。但是他的社交孤立情况——他被送至此处的真正原因——却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因此，3个月、6个月、9个月乃至一年之后，他依然留在那里。年满4岁时，他已经成为传染病防治所中年龄最小、入院最久的人。

当然，特里普利特一家也不一定非得遵循医生的建议，将唐纳德送走，但是他们耗费了大量时间才获得这条最佳医疗建议，如果对其置之不理，反倒会显得十分奇怪。

特里普利特一家不惜一切代价，想为儿子找到一个答案。由于家境富裕，他们拥有当时最好的高科技产品：汽车与电话。同时，他们人脉颇广，可以让唐纳德接受最知名的医生的诊治。他们曾将他带至明尼苏达州的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并在福雷斯特咨询过密西西比州立儿科学会的副主席约翰·布洛克（John Bullock）。

在唐纳德所处的年代，医生很可能会在对他进行检查之后使用“存在缺陷”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他的状况。一旦孩子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无论是由于唐氏综合征、癫痫、颅脑损伤还是连医生也无法解释的原因，父母很快便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送走孩子。成千上万的家庭遵照医嘱这样做了。

诚然，将他们送去住院这种建议本身并不残忍，正如“存在缺陷”一词原本并不带有诋毁之意一样。当时，它只是一个临床术语，意指与正常功能相比存在明显差异。该词同样可用于描述存在缺陷的心瓣膜。1902年，当人们最初用“白痴”“低能儿”以及“痴呆患者”等词来分别描述“心智年龄”小于3岁、3～7岁以及7～10岁的患者时，亦是如此。

20世纪上半叶，意指残疾的词汇还包括“呆小症患者”“蠢人”“呆子”“疯子”“精神错乱”“傻瓜”“蠢材”“痴呆”“发狂者”“精神分裂”“笨蛋”“智力迟钝者”以及“精神病人”。医学研究人员在讲座与学术论文中使用这些词时，仅仅是为了进行临床上的具体描述。

然而，不可避免的情况便是，大众会借鉴这些词并抛开它们原有的临床语境，用其来嘲笑、刺伤和侮辱他人。这种意义上的转变迫使最早的美国智力障碍专业组织自创办以来五易其名。美国弱智与低能儿福利院医疗官员协会（Association of Medical Officers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for Idiotic and Feebleminded Persons）成立于1876年，并于1906年更名为美国低能儿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Feebleminded）。1933年，该协会再次更名为美国智力缺陷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Deficiency）。它于1987年变成了美国智力障碍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并于2006年成为现在的美国智力与发育性残疾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智力障碍”曾是所有用以描述智力残疾的词中最为中性的一个，它是意指“发育性残疾”的最温和的说法，但也早已成为美国文化中一些辱骂他人的词语的词根。

专指唐氏综合征患者的“蒙古症”（mongoloid）也属于这一类别。因其种族内涵，人们后来认为该词具有双重侮辱性。它曾一度获得普遍认可，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甚至在其育儿类畅销书的初版中使用了该词的一种变体。此后再版的书籍删去了这个词，与此同时，斯波克也一并删除了给予唐氏综合征患儿父母的建议。当然，最初的建议不外乎就是一些当时的传统观念——在被告知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将极其有别于“正常人”之后，几乎所有父母都会收到此类建议。

对于那些想接受孩子、让他们成为家庭一分子的父母来说，医生的建议是直白的。

你不能这样做。

“你知道的比你想象中多。”斯波克在其1946年初版的经典著作《斯波克育儿经》（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中这样告诉母亲们。该书已被译为39种语言，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而这句话也是书中被引用率最高的一句名言。这种令人宽心的情绪，就像书籍本身一样，触动了年轻女性的心弦。20世纪初，专为父母提供育儿指导的家庭作坊式“专家”产业在美国遍地开花，年轻的妈妈们因此乱了方寸。许多人担心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自己毁了孩子的一生，而且未能实现专家眼中女性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

但是此时，本杰明·斯波克，这位哈佛毕业的儿科医生却建议大家放松心情。斯波克嘲笑了婴儿必须遵循严格的作息时间，以及过多关注与溺爱对婴儿无益这些当时流行的观点，大力支持父母向孩子展现爱与亲情，并认为女性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

但在1946年初版的著作中，他在“蒙古症”婴儿的问题上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特殊问题”这一节中，他强烈要求父母尽快将蒙古症患儿送去住院。“通常，我们建议父母在婴儿出生后立即将其送往社会福利院，”斯波克写道，“这样，他们就无须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这个智力发育停滞的孩子身上。相反，父母可以更多关注真正需要关心的孩子。”但在后来的版本中，他似乎认识到，父母可能会对此产生抵触情绪。“如果经过证实，父母不可避免要将孩子安置在私人疗养院或特殊学校中，”他写道，“最好由专业人士而非父母来提出这项建议，因为患儿的父母会因这种想法而内疚不已。”

20世纪初，“不正常”的孩子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耻辱。将存在智力障碍的儿童匆匆送往精神病院，就意味着鲜有家庭会公开讨论他们在养育这些孩子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当时几乎不存在任何有关养育智力障碍儿童的回忆录，仅有的一些公开出版的著作也清楚地显示：要摆脱这些智力障碍的儿童，父母需要面临巨大的压力，而这些孩子则可能拖累全家人。

律师约翰·弗兰克（John P. Frank）在1954年出版的书籍《我儿子的故事》（My Son's Story）中对这种斗争的描述极其震撼人心。弗兰克的儿子皮蒂出生于1947年。由于天生大脑畸形，他的发育、语言能力以及智力均遭到了严重损害。一想到要将两岁的皮蒂送往精神病院，弗兰克便伤透了心，但是他从未怀疑这样做的必要性，因为他咨询过的所有医生都向他提出了这种建议。

弗兰克在最高法院做书记员，他甚至收到了两位法官寄来的字字真诚的信件。他们同样敦促他将孩子送走。法官威利·拉特利奇给他讲了自己一位密友的故事：他曾因犹豫而未将一位智力障碍的女孩送往精神病院，但是现在，这位朋友已经开始后悔了。要是早些将她送走，“她的父母就能摆脱经年累月的痛苦，过得更加舒心”。拉特利奇告诉他。法官雨果·布莱克则讲述了另一个家庭的故事：他们决定在家中抚养一个智力障碍的男孩，但是此举却为“父母与孩子们的生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布莱克敦促自己的前任书记员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并积极为皮蒂寻找适当的机构。最终，弗兰克为皮蒂找到了一家福利院，那里的修女会负责照料他的生活。此后，皮蒂的母亲会经常去探望他。2010年，皮蒂在那里去世。

与比蒙·特里普利特一样，约翰·弗兰克也是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斯波克认为，社会阶层与教育程度也是促使父母决定是否将孩子送往精神病院的重要原因。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越高，将孩子送走就越有意义。在少数情况下，他写道，如果孩子真正能够“给予家人回应，家人喜爱他并享受与他在一起的时光，那么将他留在家中会增强所有人的幸福感”。但他认为，这种幸福感会被耻辱感抵消。“令人遗憾的是，”他写道，“只有受教育程度一般、家庭财富一般并生活愉快的父母才能更好地应付这一切。”

当时，在斯波克出现前后，均有一批婴幼儿被带离了自己的家，他们往往再也无法返回家中。多数家庭会推迟几年才将孩子送走，因为福利机构通常不接受年龄过小的孩子。这段时期，父母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只会向自己小圈子中的人吐露心声。尽管医生、朋友以及斯波克经常试图说服他们摆脱耻辱感，但在远离社交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沉默只会强化这种感觉。他们偷偷送走自己的孩子，而这些孩子本身也就成了永远不会再被提及的秘密。

在被送去传染病防治所前，唐纳德的眼中还闪现着光芒。不论他的表现多么古怪，他一直显得十分聒噪、活泼，充满好奇心与创造力。没错，人类的确让他觉得困惑，但是他与物体之间却建立起了令人满意的稳固关系。数字与笔记令他着迷，列表与模式让他沉醉。这些物体与抽象概念是他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也是他与世界交换的看法。即便在提出苛求、表现顽固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孩子。但是进入传染病防治所后，这些火光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全部熄灭了。

1939年出版的一本小型精装报告《密西西比州立疗养院信息手册》（The Mississippi State Sanatorium, A Book of Information）中就有一幅唐纳德在这一时期的照片。在第33页一张标题为“传染病防治所中的儿童”的照片中，唐纳德无精打采地在台阶上摆造型。他被围在其他十几个孩子中间，他们显然在对一些有趣的东西做出回应。出人意料的笑话让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出笑容，一个女孩捂着嘴咯咯笑，其他人则咧嘴看着相机或凝望彼此。

除了唐纳德。他坐在中间，看上去比别人都要小。他死死盯着镜头，嘴唇微微翘起。唐纳德已经变得十分沉默。以前，玛丽几乎无法控制他身上那团充满活力的火球，但是现在，替唐纳德检查的一位医生说，这团火已经“逐渐从他身上消逝”。尽管这里提供了各种活动，而且日常生活中也被餐点、课程、户外活动及午休排满，但是医生留意到，唐纳德“一动不动地坐着，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积木、书籍、玩具卡车、锅碗瓢盆——他再也不碰这些东西了。替他检查医生后来总结说：“那似乎是他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段经历。”

他的父母一定能够发现唐纳德在传染病防治所中的糟糕表现。院方允许父母每月探视两次，而且探视活动通常都在户外进行。一天下午，在一次探视的过程中，有人拍下了唐纳德与父亲在大草坪上的合影。两人都面朝摄影师。比蒙蹲在地上，双手环住唐纳德的腰，抬头望向自己的儿子。比蒙努力装出笑得很灿烂的样子，试图让照片呈现较好的效果。唐纳德脸上的表情很难描述，仿佛介于抱怨与困惑之间。曾经会对着照相机微笑的那个男孩已不复存在。一次又一次，在探视结束后，唐纳德被人领着穿过气势磅礴的白色柱廊，回到传染病防治院，而玛丽和比蒙则压下所有带他回家的本能反应，驱车返回家中。

1938年，玛丽与比蒙有了第二个孩子，他们给这个男孩起名叫奥利弗。他是5月里出生的，那时距离他们开车将唐纳德送往疗养院镇已经过去大约9个月了。两人感觉像是翻开了生活的新篇章。玛丽不知听过多少次这样的话：继续生活。再生几个孩子。全身心照顾那些能够从照料中获益的人。至少现在，这个处方中的第二条她已经照做了。而且，毫无疑问，自唐纳德离开至第二个宝宝降生的这段时间内，特里普利特家的生活已变得十分舒适，也更接近她自小生活的环境。她可以和比蒙一边享用晚餐一边静静地聊天；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邀人过来聚会；而且，她终于可以在晚上睡个安稳觉了。

奥利弗出生后，三个人便能够一同外出了。在路人随意看过来的视线中，他们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年轻家庭。怀抱婴儿的父母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孩子的未来上。玛丽和比蒙终于成了他们曾设想过的为人父母的典范——杂志在为那些面对压力与不确定性时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的年轻母亲提出建议时，往往就会援引这类父母作为例子。

对玛丽而言，那些平凡的压力就是一种幸福。她也知道，如果这些不经意间走过的路人知道唐纳德的存在，很多人就会重新评价这对推着童车经过的“模范夫妻”。即便已被放逐，唐纳德仍将被视作家庭的污点。从同情到蔑视，人们的反应不一，因为当时的价值观就如此残酷无情。玛丽与比蒙的血统在结合之后，已经生出了“存在缺陷”的孩子。

我们无法知晓玛丽与比蒙的羞耻感究竟有多深，但是我们知道，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场由一群聪明热心且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人发起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些人认为，像唐纳德这样的孩子会危害社会。而且更加糟糕的是，他们不能被算作完整的人。这场运动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对精神残疾患者的看法。它不仅波及了唐纳德的孩提时期，而且其影响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未曾消散。我们能肯定的一点是，对于年仅4岁、被关在传染病防治院内的唐纳德而言，在背后支持他的只有父母，外面的世界中却满是敌人。

如果要评选一个模范家庭，佐治亚州艾勒夫霍普的凯利一家当仁不让。《萨凡纳报》（Savannah Press）在头版头条报道，凯利一家在“优秀家庭”的评选中胜出。获奖者拍摄了一张合影：身为教师与校长的詹姆斯·凯利不苟言笑、安详宁静地端坐着；两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儿，伊丽莎白与普里西拉，站在他的两侧；詹姆斯的妻子则站在他们身后，脸上没有丝毫笑意。她也是一名教师，不过报道并未提及她的名字。

凯利一家在参加佐治亚州博览会的时候，工作人员记下了他们的得分。这个分数令全国性比赛的组织者沃茨女士极为震惊。能在美国南部找到这样的人才，她简直欣喜若狂。此前，她从未在这里进行过测试。“迄今为止，得分最高的家庭出现在堪萨斯，”她告诉《萨凡纳报》记者，“不过他们究竟能够坚持多久尚不可知。佐治亚的得分紧随其后。”

沃茨女士看起来像是一位沉稳的主妇。她的珍珠项链垂至腰间，外形无可挑剔。自1921年来，她一直在美国南部与中西部组织优秀家庭竞赛。接下来的几年内，此类竞赛还将延伸至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甚至北部的密歇根与马萨诸塞。报纸一般都会对其进行适度报道。这是一场极具人情味的比赛。

沃茨女士通常会在各州的农产品展销会上举行此类比赛。她会算准时间，让比赛与主要活动——家禽竞赛——同步进行。农民们用卡车拉来自己农场中最漂亮的牛与最完美的猪，来争夺蓝丝带。评委与其他农民则会给那些培育出最接近完美品种的农民颁发奖品。一次又一次的杂交可以永无止境地提高优秀品种的品质。

沃茨女士对人类也怀有同样的期望。“当牲畜的评委们在测试荷尔斯泰因牛、泽西牛和白脸牛的时候，”沃茨曾说，“我们正在测试琼斯、史密斯与约翰逊。”宣布凯利一家是“得分最高的类型”时，她认为人们应该鼓励，甚至劝勉这类美国人生育。

一支由牙医、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病理学家、儿科医生以及历史学家组成的专家团队检测了他们的尿液，测量了他们的头骨，评价了他们牙齿排列的整齐度及珐琅质的耐久性。专家们问及他们在儿童时期所患的疾病、骨折的情况以及沐浴的安排；要求母亲提供日常饮食清单，并对其中蛋白质与其他营养成分的百分比进行了评估；他们还会观察所有家庭成员咀嚼食物的过程并在一旁进行记录。这个过程可以完成得“极其缓慢”或“极为迅速”。计时的书面智商测试也必不可少——成人与儿童均须完成。

然而，对每位选手而言，一项未知因素就是他们的祖源。优秀家庭竞赛旨在向大众传达一些信息：对人类基因如何决定现代美国社会中所有善恶行为的一些基本理解。竞赛展位的入口处悬挂着一块手写指示牌，上书的文字带着些紧急警告的意味：

在美国，每隔48秒就有一个智力水平永远也无法超过正常8岁儿童的婴儿出生。他们会变成老男孩或老女孩。

第二块指示牌又增添了一种观点：

每过15秒，你所缴纳的100美元税金就会被用来照顾那些带有不良遗传基因的人，如精神错乱者、低能儿、罪犯及其他存在缺陷者。

第三块牌子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每隔7.5分钟，就有一位优秀的美国人诞生。

每块指示牌上都附有一个灯泡。它会按照相应的时间间隔闪烁：48秒、15秒以及更长的7.5分钟。良好的遗传基因正以惊人的速度落后于前两者。

对于参加了比赛，又因灯泡所展现的可怕消息而忧心忡忡的家庭而言，得分不合格绝对是一种巨大的打击。那天离开展会中心时，他们将被贴上“不适合生活在美国”的标签。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信息很实用。因为如果沃茨女士对此类竞赛所怀的希望最终能够得以实现，这些评分不及格的家庭就会知晓，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他们永远都不应生儿育女。而那些“品种优良”的家庭也会懂得，永远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与带有不良基因的家庭出身的人联姻。

只允许种群中最优秀的成员进行繁殖，牛群的整体水准才能得到提升。显然，这一点也适用于人类。

成年后的玛丽与比蒙·特里普利特正好赶上了优秀家庭竞赛兴盛的时代。智力水平较低者被描绘成一种对社会的威胁，人们理应采取极端措施消除这种威胁。这种想法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且完全不像微笑着的沃茨女士在最初设计这场别致的竞赛时那般和善。早在唐纳德出生的20年前，就出现了一场致力于此的科学、政治与哲学运动。运动参与者们认为，像唐纳德这样的孩子根本就不应存在于世上。沃茨女士的举动只不过是这场大潮中的一种极端的个人行为。她在整场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名自发而热忱的推广者，她热心公益，勤奋努力，但并非科学家、学者或政治家。

不过，这些社会阶层的态度也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良好体现。在哈佛与耶鲁校园，在《纽约时报》与《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甚至在国会的听证室内，站在各自学科巅峰与社会顶层的人们在突然迸发的乐观精神中共同迎来了一门崭新的学科。

优生学——由人类学、动物学、遗传学、心理测量学等其他较新的科学结合后衍生而来——开创了从人类血统中清除腐败与杂质的可能性。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本人就吹捧过他的朋友，纽约律师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撰写的优生学宣言——《伟大种族的传承》（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格兰特在书中提出了一项大规模“选择性育种”的方案，借此帮助美国摆脱“羸弱、劣等、弱智”公民的遗传影响。他认为数百万此类美国公民“毫无价值”且“令人讨厌”。罗斯福称赞说，这本书概括了“美国人民最需要接受的现实”。一位年轻人从奥地利来信宣称，格兰特的书已成为他的“圣经”。这个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认为，只要强迫那些没有资格生儿育女的人绝育，就能实现格兰特的愿景。人们对优生学表现出了极其高涨的热情。20世纪20年代，美国有17个州将强制绝育合法化，这些措施获得了不分政治立场的广泛支持。1926年，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计划生育的创始人及弱势群体的捍卫者，在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演讲时表示：“为了养活日益庞大的弱智人群，美国公民需要上缴赋税，甚至被课以重税，而这群人却威胁到了美国文明的根基。”

密西西比州的绝育法案也将携带有“精神错乱、智力低下、白痴或癫痫”遗传基因的人囊括了进来。事实上，密西西比州并没有像其他州那样要求智力残疾的人绝育。截至唐纳德出生的1933年，只有12人被强制实施了绝育手术，而在弗吉尼亚州与加州，这个数字分别为1333与8504。1939年，密西西比州在此事上的松懈似乎惹恼了一位生活在格林维尔的《三角洲民主时报》（Delta Democrat Times）社论作家。他极羡慕弗吉尼亚州的绝育人数以及“州政府可以通过预防性优生学节省下来的资金”——由此可以减轻为照顾“存在缺陷者”而产生的财政负担。他满怀希望地提出：“如果效仿弗吉尼亚州的做法，也许密西西比州也能从中获益。”社论见报之时，唐纳德只有5岁。

当然，希特勒在掌权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式。《三角洲民主时报》刊发这篇社论8个月后，他便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净化第三帝国的血脉，纳粹在他统治期间按照他的“圣经”残害了几万名智力残疾的德国人。

考虑到当时美国正在与纳粹作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1942年7月，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出版的《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发表了一篇措辞严谨的文章，要求对智障儿童实施“安乐死”。作者是出生于爱尔兰的美国神经病学家罗伯特·福斯特·肯尼迪（Robert Foster Kennedy）。

肯尼迪认为，我们理应帮助“永远也不可能创造有益价值的人”卸下由“大自然的失误”带来的重担。他呼吁对这些人实施安乐死，并详述了仔细筛选的过程。首先，孩子的父母需要提出死亡申请。随后，孩子们会分别接受三场测试，不过这些测试“必须等到存在缺陷的人……年满5岁后”才能进行。如果那时测试结果表明“这位存在缺陷者既无前途也无希望，”他写道，“那么我相信，解除他生活的痛苦——常常遭到折磨、受人怜悯，举止荒诞可笑，愚蠢且于社会无益，完全不受欢迎——将是一件仁慈且体贴的事情。”

并非人人都赞同肯尼迪的观点。《美国精神病学杂志》还在同一期刊登了一篇长达6页的有力呼吁，号召人们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教化”，文章也认可了残疾人应有的社会地位。虽然作者使用了当时的一些措辞——存在缺陷、智力迟钝、低能儿——但他在文章中明确表露出了对智力残疾者的同情以及对其尊严与生存权的尊重。事实上，他写道，是时候让精神病医生停止“将‘存在缺陷’继续当成骂人的脏话”的行为了，并要让他们意识到，如果一个社会开始逐渐贬低其最弱势成员的地位，那么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会因此而降低。“卸下套在弱势群体身上的枷锁，”他总结道，“能让我们卸下自己肩头的重担。”

因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儿童精神病医生列昂·肯纳（Leo Kanner）代表弱智儿童，向当时的主流观念发起了一场罕见的挑战。一周后，肯纳发表了一篇更为重要的文章。时至今日，这篇文章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他在文章伊始描述了6年前由父母带到肯纳位于巴尔的摩的办公室中的男孩的情况。这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男孩就是唐纳德·特里普利特。

3 1号病例

传染病防治所只是特里普利特一家在过早举手投降时的选择而已。他们如今的生活已经变得十分安宁。新生儿奥利弗与唐纳德截然不同，他会笑望着他们，也会在他们怀中蜷起身子。即便如此，玛丽或比蒙，或二人一道最终得出结论：将唐纳德送往传染病防治所是一项错误的决定，而且现在就放弃寻求正确的解决办法显然为时过早。为了找到答案，他们踏遍密西西比州，甚至还去过北部的明尼苏达州。这一次，他们会前往更远的巴尔的摩，去见一位名叫列昂·肯纳的医生。

20世纪30年代，列昂·肯纳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顶尖的儿童精神病医生。大约在20世纪初，精神病学领域中才出现了儿童精神病学这一分支；许久之后，精神病学家才不再将儿童视作缩小版的成人。多年来，肯纳于1935年出版的《儿童精神病学》（Child Psychiatry）一书一直是该学科的标杆，也是该领域内唯一的一本教科书。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儿童精神病学系是美国首个相关学术科系，肯纳则是首位系主任。在美国人眼里，肯纳显然极其适合这项工作。他身材瘦小、驼背，巴塞特猎犬般的脸庞两侧长着一对大大的招风耳。他的嗓门又高又尖，说英语时口音很重，有时旁人完全听不懂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样，他也是一位奥地利犹太人。

1924年，肯纳一时兴起，移民美国。这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他曾经随心所欲地在铁路桥上散步，并被呼啸而来的火车撞进河里。肯纳不会游泳，不过幸运的是，一位乘务员将他救了起来。年轻时，他同样曾心血来潮地试图加入德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他身材矮小并缺了两颗门牙，德军拒绝了他的入伍申请。他转而前往奥地利征兵办公室，并最终得偿所愿。

肯纳以卫生员的身份被派往前线，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手上沾着的都是一些年纪轻轻却已战死沙场的年轻人的鲜血，战场并不适合他。他出色地履行了卫生员的职责，随后便尽力为自己安排了一系列日益远离前线的工作。入伍一年后，他光荣退伍。不过退伍的前提是，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他可以为祖国创造出更大价值。他承诺返回德国，进入医学院。

1923年年底，已为人夫与人父的肯纳已经在柏林当了3年的全科医生，而且慕名前来就诊的病人数量仍在不断增长。如果没有遇见来柏林进修医学课程的年轻美国医生路易斯·霍尔茨（Louis Holtz），肯纳也许仍会继续这样的生活。肯纳十分欣赏霍尔茨，时常会带他回家吃晚饭。肯纳的陪伴令霍尔茨感到欣慰，对于在异国他乡收获的友谊，霍尔茨心存感激。他在席间向肯纳及其妻子琼讲述了美国的生活。霍尔茨决心回报肯纳，因此说服他向美国提出了签证申请——说不定他以后会想去美国——并为他出具了一份邀请函，请他前往南达科他州扬克顿市的南达科他州立精神病院担任内科医生。4周后，肯纳请了一年的假，举家前往美国。

抵达扬克顿时，肯纳年方三十，能够流利地使用7种语言。但不幸的是，英语并不在其列。他刻苦学习英语，尽力融入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买了辆雪佛兰，试图培养对高尔夫的兴趣，并且每周都会去打牌。很快，他便开始用英语发表医学论文。他开始接受美国人时常拼错或念错他的姓氏的事实——读成“荣誉”。（当他们终于能够正确发音时，他们又往往把他称作“李·奥康纳医生”。）最终，扬克顿人都称他为“德国医生”，这说明他的医术获得了认可，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的医疗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

多数美国精神病医生最初都是普通的医学博士，他们通过在精神病院的工作学到了相关的专业知识，肯纳也是如此。精神病学这门学科刚刚起步，医生们大多需要自学，在逐个对病人进行反复试验后梳理出有效和无效的疗法，逐渐形成各自在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指导原则。肯纳在扬克顿留意到，有一家精神病院喜欢按照综合症状对病人进行分类，他拒绝采取这种方式，并厌恶这种做法。他总结说，他们过分强调找到每位病人所属的标签，因此并未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倾听病人自己的声音。肯纳在为每位病人单独撰写病例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干巴巴地记下日期以及患者之前所患的疾病，而是用完整的句子和段落记录患者的病史以及他从个人观察中提取的细节，这将成为他工作模式的标志：尊重病人的真实故事并将对这些故事的理解作为诊断和治疗的关键。

更具争议的是，肯纳对那些没有任何缘由，仅仅因为人们的习惯而得到沿用的医疗程序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在某个圣诞前夜，肯纳下令解下大部分受拘束病人身上的拘束衣。楼层主管强烈反对并将此事上报给了院长，但是最终肯纳获得了胜利——他自愿来到病房里过圣诞节。他的做法奏效了，节日期间并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不过他的妻子只能独自在家了。待到假期结束时，拘束衣显然已经成为一项不必要的治疗工具。此后，患者再也没有受过拘束。

1928年，雄心勃勃的肯纳结识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梅耶十分欣赏他，他最终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研究员。抵达巴尔的摩两年后，肯纳承担起建立约翰·霍普金斯首个儿童精神病学临床科室的任务。

他立即成了该领域最杰出的人物。他渴望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嗜好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肯纳经常在大众报刊上发表文章，将自己定位为育儿这门艺术与科学的解惑者以及弱势群体的保护者——显然，他乐于接受伴随这一角色而来的赞誉。多年来，他一直在撰写自传，详尽地叙述自己的奋斗史：曾经想成为诗人的小镇男孩后来成了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位成功的医生。尽管没有找到愿意出版手稿的出版商，他依旧数易其稿。该书稿勾勒出一位进步医生的形象，他依靠专业知识、智慧、谦卑与试图压垮人类精神的根深蒂固的力量进行了抗争。

事实上，他所描绘的自画像还是较为真实的。当犹太精神病医生和其他医疗从业人员纷纷逃离德国与奥地利纳粹的魔掌时，他就曾亲自向数十人施以援手，确保这些难民能够获准进入美国。随后，他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让他们可以养活自己，重新开始。如果算上这些人员的家人，可以说肯纳拯救了数百人的性命。

1937年，肯纳公开揭露了巴尔的摩“智力迟钝者之家”的骗局。在研究出院病人的治疗效果时，他与一位名叫梅布尔·克劳斯（Mabel Kraus）的社工发现，10～20年前，近百名少女最终沦为了他口中的奴隶。一名受贿的法官和一名为数十个富有的巴尔的摩家庭服务的律师共同策划了该项计划。在收取了好处费，即二人瓜分了收益之后，法官核准这些女孩出院，并将她们送往号称会为她们提供安身之所的特定家庭。事实上，肯纳指出，这些家庭将她们当成女仆，使唤她们擦洗厕所，她们甚至还要为某些家庭中的男性提供性服务。许多年轻女孩最终走上街头，以卖淫为生。待肯纳发现时，那位法官早已退休多年。但肯纳依旧在APA的演讲中公开了相关细节，此后，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报社记者。

这个帮助精神病患者脱下拘束衣的人同样在种族问题上持有就其所处时代而言相对进步的观点。1938年，一位年轻医生写信请他“比较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在心理能力方面的差异”。肯纳告诉他，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是否出生在黑人家庭绝对不是判断儿童智力潜能的标准。”肯纳在回信中写道。当时，几乎所有精神病院都仍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

然而，尽管展现出了如上高尚的品格，肯纳并非一个激进分子。他是在一番奋斗之后才挤进美国上流社会的，因此他从未采取过会真正惹恼该阶层或被社会疏远的行为。相反，他使用了对冲策略。例如，在揭露女仆丑闻的同时，他也为生下类似弱智孩子的女性感到悲哀，而且他拒绝公开不法分子的名字。那份探讨种族差异的信件也属于私人信件。他从未在公众场合质疑过20世纪50年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病房中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同样，尽管他反对对智力残疾者实施安乐死，反对强制低智商人群绝育，但如果父母的智力严重受损，甚至无法保护孩子的安全，他也会将绝育描述为“可取的步骤”，毕竟，如果不这样做，抚养孩子的重担便会落到整个社会头上。所以，肯纳显然希望能够站对阵营，并因此仍在很多方面遵从当时的主流观念。

1938年，比蒙和玛丽是在请求这样的一个人来帮助他们的孩子。但在见到唐纳德前，这位喜欢听故事的医生要求更多地了解他。因此，1938年夏末，比蒙开始给美国最伟大的儿童精神病医生写信，完整地叙述了唐纳德的故事。

比蒙·特里普利特不会打字，因此，他需要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前台凯瑟琳·罗伯逊的协助。除签名外，比蒙所有的书面材料都要经由凯瑟琳的手。比蒙拉长声调，用带着密西西比口音的声音温和地口述，而她则埋头在记事本上进行速记，然后再将它们打出来。

肯纳稍后会对比蒙在信中所列的大量细节做出评论。坦率地说，他觉得这封信出自一位强迫症患者之手。也许的确如此，因为比蒙确实存在一些性格上的缺陷。外出散步时，他往往完全不会留意周围的一切，甚至在事后也完全想不起自己曾去过哪里，或在路上遇见过什么人。在耶鲁法学院求学时，他曾因承受不住压力而崩溃并卧床休息，他觉得自己精神崩溃了，但他咨询的一位医生的诊断是，这是出于对教师的非理性恐惧。

不过那些都已经是陈年往事了。现在的比蒙已经是一位成功、精明的律师。他拥有一流的观察能力，并有充分的理由以正确的方式来写这封信。他打算完整地描述这名生活在传染病防治所的4岁男孩的生活。他觉得留在那里完全没有意义。最终，比蒙的叙述渐渐传播开来。他的话会被学术研究引用，会在大学课堂上被讨论，会被译成多种语言，也会被深夜在网上疯狂搜索的父母们找到。但在福雷斯特那个潮湿的日子中，它还仅仅是一位父亲对着凯瑟琳·罗伯逊一人所讲述的故事而已。故事的第一个听众罗伯逊将其记录了下来。

“他从未在见到父母时表现得很开心，”比蒙口述道，“他似乎立刻就会缩回自己的壳里，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唐纳德的饮食习惯、言语模式、发音的清晰程度以及他学会走路、数数、哼唱和唱歌的年龄。他的描述滔滔不绝，这些对自闭症——当时这一术语及其诊断尚未出现——患儿的记录将对日后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比蒙的描述，常见的亲子纽带在唐纳德身上没有任何效果：“如果你喊他的名字，他很少会走到你面前，但是你必须走到他的身旁，将他带到他应该去的地方。”然而，与此同时，蹒跚学步的唐纳德身上却时常能够闪现出敏锐的才智之光，让他们燃起一线希望。一旦遇到吸引他的活动，唐纳德便会表现出强烈的专注力。“他似乎一直在思考，思考，思考。”

比蒙列出了唐纳德在两岁时便能记住的内容：许多歌曲的歌词，所有美国总统的名字以及“挂在家中墙上的大部分祖先和亲戚的照片”。但唐纳德也只是会背诵这些事实而已。比蒙说，你无法与他对话，因为“他不肯学习如何提问与回答”。

他完全无视身边的其他孩子。在比蒙所举的例子中，他显然避开了他们。一天，一架滑梯被送到了特里普利特家的后院，这是家人们打算送给唐纳德的惊喜。唐纳德似乎不太清楚它的作用，但是邻居的一群孩子却十分清楚。他们一窝蜂地爬上滑梯时，唐纳德却退缩了。当比蒙将他抱到滑梯顶端，向他展示如何玩滑梯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比蒙说：“当我们将他抱到滑梯顶端，让他滑下来的时候，他似乎吓坏了。”

但如果周围没有人，情况就会完全不同。第二天早上，他走出去，爬上梯子，滑了下来。毕竟，他完全清楚究竟应该怎样玩滑梯。比蒙说，唐纳德经常跑去玩滑梯，不过每次都是在周围都没有其他孩子的时候。

比蒙也提到他曾经试图强行为唐纳德搭建友谊的桥梁，不过最后还是搞砸了。1936年，唐纳德3岁的时候，比蒙前往位于杰克逊的一家孤儿院“浸信会儿童之家”，向负责人解释说，他希望能为唐纳德找到一位同伴——一个可以陪他玩一整天的同龄男孩。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打算收养这个孩子。不过，这项非常不寻常的请求还是获得了院方的批准。一位名叫吉米的3岁男孩被带了出来，坐进了特里普利特家的车。

吉米来到家里后，唐纳德完全无视他的存在。无论玛丽如何努力让两人一起玩耍，情况都没有任何好转。几周后，他们认为自己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于是比蒙安排吉米返回了孤儿院。

正如比蒙所描述的那样，这就是唐纳德原本的样子。他喜欢独处，为了保护这种状态，他在“内在意识与外在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心灵的屏障”。比蒙观察到，只有躲在这道屏障后面，躲进他自己的世界，唐纳德才会显得十分满足。唐纳德完全有能力享受欢乐，大声欢笑，他也曾显得“一直很快乐”，但是别人的陪伴或讲述的笑话永远无法为他带来快乐。他只有在“忙着自娱自乐”的时候，才会显得开心。

凯瑟琳整整用了33页纸才以单倍行距打完了所有内容。比蒙折好信纸，寄出了这封信。不久之后，他们便约好了就诊日期：他们将于1938年10月的第二周带唐纳德前往巴尔的摩拜访肯纳。

玛丽和比蒙最后一次开车去传染病防治所。他们已经决定从巴尔的摩回来后，再也不将唐纳德送到这里了。

当时，唐纳德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年多。他仍然是所里最奇怪的男孩，周围的人始终觉得他难以捉摸。他不再像刚来时那样一动不动，而是开始一刻不停地左右摇晃脑袋，再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旋转、堆叠玩具并清点它们的数量。然而，他仍然不肯与其他孩子玩耍或说话，这并非是因为他遭到了他们的排斥。在与他人联系这一方面，他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退化。

不过，玛丽和比蒙表示要将唐纳德领回家时，仍旧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所长告诫他们“不要打扰他”，他现在“过得不错”，几乎没再惹过麻烦。带他回家将会是一项可怕的错误决定。

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如此：穿着白色灯笼裤与上衣的唐纳德已经习惯了传染病防治所的日常生活与纪律。但是，玛丽和比蒙对于“过得不错”的理解与所长并不相同。事实上，所长指的只是唐纳德不会再破坏这个体系。例如，他又开始进食了，但是他孤僻的性格却未见好转。

这种与家人分离的尝试没有任何效果——现在不需要再进行下去了。玛丽将唐纳德带至一旁，给他换上家里带来的衣服。比蒙无视工作人员一脸不满的表情，在外间的办公室里签署了文件，结清了费用。他只要求他们就唐纳德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进步出具一份书面评价，以便与肯纳分享。显然，所长对此并不热衷，他只写了寥寥数语，提出唐纳德可能患有某种“腺体疾病”。

随后，在领回唐纳德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之后，特里普利特家的三名成员走出大楼，最后一次穿过门前巨大的石柱。几周后的1938年9月8日，唐纳德将迎来5岁生日。家人们将在家中为他庆生。

过完5岁生日一个多月后，唐纳德跟随父母乘坐火车前往巴尔的摩——旅程持续了近两天，途经7个州，还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转了一趟车。对唐纳德来说，这次旅程充满了令人迷惑或着迷的新感官体验，在列车上度过的那一晚尤其如此。当时他躺在卧式车厢里的床铺上，透过又高又宽的窗户望向夜空。南部人已经酣睡，他们家中的灯火随着火车的晃动一阵阵地穿透车外漆黑的夜色。他被这支不断重复的温柔旋律所吸引。

现在，特里普利特一家在巴尔的摩勋爵旅馆外坐上一辆汽车，开始了当天的最后一段旅程。汽车会将他们带去几千米外的“哈丽特·莱恩病童之家”（Harriet Lane Home for Invalid Children）。这个机构隶属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里的工作人员直接归列昂·肯纳管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唐纳德将住在这里。他会接受健康检查、心理测试与24小时观察。所以，今天早上玛丽才带来了一只小手提箱。唐纳德需要再次离开父母。不过这一次，他将见到美国最著名的儿童精神病医生。

当比蒙和玛丽为唐纳德·特里普利特和列昂·肯纳相互介绍时，唐纳德一如往常那般，对医生没有任何表示。在父母的陪同下进入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后，他完全无视了握手的大人，径直走向肯纳摆放在墙边的一小堆玩具。大人们交谈的时候，唐纳德一直坐在地板上清点、堆叠和排列积木。

中途，肯纳拿出一枚大头针，轻轻扎了他一下。唐纳德缩了起来，不过他似乎并未将这种轻微的刺痛感与拿针戳他的男人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唐纳德并未因此害怕医生。肯纳被他吸引住了。“他从来不会对打断他的人生气，”他后来写道，“而会愤怒地推开挡在面前的手或踩在积木上的脚。有一次，他将踩在积木上的脚称作‘伞’。”

除亲自观察外，肯纳还会大量参考负责在“哈丽特·莱恩病童之家”追踪唐纳德每日表现的一组医生的观察结果。这所机构给人一种宿舍般的感觉，还有其他一些孩子住在这里。工作人员记录了唐纳德与同龄人的互动，尤其是他对潜在的玩伴们表现出的冷漠。如果一个小女孩试图参与唐纳德正在做的事情，他绝对会立刻走开。有时，其中的一个男孩会从他手里抢走一个玩具，他也不会反抗。与自己搭建的积木被人破坏时不同，他似乎并不会因此而感到焦虑不安。

唐纳德在这里的表现与比蒙的描述完全一致：

他微笑着四处闲逛，在空中交叉手指，刻板地重复比划出某些动作。他会左右摇晃脑袋，不断低语或哼唱同一首由三个音符组成的曲子。他会非常高兴地旋转手边可以旋转的东西。他不断将东西扔到地板上，而且似乎很喜欢听它们落地的声音。他会按照不同的色系摆列珠子、小棒或积木。每当完成其中的一项，他就会尖叫着上蹿下跳。

根据观察笔记所记录的内容，小组成员彻底被眼前的情景震撼和迷惑了。在其中一张表格上的诊断意见一栏中出现了一个问号，随后便是一些可能的猜测：“？海勒症候群（Heller's disease）。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不过其他表格中的这一栏通常都是一片空白。

同时，他们很欣喜地注意到了玛丽与唐纳德的互动。她每天都会去病房陪伴唐纳德几个小时，而且她能够做到始终将注意力放在这个难缠的孩子身上，这一点给观察小组留下了深刻印象。唐纳德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她会花所有时间，想尽办法让他一直和她一起玩。”肯纳后来得出结论，玛丽是“唯一能与他建立联系的人”。

两周后，玛丽最后一次来到“哈丽特·莱恩病童之家”，收拾好小手提箱，陪着唐纳德走出大门。离开前，她唯一需要的就是肯纳出具的诊断。她相信，这将是那把解开谜团的钥匙，是指引他们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路标。她想知道令唐纳德行事如此乖张的疾病究竟叫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说，肯纳将会令她失望。唐纳德与他治疗过的其他孩子都不同，没有哪一本教科书对他的症状进行过描述。他无法为他贴上一个标签。

返回福雷斯特后，玛丽开始定期与肯纳通信。肯纳被唐纳德的情况所吸引，希望能够了解他最新的成长与发育状况。玛丽自己也很感激这位精神病医生对唐纳德的关心，并积极地为他提供任何可能的信息，希望能够帮助他解决唐纳德面临的难题。

多年来，他们至少每月通信一次。有时，玛丽会向他倾诉自己所承受的压力。玛丽向肯纳吐露说，她因为“生了一个绝望的疯子”而感到十分绝望。肯纳很快就劝她甩掉这种想法，并在回信中敦促她“抑制这种忧郁的情绪”。他不止一次试图鼓舞她的精神。他写道，她为帮助唐纳德而付出的努力“极其优秀并往往十分英勇”，甚至连他的工作人员都为“你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所折服。他认为，能够“拥有像你这样的一位母亲”，是唐纳德的福气。他敦促她明白，唐纳德的智力发育未必就会在现阶段停滞——他仍然存在潜力。

1939年，玛丽再次将唐纳德带到巴尔的摩，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去了那里两次。肯纳很期待他们的来访，因为唐纳德的病例向他提出了真正的智力挑战。玛丽的定期近况汇报再加上这些拜访，使肯纳对这个神秘男孩的成长情况保持着了解。

不过，玛丽却感到十分沮丧。肯纳从未明确告诉过她，唐纳德究竟得了什么病。她一直在克制向肯纳刨根问底的冲动，毕竟他现在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他正在修改自己撰写的教科书，承担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儿童精神病学系的行政管理工作，并频频受邀向大众媒体发表演讲和撰写文章。

1942年，第一次拜访巴尔的摩4年之后，玛丽在信中暗示，肯纳在唐纳德的问题上始终只给出了“一般概括”，可她需要的是“具体细节”。她想知道，他之所以采取含糊不清的表述，是否只是为了照顾她的情绪。

肯纳再次回信向她保证。首先，他表示自己并未隐瞒任何信息。但是他也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令她和比蒙失望了。他说：“在唐纳德的问题上，我从未给予你和你的丈夫一个清晰明确的诊断术语。”事实上，他坦白说，他仍然无法为唐纳德贴上任何他所熟悉或时下标准的疾病标签，而且他也无法预测他的未来。肯纳仍未能解开围绕在唐纳德行为周围的谜团。“没有人比我自己更了解这一点。”肯纳承认道。

1942年9月28日所写的这封信的复制品一直静静地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档案馆，它恰巧与肯纳对唐纳德此类行为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点相重叠。尽管信中回应玛丽沮丧之情的那一部分听起来像是在坦率地承认自己诊断失败，但事实上，肯纳已经开始设想一项大胆的新诊断。

肯纳在其他孩子的身上也发现了与唐纳德类似的特质。迄今为止，他们独特的行为模式几乎鲜少被精神病学及肯纳自己所留意。他“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种迄今尚未被任何精神病学或其他学科文献记载的病症”，他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他告诉她，现在，他已经见到了另外“8起与唐十分相似的病例”。他一直没有对外公开这条消息，他说，因为他想获得足够的时间观察这些孩子，跟踪他们的成长。不过，不久之后，他便打算公开这些调查结果，并为自己的发现命名。

“如果要为唐和其他孩子所患的疾病起个名字，”他告诉她，“我觉得最好称其为‘情感接触中的自闭性障碍’（autistic disturbances of affective contact）。”这是关于肯纳在描述唐纳德这类行为模式时使用“自闭”一词的最早记录。随后他简要解释说：“主要特征就在于，从最初的婴儿时期起，这些孩子便无法与他人建立起联系。”严格来说，肯纳补充道，这种病症出现在整体健康和“智力禀赋”并未严重受损的儿童身上。

于是，肯纳在写给这位母亲的私人信件中首次宣布，他发现了这种在后来被称为“自闭症”的病症。

唐纳德将会是他的1号病例。

4 野孩子与圣愚

列昂·肯纳因此收获了赞美与关注，但他却在公开场合摆出一副对扑面而来的喝彩声漠不关心的样子。1969年7月，在发现自闭症许久之后，肯纳在华盛顿特区为一群父母做了一场演说，其间他就表现出了这种虚假的谦虚。

当人们赞扬他发现了自闭症后，肯纳回应说：“我并未刻意去发现这种病症。”他表示不是这样的，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赞扬显得“有些夸张”。

“缘分而已。”他随后解释说，这意味着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

“我并未在专程寻找什么。”他坚称。

不过，肯纳此时的表现要比以往更进一步。“我并未发现自闭症，”他说，“它一直存在。”

它一直存在。

肯纳用这句简单的话总结了他对自闭症领域中一个持久问题的看法：被他描述为“自闭性障碍”的系列行为究竟是20世纪中叶才出现的全新现象，还是早已存在但一直未曾被人留意的病症？

出于某些原因，人们一直未能回答这一问题。首先，20世纪前医疗领域的记录与归档方法极其简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未有人对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进行过个人行为特征方面的系统观察，并将其编制成数据库。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了可以算作专业学科的精神病学疗法——它拥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一套共享词汇以及一套基于研究与实践并获得了公认的研究结果。精神病学尚如此，更不用说儿童精神病学了。在这一点上，肯纳这一代人完全可以被称作该领域的先驱。我们无法在过去找到确凿的证据，也无法提供统计数据来证明，在肯纳见到唐纳德前后，自闭症刚刚出现。

不过，肯纳提出的与之相反的论断——之前自闭症一直存在——似乎也只是猜测而已。

然而，肯纳知道，在精神病学领域，如果不能以正确的视角进行观察，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往往就会被人忽视。正如肯纳试图在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他并没有“发现”自闭症，只是找到了正确的观察视角而已。

肯纳对自闭症的“发现”并不是一个顿悟的过程。相反，那是一个如同旭日东升般缓慢的认识过程。从见到唐纳德的第一面起，肯纳的探索过程历时4年，并最终于1943年在一篇对一位名叫“唐纳德·T”的男孩的介绍文章中攀至顶峰。

1943年4月，在发表这篇极具突破性的文章时，肯纳跟踪的病例数量已增至11起，其中包括8名男孩与3名女孩。文章的标题与他为这种病症所创的名字相同：“情感接触中的自闭性障碍”。很快，他便会用“婴幼儿期自闭症”（infantile autism）——从医学术语的角度看，它仅仅意味着自闭症“出现在童年最早期”——来取代这个名称。

自闭症“autism”及其形容词形式“autistic”并不是肯纳的首创。相反，这是他从另一项完全不同的病症——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描述中借用的表述。这一做法是长久以来导致人们在讨论自闭症时产生混乱的根源，但是鉴于肯纳所处的时代，这种做法完全可以理解。1943年，精神分裂症已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精神疾病标签，它涵盖了幻觉、思维障碍以及其他与丧失现实感相关的病症。瑞士心理学家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还记录了在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绝大多数是青少年或成人——身上出现的缺乏与周围环境间的互动并仅专注于内部现实的倾向。

1910年前后，布鲁勒开始使用“内向性思维”（autistic thinking）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行为倾向。该词源自希腊语 αυτο，意为“自我”。布鲁勒认为，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出现一定的内向性思维，这是梦与过家家游戏的本质。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向性思维有可能会呈现出病态。这也许意味着他们会完全终止社交互动，患者对周围环境及其中人物的情感联系呈现出大幅度的扁平化倾向。这种内向性思维很少具有永久性。就像幻觉和精神分裂症的其他症状一样，布鲁勒所指的自闭症是间歇性的。

因此，当肯纳向全世界宣布，他一直在观察“一些病症与……之前报告的所有病例均存在显著不同的孩子”时，“自闭”一词已经成为这一代人所掌握的精神病学词汇中的一部分。他写道，这种新病症会令人联想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闭行为，但是这种病症是出现在幼儿身上的。此外，他认为，“这些孩子生来”就患有自闭症。他们的病症很早就已经出现，而且每位患者都会表现出不同的“迷人特性”，如突然闪现的智慧之光、对语言的独特使用方式以及“对独处和同一性的基本渴望”。从本质上说，这就是唐纳德的写照，但是文中也列举了提取自其他10位患儿病例中的丰富的辅助细节。

文章还探讨了在肯纳建议从自闭症角度观察这些孩子前，精神病学对他们的看法。如果不是肯纳，人们很容易将注意力放在11个孩子的不同点上。例如，其中一些能够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另一些则不会。每个孩子的特殊技能集合都与唐纳德的——他会唱歌、数数而且具有绝对音感——不同，彼此之间也不尽相同。由于存在这些差异，肯纳之前的医生们对他们做出了不同的诊断。一些人被送进福利院，其中两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一个孩子被误诊为聋哑人。其他人得到的诊断中则包括“白痴”“低能儿”和“智力迟钝”等。就唐纳德而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评估人员提出了他患有海勒症候群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其显著特征就是患者的社交能力与运动技能会从4岁左右开始迅速退化。简而言之，几乎所有孩子都被认定患有精神失常或存在智力障碍。

是肯纳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两个典型的共同特征：极度偏爱独处以及极度需要同一性。他认为，这一对极度特殊性的组合就是他正在探讨的综合征的核心。之前，这些儿童间的差异掩盖住了他们的共性。

它一直存在。

现在回想起来，即便就肯纳的这个小样本而言，这个断言也是正确的，因为在他发现自闭症前，不论这11个孩子得到了何种诊断，他们实际都已患上了自闭症。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得到肯纳确诊的几十个孩子亦是如此。现在，肯纳已经知道自己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了。自20世纪60年代起，学者们在欧洲的医学文献中发现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与儿童有关的临床描述，这些足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文献让人联想起了唐纳德。当然，我们不清楚还有多少美国孩子会被诊断为自闭症。如果他们的父母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并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就有能力向顶级儿童精神病医生提出咨询。

现在想想，数十年乃至几个世纪前，究竟有多少人符合肯纳给出的自闭症定义，就更不得而知了。

不过，也许线索还是有的。在肯纳“发现”自闭症的几十年后，一群学者开始调查自闭症是否早已存在。尽管研究人员承认，对过去情况的诊断本身具有一定的推测性，但是他们依旧在一些历史文献中找到了关于某些已逝者的引人注目的记录。由于举止怪异，这些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被人视作异类。有时，他们的人生因此获得了改善，但多数时候，这些行为只能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一旦在故纸堆中发现这类被贴上“傻瓜”“白痴”或“疯子”标签的人，研究人员就会利用肯纳对自闭症的描述重新对其进行评估。这样看来，他们找到的这些故事为肯纳所持的观点——自闭症是人类特征的另一种排列方式且早已有之——提供了有趣的支撑。

半个世纪前的人们发现，生于1469年前后的俄国鞋匠巴兹尔一边在口中喃喃地说着一些无法理解的言语，一边赤身裸体地行走在冬日之中。他完全不在意自己的生理需求，甚至放弃了进食。民众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相反，他们觉得自己见证了极为圣洁的一幕。俄国人称其为“圣愚”（foolishness for Christ），并认为为了能让耶稣通过自己来传达旨意，巴兹尔选择了自我牺牲这样一条勇敢、艰苦并且虔诚的道路。据说，沙皇伊凡四世曾因仆人在侍奉自己用餐时上错了饮料而将其处决，但也允许巴兹尔对自己进行公开批评。伊凡四世认为巴兹尔能看穿自己内心的想法，他非常在意这位四处游荡的鞋匠对他在教堂里开小差的指责。据说，伊凡四世真正害怕的人只有巴兹尔一个。

1974年，密歇根大学两位懂俄语的学者认为，也许除了纯粹的愚蠢或圣洁，巴兹尔以及出现在其他几个类似故事中的主角的身上还有别的力量在起着作用。娜塔莉亚·查利斯（Natalia Challis）和霍拉斯·杜威（Horace Dewey）深入研究了现存的关于巴兹尔及历史上其他35位圣愚生活的描述，这些人都被俄罗斯东正教会认定为圣徒。查利斯与杜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俄罗斯历史与文化，而非自闭症。但是杜威的儿子——生于20世纪50年代——却被诊断患有自闭症，因此他可以深入了解这些古代流浪者的行为。他开始觉得，也许这些圣愚的行为可以用自闭症而非精神错乱或神的力量来解释。

他和查利斯写道，这些人“并未受到社会偏见的羁绊”，而且对自己所处的社交孤立状态感到十分满足。当然，这些人对仪式十分热衷。两位学者指出，巴兹尔能够忍受极度严寒——他可以“赤脚走在冰封的伏尔加河上”。这一点会让人联想到那些似乎对极端寒冷、炎热或痛苦无动于衷的自闭症患者。人们观察到，圣愚似乎并不怎么需要睡眠和进食，这同样与一些自闭症患者的症状类似。

尽管有些人沉默寡言，但是另一些人却喜欢重复别人的话，还有一些人喜欢说一些晦涩难懂的内容。根据传说记载，一些人即便在权贵面前也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查利斯与杜威写道，这种倾向是促使俄罗斯民族钟爱圣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个鲜有人敢于质疑权威的文化中，他们的无礼让人想到了《旧约》中的伟大先知。

不过自相矛盾的是，如果人们早在500年前就已经能够诊断出自闭症，圣愚作为虔诚公民的可信度就会遭到削减。他们之所以能够收获敬畏与尊重，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圣愚是刻意选择了这种艰苦、孤立的生活方式。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人们怀疑一些自诩为圣愚的人不够虔诚，认为他们采取某些行动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巩固自己作为乞丐和骗子的这份职业，由此产生的不信任感最终终结了这种现象。渐渐地，人们对这种奇怪行为的崇拜与宽容度开始降低，表现出这种行为的人就算没有被残忍地对待，也再次被社会忽视了。

不过并非总是如此。

博尔格的休·布莱尔（Hugh Blair of Borgue）对假发极其挑剔——作为18世纪40年代苏格兰地主阶级的一员，只要出现在公开场合，休就必须佩戴假发。他遵守了这项习俗，不过却着实为此费了一番功夫。他总会摘下假发，扔进水里，试图将其清洗干净。随后他会把假发挂在苏格兰西南部自家庄园外的一根树枝上，等待风将它吹干。然而，如此大费周章之后，休却只会随意将其往头上一扣，因此出门时常常反戴着假发。要么是他没有留意，要么就是他完全不在意这种失礼之举。

年近四十的休不太合群，他与年迈的母亲一起住在祖父所建的石屋里。他的卧室在阁楼上，里面杂乱地堆放着每天他从地里捡来的树枝、羽毛和碎布片。他身上那件怪异、破旧的服装上满是他自己缝补的极不协调的各色补丁。一旦某件衣服成了他的最爱，他就会一直穿着这一件。其中有一些是他在路上捡来或在附近人家的衣橱中“找到”的。他会出人意料地拜访邻居，并在他们家中游荡。不论主人是否在家，他都会带走自己心仪的物品。他的另一个习惯就是参加社区中的每一场葬礼，即便他与死者并不怎么相熟。

在苏格兰西南部这个每两个人都认识的小世界里，邻居们都留意到了他的古怪行径，而且显然对此十分了解。他们知道，休绝对不会是因为想聊天才登门拜访的。他对动物的兴趣比对人更加浓厚。例如，他和猫极为亲近。只要他坐下吃晚饭，它们就会围在他身旁等待分享他的晚餐。即便他已经将举勺将食物送进嘴里，它们也会将爪子伸进他的勺子中。休不会将它们推开。相反，他会拉过猫爪，把它们舔干净。

20世纪90年代，在苏格兰社会历史学家拉布·休斯顿（Rab Houston）以及伦敦的心理学家乌塔·弗里斯（Uta Frith）的共同努力下，博尔格的休·布莱尔的肖像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休斯顿和弗里斯认为，18世纪生活在苏格兰的休·布莱尔显然就是20世纪的列昂·肯纳在遇见唐纳德后发现的那一类自闭症患者。弗里斯说：“现存的大量证据清楚地表明，如果休·布莱尔生活在现在，他绝对会被诊断为自闭症。”

18世纪留下的最佳证据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对休的精神能力进行调查的法庭记录。这是对29位证人及休本人的证词进行的正式转录。1747年的这场诉讼一连持续了几天，起因是一家人对遗产的争议。休的父亲几年前便已过世，这位庄园主给两个儿子留下了一笔不菲的财产。属于休的那部分遗产处于母亲的监管之下，他的弟弟约翰则握有另一半财产。休没有继承人，而约翰育有二子。这就意味着，休离世后，所有财产都会回到约翰及其儿子手中。约翰一直指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他早已负债累累，不得不开口向母亲借钱。

然而，母亲却为古怪的大儿子安排了一场婚礼。不知怎么，她竟然说服当地的一名外科医生将女儿嫁给了这个会在餐桌上舔猫爪的人。她究竟用什么诱惑了这位年轻女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中间很可能涉及资金的转移。母亲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担心儿子的未来。她已步入花甲之年，可以想象，也许休很快就会失去他在这世上最主要的保护者，这个一直在保护他远离麻烦的人。妻子则可以接过这个角色。

1746年的这场婚礼立刻让约翰心里的小算盘落了空。如果休和新婚妻子生下儿子，那么这些男孩就会成为休那部分财产的合法继承人，约翰或他的儿子就没有权力分得这部分财产。1747年，约翰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布休的婚姻无效，理由是他的哥哥不具备结婚所需的精神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院举行了一场听证会来调查休的精神能力。17世纪时法庭收集的有关休的事实，正好是现代心理学家会在诊断自闭症时去寻找的令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这一点为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休斯顿和弗里斯提供了便利。29位证人——神职人员、邻居、工匠、工人以及其他与休有联系的人——所陈述的一切都表明他行为反常。

结论就这样敲定了：休具有各种强迫症行为；他迷恋物品，缺乏与人的互动且漠视社会规范。一项有力的证据表明，休具有仿语症（echolalia），这是一种常见的自闭症特征，指的是一个人只会重复自己听到的话。

听完所有证据之后，苏格兰法院裁定休·布莱尔“生来就是傻瓜”，无法订立包括结婚契约在内的任何契约。约翰·布莱尔胜诉。法院宣布休的婚姻无效。母亲过世后，年迈、无助的休·布莱尔似乎注定要一个人终老。

但是记录显示事实并非如此。休的母亲的选择极其明智，因为仅仅嫁给她儿子一年的这位女性并未因为法庭宣布婚姻无效而离开休。休与这位妻子在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一直如同夫妻般生活在一起，还养育了两个儿子。休在家庭环境下生活至60多岁。邻居们都知道他是谁，会去哪里捡拾树枝和清洗假发，也知道他只要乐意就会去参加葬礼。

在法庭宣布休·布莱尔“生来就是傻瓜”的53年后，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一个几乎全裸的男孩在迈出森林后便立即成了法国最著名的儿童。1800年，这个所谓的“阿韦龙野孩”（Wild Boy of Aveyron）的故事传遍了巴黎新闻界，新闻的读者及当时知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迷上了他。法国上下对他的身份以及他所代表的人类状态均感到困惑不解。一个半世纪后，列昂·肯纳对唐纳德的描述可以为那些依旧在思考这一问题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几乎可以断定，这名法国野孩子就是一个自闭症患者。

据推测，他大约12岁，没有家人，没有住所，没有过去，也没有名字。他会发出一种发自喉间的低沉声音，偶尔也会高声尖叫。他身高矮小——只有约1.24米高，而且骨瘦如柴。他浑身都是伤疤，走起路来两个膝盖相互摩擦。当时的报纸报道说，他已经脱离人类社会，在林中生活了多年，而且他全身赤裸，像熊一样，从头到脚覆盖着皮毛。

除了皮毛的那一部分，其他描述完全准确。他曾在1797年左右被猎人捕获，但是很快便逃脱了。1800年，他自愿离开树林，一位名叫让·马克·加斯帕德·伊达德（Jean Marc Gaspard Itard）的年轻医生将他带走，为他起名叫维克多。他在奔跑与攀爬方面能力惊人，而且他不畏冷热，这让旁观者叹为观止。起初他不愿穿着普通的衣物，人们见过他赤身裸体地在雪堆中打滚，而且还会将手伸进烧红的木炭中取烤红薯，并在红薯冷却前直接将它们丢进嘴里。一直以来，这是他唯一的食物。

现代启蒙思想家将神秘的维克多视作探索人类语言有效属性的机会。有人预测，接触到法语之后，维克多很快便能完整地掌握这门语言。有人希望他能在几个月内做到这一点，这将是证明他已经充分成长为文明社会一分子的关键——例如，他不再脱掉新衣服、试图回归自然或能抑制住随时随地大小便的冲动。但是，针对他的早期教学尝试的结果令人失望，此后人们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一个专家小组认为他是“白痴”，根本不值得对他进行教育。他被送进孤儿院，并受到了那里其他孩子的欺负。

后来，伊达德安排了一对子女均已成年的夫妇来照顾维克多，他自己则每天耐心地教育维克多。在伊达德的教导下，维克多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他学会了如厕、洗衣服、穿衣服和坐下吃饭，甚至还会为自己铺桌子。伊达德将这些复杂的程序分解成可以一遍遍反复练习的小步骤，慢慢教会了维克多。

然而，即便在伊达德的指导下，维克多也未能在语言学习上取得重大飞跃。一天，当维克多开始重复说“我的上帝”的时候，伊达德记录下了自己的兴奋之情。但是显然，他只是在重复别人所说的话。他确实学会了用一套钢制字母拼出几个单词，但是并不清楚这些单词的含义，而且也不会使用它们。维克多经常通过手势进行沟通——这证明他有表达的意愿。这些手势总是与他的直接欲望相关，如吃饭、外出、玩坐在独轮车上被人推着走的游戏。但是，伊达德却没能在试图教他开口说话这一方面——即便只是叫出事物的名字——取得任何进展。

维克多常常会选择性地听进别人说的话，这个问题也很关键。他会屏蔽某些声音，就像完全听不见一般。伊达德曾在某次实验中走到他的身后，对着天空连续鸣枪两次，维克多甚至没有表现出半点畏缩。维克多对人的声音也极不敏感。但是如果让人在隔壁房间中压碎一颗坚果，他就会向那个方向转头。

伊达德认为语言是对维克多智力的必要考验，他最终承认自己的实验失败了。5年后，他放弃了所有教学。“我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效，”他说，“我不再尝试教会维克多说话，也不再试图将他从无可救药的缄默中挽救出来。”伊达德继续帮助那些存在心智障碍的人，并为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论做出了贡献。这些都将成为在此后150年内不断发展的特殊教育的基础。

维克多在人们的善待下安享晚年。照料他的夫妇几乎将他当成了亲生儿子，政府也向他们支付了维克多的养育费用。1882年，维克多与世长辞，享年40岁。他远离荒野，一生中从未说出过一个完整的句子，但就像生活在一个世纪后的小唐纳德·特里普利特那样，他时常在独处时露出幸福的神情。

1848年2月26日，马萨诸塞州史上最富同情心的活动家之一塞缪尔·格里德利·豪（Samuel Gridley Howe）将一本皮面装订的书籍送至了州议会大厦。豪是新英格兰盲人学校的创始人，该机构凭一己之力改变了美国人对盲人教育的认识，使他们了解到盲人也具备从教育中获益的能力。在欧美国家，眼盲与耳聋、跛脚、癫痫或任何明显的典型人体机能缺陷一样，身患残疾就意味着所有机会的大门均会被合上。与耳不能闻、腿不能行的人一样，目不能视物的人也被看作无用且不完整的人。在豪拿出相反的证据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赋予盲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是一种荒谬的行为。

1845年前后，豪的学校接收了3名存在智力障碍的盲孩，这让他冒出了一个新念头。他了解到，法国人已经在对智力障碍患者的教育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普鲁士同样。那为什么他不能试着教育这3位新生呢？尽管其中一名男孩沉默寡言，但是豪的教育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当豪公开表示这群通常会被贴上白痴标签的人可以接受教育的时候，他遭到了人们的嘲笑。他们对弱智人群的苛刻令他感到愤怒。豪提笔写信给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中一位颇有权势的成员，并在信中提到，人人都有责任“尊重以不同形式存在的人”。如果社会做不到这一点，他认为，“社区……的道德品质就会因此受到损害”。

豪的愤怒催生了这本题为《就弱智问题提交给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的白皮书》的皮面手册，里面汇编了他在1846年对马萨诸塞州弱智状况的调查结果。在纳税人的资助下，豪与两位同事骑马走访了全州63个乡镇，一一核查了500多名被当地民众视为弱智的人。整个项目耗时两年。

豪的报告中既有表格也有数据，可以算是当时极其全面的报告。豪告诉立法机关，马萨诸塞州约有1300名符合弱智定义的成年人与儿童。他觉得这个数字极为惊人。

“弱智是一个全新的话题，”豪在解释数据时这样写道，“科学尚未对其远因，甚至是近因做出解答。”他说得没错。鲜少有人去尝试理解智力残疾的本质，全社会都不觉得这样做有何意义。

为期两年的调查得到的结果中，有一个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过：他在报告中提到，许多被看作弱智的人似乎并不属于这一类别。他在仔细观察后发现了很多“心智官能发育良好却依旧被称为‘弱智’的人”。他认为这些人完全不符合弱智的定义：“无论哪一条都不相符。”

被豪列为27号病例的人名叫比利，他“知晓并可以准确哼唱出逾两百首歌曲……而且可以立即指出别人唱错或弹错的音符”。59岁的比利还有一个显著特征，他似乎无法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交流。“如果你让他去挤牛奶，他会一连几个小时都站在那里重复你的话‘比利去挤牛奶’，除非有人对他说了其他的话，他随后又会开始以同样的方式重复那个句子。”

比利出生约140年后，肯纳才开始考虑自闭症的可能性，但是豪记录的大部分内容——他的音乐天赋、显而易见的绝对音感以及仿语症——绝对可以让他登上肯纳的自闭症患者名单。

豪记录的360号病例也许也是如此：“此人对数字组合的感知能力尤其活跃。如果告诉他你的年龄，然后问他那相当于几秒钟，他就能在几分钟内计算出答案。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却表现得像一个白痴。”

25号病例：“这位年轻人知道每个字母的发音，他可以用字母拼出单词，用单词组成句子，并能准确无误地读出书中的某一页；但是即便读过千遍之后，他仍然不解其意。”

豪又列举出一些具有自闭症倾向的例子，不过这些例子提供的细节不多。他在提到某一类人时这样写道：“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学过的东西。”还有：“毫无疑问，175号和192号病例符合弱智的定义，但是他们不仅能数到20和20000，而且还能进行很多简单的数学运算，运算速度甚至超过了普通人。”277号病例是一位女孩，她“学习并认识了字母”，但是无法理解它们的意义。

在豪展开调查的年代里，绝大多数“正常”美国人都还是文盲，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过字母表。除了清点自己面前的东西——农场里的动物、一排排的庄稼以及家庭成员，多数人也没有多少数学知识。鲜少有人能够凭着想象数到20。相比之下，仅从这一角度看，这些“白痴”至少算得上智力方面的先行者了。

豪向立法机关提交这份报告时，再次遭到了报纸的冷嘲热讽。一位漫画家把他画成了在风车面前败下阵来的堂吉诃德。然而，豪最终获得了最有价值的胜利——立法者拨款2500美元资助他为调查中的10名儿童建立一所实验学校，并将其交由豪管理。3年后，这10个之前被认为无法教育的孩子都取得了进步。豪很兴奋。他的报告实现了他在其所在时代怀抱的远大理想，哪怕报告隐去了对我们实现理想更为重要的部分——在一位精神病医生在其巴尔的摩办公室中“发现”自闭症的80年前，人们对自闭症表现的描述。

如果肯纳判断正确，自闭症一直存在，那么这些过去的故事就暗示了，那些病情未能得到确诊的患者在自闭症进入人们视野之前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如果17世纪的癫痫患者依旧被当成女巫焚烧或绞死，只是因为她们偶尔会做出怪异的举动，发出奇怪的声音，那么对只会鹦鹉学舌般单调模仿别人说话或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手指运动且不允许别人打断自己的孩子而言，这绝对算不上什么好事。如果混淆了缄默症与精神失常，那么，不愿开口说话的自闭症患者很有可能会被送进欧洲各类精神病院，其中就包括德国汉堡城墙上专门关押精神病人的一座被称为“白痴笼”的塔。

在走访马萨诸塞州各乡村的过程中，塞缪尔·格里德利·豪发现许多智力残疾者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发现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能力“一无所知”。有一个家庭将自己已到中年的儿子关在父母店中的笼子里。从12岁起，他就一直待在那里。另一名50岁男子也已经被链条锁了20年。

然而，这种结果并不是无法避免的。18世纪时，苏格兰某个城镇中的居民接纳了休·布莱尔，为我们做出了证明。20世纪时，密西西比州一个小镇上的居民对待一个奇怪的孩子——唐纳德·特里普利特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

5 双重关爱与保护

1945年5月，列昂·肯纳最后一次来到密西西比州探望他的1号病例——当时已经11岁的唐纳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肯纳博士将在特里普利特家做客。

唐纳德上一次前往肯纳在巴尔的摩的诊所还是4年前，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见到肯纳也已有7年之久。特里普利特家客厅中的白色沙发旁摆着一架玛丽和比蒙斥巨资买下的大型立式钢琴。现在，三人终于可以在沙发上坐下，反思过去几年间唐纳德取得的成功与失败，包括玛丽送他去上学的尝试。

1939年夏末，唐纳德将满6岁时，玛丽联系了市内的公立小学，希望唐纳德能从9月起开始上一年级。她很清楚自己提出了一种什么样的要求。全美各地的学校都会断然拒绝接受唐纳德这种孩子，而且他们的做法也得到了法律支持。诚然，各地区间存在差异，一些公立学校所在学区的确设有特殊教育课堂，但即便是在这些地方，那些无法安静地坐在课堂里、不愿意听从指挥的孩子也很快会被赶走。不过，这家小学的校长是玛丽的朋友。学校录取了唐纳德并告诉一年级老师，必须习惯自己班上这位与常人有些不同的孩子。

唐纳德在开学第一天发了脾气。第二天，他的情绪稳定了一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情况进一步好转。显然，老师在无奈之下也只能尽力去适应他独特的行为方式。这也许意味着要忽视他奇怪的举动或将其转向，而不是因此惩罚他。或许这也意味着要想办法给予唐纳德额外的关注，帮助他跟上班里的其他同学。

唐纳德也似乎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当然，他仍会做出许多奇怪且无疑具有破坏性的举动。最初几周，他会突然发出惊声尖叫，有时还会在回答提问后上蹿下跳、摇头晃脑。但至少他开始时不时地回答提问了。到10月份的时候，他已经能在座位上坐定，礼貌地回答问题，并较好地理解当天所学的内容了。他从不会在晚上说起白天在学校中发生的一切，但也不会对继续上学产生抗拒。对一个会因环境变化而产生恐惧的孩子而言，这已经是一种进步。

他的语言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尽管比其他孩子更早开口说话，但他似乎并不理解这些单词的含义。看电影时也是如此。他喜欢看电影，而且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反复背诵电影台词，不过他似乎并不明白屏幕上的人物是在讲故事。入学后，这些问题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入学3个月后的一天，玛丽在走进教室时，惊讶地见到唐纳德充分参与到了阅读课的课堂之中。老师刚刚在黑板上写了一系列句子，并向大家解释说，她会依次请每一位孩子走到黑板前，找出写有自己名字的句子，圈出名字，然后将整个句子表演出来。玛丽看到老师用唐纳德的名字写下“唐可以喂鱼”。轮到唐纳德时，他站起来接过粉笔，围着“唐”画了一个圈，然后走到墙边摆放鱼缸的桌子旁，将一些鱼食洒进水中。唐纳德做到了——他理解了口头语言与书面表达，而且表现得不慌不忙。对玛丽来说，唐纳德的表现极其重要。回家后，她立即给肯纳写信，描述了整个场景。

无疑，唐纳德的表现仍然落后于其他一年级学生，但他显然在稳步变化、成长并学会了如何与人交流。1939年5月，初诊7个月后，他们再次前往巴尔的摩，当时肯纳就注意到了这一点。那时距唐纳德入学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肯纳将当时对唐纳德的观察整理成文并进行了总结：唐纳德的注意力与集中力都获得了改善，他与周围环境建立起了更好的联系，对人与事的反应更加恰当。“他会在沮丧时表现出失望，”肯纳观察到，“在获得表扬时显得高兴。”但是与此同时，唐纳德的世界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无法触及的。“他仍会用手指在空中比划字母。”肯纳说。

圣诞过后的冬季，唐纳德依旧尝试着继续一年级的学习。到了春天，他的语言能力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开始在家中进行简单的会话。玛丽会就他当天的活动提出具体问题，而他很容易便能给出答案。但是他的答案十分局限和具体，他从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和经历展开叙述。不过，一天晚上，他坚持让全家人都参与到他刚刚在学校学到的一个游戏之中。大家都按照他极其精确的指示，配合他完成了游戏。玛丽和比蒙都很清楚，唐纳德能够参与到游戏之中，着实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是他一生中首次与其他孩子一同玩耍。

完成一年级的学习后，唐纳德在假期过后相继升入了二年级和三年级。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校中的常规符合他对同一性的需求：每天，他会在同一时间去同一幢建筑中待上同样长的时间。他的座位固定不变，宣告活动开始与结束的铃声会自动响起，从不会出任何差错。9岁半那年的一天下午，他走进教室时，并不知道当天的课程已经取消，他的父母也毫不知情。唐纳德独自一人在课桌旁度过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在笔记本上写字，等待放学铃声。铃声响起后，他收拾好东西，像往常一样走回家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然而，学业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他与其他孩子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10岁左右时，学校对学术和社交方面的要求与唐纳德的能力之间已经形成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1943年春，同学们升入四年级的时候，唐纳德返回家中，帮助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以此换取零花钱，买票观看他喜爱的电影。与此同时，他爱上了计算《时代》周刊的出版日期，因此算术能力也得到了加强。他偶然见到了《时代》周刊的创刊号，那一期的封面上印着“第1卷，第1期”以及当时的出版日期“1923年3月3日”。他被这期杂志迷住了，从此开始痴迷于计算每一期《时代》周刊的准确出版日期。

他因此开始对日历着了魔。一次，在拜访母亲的朋友拉金一家人时，他将一张椅子拉到厨房，然后站在上面研究墙上的大幅挂历。他疯狂地来回翻动挂历，等他与玛丽离开后，拉金不得不将已被翻破的挂历从墙上取下。

尽管唐纳德绞尽脑汁努力，但这似乎无法换取任何成效。他擅长的内容已不再适应课堂教学的需求，而他不擅长的内容——理解阅读材料与历史——越来越妨碍他的学习。尽管他对生活的适应力逐渐进步，但是前进的速度还不够快。

唐纳德回家之后，玛丽陷入了孤独、沮丧和疲惫之中。这些情绪曾压垮这位陷入过类似状况的母亲。唐纳德第二次被家人送走了。

这一次，他并未被送往精神病院。唐纳德绝对没有被家人抛弃。事实上，他的新家是一个家庭——一处真正的家庭住宅，从特里普利特家到这里只有18分钟的车程。这座房子位于密西西比州尚未通车的偏远乡下。它建在一片纵横交错、没有路标的土路尽头的一座小山上，那里没有通电，没有通电话，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室内厕所。但是唐纳德的父母希望住在那里的夫妇能够善待他们的儿子，而且户外环境也有利于他的成长。

这对名叫欧内斯特与约瑟芬·刘易斯的穷苦农民并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镇里的居民说他们为人正派、勤奋诚实。约瑟芬40岁出头，欧内斯特则大约55岁。他们膝下无子，靠在田里耕种为生。比蒙并未透露他们究竟支付给刘易斯夫妇多少抚养费，但是通过列昂·肯纳的记录，夫妻俩对待唐纳德的态度有案可查。

1945年5月，肯纳来拜访特里普利特时，唐纳德已经开始在刘易斯家中生活。肯纳很想知道唐纳德的生活状态，当然，他也很好奇，自己的1号病例会在那里做些什么。事实上，在大部分周末及所有假期，唐纳德都会返回福雷斯特。肯纳来访时，他就在自己家中。但也有时候，所有人会挤进比蒙的车中，踏上尘土飞扬的道路去拜访欧内斯特与约瑟芬。

此时，对特里普利特一家而言，刘易斯一家已经成为他们的亲人。玛丽的父亲在1943年写给外孙的一封信中就明显表现出他对夫妻俩及其生活方式的欣赏：“现在，我认为刘易斯夫妇是县里最好的人。他们试图将你训练成一个有用的人。你必须听他们的话，以此回报他们。替刘易斯夫人的炉灶里添些柴火，拾起柴刀，去给厨房添柴。”外祖父麦克拉维自己就在这样的农场中长大，直到22岁才开始外出打拼并通过金融投资挣到了钱。他尊重田间劳动。他告诉唐纳德：“对男孩而言，这是最好的训练。无论在哪个方面，福雷斯特的生活都无法与这里相比。你可以在这里亲近自然与自然之神。”

他在信的最后提醒外孙：“我爱很多人，但是我对你的爱不比我对我认识的任何人的爱少。”

列昂·肯纳并未像麦克拉维那样将农村生活理想化，但是在抵达农场并在那里逗留了几个小时后，他同样给予了刘易斯夫妇高度评价。欧内斯特和约瑟芬带着肯纳参观了他们的家，向他展示唐纳德的房间，并描述了唐纳德日常会做的事情。肯纳意识到，这对夫妇在偶然间找到了一种应对唐纳德缺陷的办法。一方面，农场的生活极其刻板——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季复一季，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唐纳德别无选择，只能遵守这里的时间表。

同时，他们也在适应唐纳德的强迫症与长处，并将其融入农场生活，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创造力与灵活性。例如，肯纳观察到，唐纳德跑进一块玉米田，牵起套着重犁的马匹的缰绳，成功驱动了马匹。犁完一条长长的田沟之后，他掉转马头，开始犁另一条。当肯纳惊讶地望着唐纳德，刘易斯解释说，这一切始于唐纳德开始在玉米田间行走，痴迷地数着田沟数量的时候。那时，欧内斯特把缰绳放入他手中，向他展示如何控制马以及操纵犁头。这样一来，他就能够一边工作一边计数了。肯纳看着唐纳德来来回回地走了六七趟，犁好了一半田。这种活动似乎让这个男孩感到十分快乐。

唐纳德也被测量活动所吸引，并开始测量农场周围的所有事物，记下它们的长度、宽度、高度以及深度。再一次，欧内斯特注意到了这点，当农场里需要再挖一口井的时候，他就请唐纳德帮忙，让他将其当作一个需要测量的项目：现在的井有多深？还需要挖多深？

约瑟芬和欧内斯特同样体谅了唐纳德那些不够实用的嗜好。唐纳德曾一度极其痴迷死亡，每天都会将他发现的死鸟或死虫子带回家中。刘易斯夫妇并非不会严厉地对待唐纳德，而且如果他确实举止失当，他们也会用鞭子打他。但是，他们知道，唐纳德正试图从这些鸟类和虫子身上找到一些重要的东西。他们并未因唐纳德弄脏了屋里的环境而责罚他，而是指着家附近的一小块空地告诉他，他可以把所有动物都埋在这里。唐纳德热情地为它们建起小小的坟墓，他不仅埋葬了自己找到的所有动物尸体，而且还采取了一套正式的程序。

当肯纳踏入唐纳德的小公墓时，他发现唐纳德为所有埋在这里的生物都起了名字，而且在每个坟上都竖起了小小的木制标记，将它们视作刘易斯家族的成员。一根题有“约翰·蜗牛·刘易斯，生年不详”字样的墓碑吸引了肯纳的注意，上面的死亡日期则是他发现蜗牛尸体的那一天。

唐纳德在农场生活的训练下开始茁壮成长。在肯纳的印象中，生活在农场上的那段时间是唐纳德一生中最棒的经历之一。农场为他提供了限制与自由之间最为理想的平衡。唐纳德的话开始多了起来，他变得更富创造力，也能更成功地完成复杂任务。他还享受到了生活在城里时未曾有过的一种自由：探索的自由，去下一片田野中寻找鸟类和虫子，完全无须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车辆撞飞的自由。

一段时间后，刘易斯开始每天将他送往附近的乡村学校继续接受教育。这里比城里的学校更适合唐纳德，原因很简单：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它本身就必须适应根据不同进度学习不同教材的孩子。他们很平静地适应了唐纳德在社交上表现出的一些怪癖，这是一个并不过分执着于外表的环境的又一项优势。

在这种环境下，唐纳德开始使用基本完整的句子与正确的拼写给父母写信，并与刘易斯分享他每天的生活细节。1944年母亲节前夕，他提笔给玛丽写信，告诉她他去塞勒姆镇购物了。“欧内斯特先生告诉我，我必须在母亲节买一支玫瑰。”他写道，“他告诉我，红玫瑰代表母亲在世，白玫瑰则表示母亲已经离世。”他还提到他一直在赛球，“我的分数是……5/74。”他签上了“唐纳德·G. T．刘易斯”这个名字。玛丽终生保留着这封信。

唐纳德一直记得那几年快乐的时光，那时候他是两个家庭的成员。在这样的安排下，他享受到了加倍的关爱与双重的保护，幸运地躲过了许多其他此类孩子的可怕遭遇——被困在大型精神病院中，常常被忽视，偶尔被虐待，而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像特里普利特家那样，拥有能为他们创造更好条件的资源。

看到唐纳德逐渐成长并掌握了如此多的知识，肯纳很激动。尽管唐纳德的整体改善状况可以被定位为“中等”，但就唐纳德的成长而言，中等就已经像是跨过了深渊。唐纳德向人们证明，至少有一些孩子可以克服自闭症中对正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方面，而且我们应该试着鼓励他们进行这种探索。

6 某种天赋

14岁那年，唐纳德在一夜之间重病缠身。病症出现时，他正在刘易斯家中。起初，他浑身发冷，随后便发起高烧，不久后却又冻得直打哆嗦。由于唐纳德病重，刘易斯让他停下手上的活计，卧床休息。后来，他的关节也开始出现问题。每每曲臂弯膝，钻心般的疼痛便会袭来，令人难以忍受。刘易斯夫妇顿时慌了神，他们将唐纳德塞进车中，送回父母身边。有好些天，唐纳德躺在自己之前睡过的床上，变得极度焦躁不安，非常易怒。就像家人说的那样，他再次变得极其“紧张”，表现得与年龄不符，更像回到了蹒跚学步的幼儿时期。随着体温持续飙升，他开始变得神志不清。

孟菲斯的坎贝尔诊所的一位医生将其诊断为斯蒂尔病（Still's disease），亦称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出于不明原因，人体免疫系统转而开始攻击自身的关节组织。发病时的高热可能会致命，即便侥幸逃过一劫，孩子的关节也可能会受到持久损害，他们的膝盖可能会永久地粘连在一起。诊所医生用一种叫金盐的化合物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类固醇将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高烧渐渐退去，膝盖的疼痛慢慢减轻。然而，直到一年半后的1949年年中，唐纳德才能起身行走。

在孟菲斯，他的情况开始慢慢好转。几个月后，他回到福雷斯特，继续在父母家中疗养。对特里普利特一家而言，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些年来，唐纳德第一次可以整天与他们待在一起。几个月后，唐纳德慢慢恢复了健康，逐渐恢复了生病前在农场中展现的性格。他的“紧张感”日渐消退。因此，他的语言能力与学习水平再次得以提升，至少也算回归了正轨。月复一月，20世纪40年代早期那个曾因极端行为而令特里普利特一家几近崩溃的男孩已渐渐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就餐时礼仪得当的年轻人。16岁时，他再次回到家中。刘易斯夫妇将成为他永远的密友，但是唐纳德再也不会回到农场上生活。玛丽对唐纳德的生活另有安排。同年9月，唐纳德上了高中。

20世纪50年代初，还在读高中的唐纳德便已成为本地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其中一些可信度更高，不过所有故事都与数字有关，尤其砖块那一则最为知名。

这则故事传说，一天，福雷斯特高中的学生们在校门口围成一个半圆，拦住了唐纳德。他们希望能够证实一则传言的真伪。传言说，唐纳德拥有快速计数的天赋，这些男孩就是想让他证明这一点。“喏，那边有多少块砖？”领头的男孩冲着体育馆一侧那堵又高又长的红砖墙点点头，向他发起挑战。据说唐纳德只瞥了一眼，便立刻报出了正确的砖块数量。

男孩们个个目瞪口呆。这么快？他们跌跌撞撞地跑去告诉别人，自己刚刚见证了那个特里普利特的本事。故事迅速传播开来，甚至连邻近城镇的居民都对此有所耳闻。这个故事经久不衰，但凡新入小镇的居民，在听到唐纳德·特里普利特这个名字的时候，也一定会听说他曾经在50年代初瞬间数出学校围墙上砖块数量的事迹。

这项描述缺少了一两处重要细节。一方面，似乎没有人记得唐纳德给出的实际数目。同时，也没有人解释过男孩们是如何判断唐纳德的计数是否准确的。在其中一个版本里，几个男孩跑到那堵墙前，花了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一块接一块、老老实实地清点了砖块的数量。而在另一个版本里，一个稍具数学头脑的孩子则做了一些快速的几何运算。但是多数情况下，人们仅仅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唐纳德的答案完全正确。

且不论故事的真实性如何，这段插曲印证了唐纳德高中时期那些更为神奇的故事。但凡见过他的人必定会生出一个念头：尽管特里普利特家的这个男孩很奇怪，但他或许真是个天才。

50年代初，唐纳德在福雷斯特高中的求学经历中最不寻常的一部分就是他的同学、家人以及学校对待他这样一个远离校园多年且行为古怪的青少年的态度。

他们对他非常包容。

当时，在美国的其他地方，像唐纳德这样与众不同的孩子几乎都被学校拒之门外，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福雷斯特高中的态度说明了很多问题。福雷斯特只是一个并不比其他地方开明的小镇，为何它的表现会与众不同，一开始答案并不明确。福雷斯特的白人居民并未就种族关系、种族隔离及公民权利对现状提出过抗议。没有人质疑过镇上法院为白人和有色人种分设的喷泉式饮水机。列昂·肯纳前往福雷斯特时所搭乘的列车也强制实行了白人与黑人分座的制度。按照法律，20世纪60年代时的福雷斯特高中“只招收白人学生”。

考虑到这些因素，唐纳德似乎不太可能是因为当地包容气氛浓厚而被高中录取并受到同学善待的，包容的态度在当时并不盛行。他之所以能够享受到极为愉快的高中生活，主要还是因为他出生在相对拥有特权的家庭。

首先，他是特里普利特家族的成员。20世纪50年代是他们家在福雷斯特的鼎盛时期。比蒙·特里普利特是镇上公认最好的律师。当他步入知天命的年纪之后，人们常常邀请他出任国际狮子会（Lions Club）董事或当地童子军主席等显要职位。

玛丽的个人经历也反映出了丈夫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唐纳德被送走之后，她再次过上了之前的生活，开始重返一轮又一轮的午餐会与花园派对。这些活动是镇里上流社会女性宴饮交际的基础，而她是其中的焦点。玛丽还成为双周俱乐部（Fortnightly Club）的成员，该俱乐部吸引了一群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好学女性，她们排演话剧，朗诵诗歌，翩翩起舞，还会钢琴独奏。

特里普利特家就位于一个社交圈的中心，玛丽时常扮演女主人的角色。除了女性聚会，长老会的合唱团有时也会在他们家中排练。但是，尽管多数访客都很熟悉特里普利特的儿子奥利弗，却鲜有人见过唐纳德，因为那几年他一直在农场生活。

既然唐纳德已经回到家中，人们便不可能忽略他的存在。特里普利特一家显然不愿因为羞耻感而将他藏起来——合唱团、福雷斯特上流社会的女性以及任何人都有可能遇见他。如果某位女客人在客厅里朗诵诗歌的时候，唐纳德突然开始在卧室里大喊大叫，如果他呆呆地盯着某位已婚女士的胸部，如果他拉着某位访客大谈《时代》周刊或日历，那就顺其自然吧——他生性如此，客人们需要多加体谅。比蒙和玛丽委婉但明确地传递出这样一条信息：唐纳德是他们家中的一分子。因为我们说他属于这里，所以他就属于这里。一番挣扎过后，他们明确向社会表示，从现在开始，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获得与常人平等的待遇。

有证据表明，人们收到了这条信息。对唐纳德而言，福雷斯特的规模是一种优势。1950年时，镇上只有2874人，因此消息传得很快。很容易便能想象，周围的父母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欺负特里普利特家的孩子。对他好一些。”这就是特里普利特家享有的社会权威。

但是，唐纳德能享受到快乐的高中生活，同样有学校里的少男少女们的功劳，是他们在每日的校园生活中接纳了这个有些奇怪的同学。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最为简单，他们只要善待唐纳德便可，否则，他便很容易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毕竟，他比同年级的学生大上两岁，而且几乎无法与人交谈；他甚至可能根本不清楚自己成了别人嘲笑的对象。走路时，他的手臂僵直、远离身体，看上去就像一个字母A。而且如果有人与他发生肢体冲突，他几乎毫无反抗能力，个头矮小的他对打架一无所知。

对唐纳德而言，幸运的是，福雷斯特高中里有足够多的学生在帮助他避免这类遭遇，尤其是塞利奥特姐妹——塞莱斯特、伊冯和琼，她们极其关照他。她们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裔，几年前才迁到福雷斯特，当时她们的父亲被铁路局雇用，为进出城市的列车的发动机供水。由于上学时只会说法语，她们自己也在试图融入校园生活。

她们的母亲并不太看重教育问题，经常让她们留在家里帮自己干活，这对她们想融入学校的愿望并无益处。因此，三姐妹和弟弟保罗的学习成绩落后于同学们，这使得他们像唐纳德一样，要和比自己小一两岁的同学一起上课。但是这些女孩却有着强烈的责任心。每当看到唐纳德被人嘲笑，她们就会挺身而出，挡在他的面前，利用自己的年龄优势吓退试图欺负唐纳德的人。后来，孩子们都学乖了，不再热衷于刁难唐纳德。他为同学所接受，更多的孩子开始了解学校里这个最奇怪的男孩，到最后，他们完全不觉得他奇怪了。差不多从那时起，人们便不再叫他唐纳德，而是用D. G.——“唐纳德·格雷”的缩写——来称呼他。因为唐纳德喜欢用姓名的首字母缩写来称呼其他人。

不过，成为唐纳德的朋友却依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很喜欢一个人待着，而且似乎偏爱这样做。所有人都在上课的时候，他的表现就不是很明显，他会坐在课桌前与大家做同样的练习。但是一旦到了课间，福雷斯特高中荷尔蒙高涨的社会旋涡便会开始运转，此时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他会几乎默不作声地穿过走廊，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周围喋喋不休的话语以及这群青少年所处的阶层与派系。这些对他来说无足轻重。

午饭时，除非塞利奥特姐妹在他身旁坐下，他通常都是独自一人进餐的。孩子们聚集在户外时，唐纳德通常会走向操场边缘，一个人站在那里望着天空。过了一会儿，他会伸出右手食指，开始上下左右地摆动，在空中比划数字。一段时间之后，同学们便对此习以为常，不再关注此事了。但是看他比划的孩子知道他究竟写了些什么。他比划的是数字。唐纳德以天为纸，在做算术。

对数字的痴迷成了连接唐纳德与社会的桥梁，是他赢得同学额外尊敬的资本。每当看到他独自待在一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时，他们就会从背后偷瞄一眼，结果看到的是一页页、一行行的数字。他们看不懂这一串串的密码，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唐纳德一定在进行一些更高等的数学练习。更有可能的是，他又开始像多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编制自己独特的索引表了。但是其他孩子并不清楚这些，对他们而言，他就像是徘徊在他们中间的数学天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纳德确实是一个算数高手。他已经练习了很久心算，可以瞬间计算出任意两位数的乘积。孩子们会在院里抓着一张事先写好答案的纸找到他。

“D. G.,84乘以17等于几？”

唐纳德会停下来，稍稍合眼后，再度睁开回答。

“呃，呃……1428。”

瞥一眼手上的纸片。正确。

“42乘以93呢？

“呃，呃……3906。”

又算对了。

唐纳德对数字过目不忘。人们经常见到他在父亲办公室附近的法院广场周围闲逛，研究停在那里的车牌。一次，班上的一些男孩在那里撞见了他。出于直觉，其中一人问道：“那辆普利茅斯的车牌号是多少？”他指了指远处的一辆车。唐纳德闭上眼睛，片刻之后便报出一串字母和数字。男孩们奔到广场对面，绕到普利茅斯车后。

“嘿，D. G.，”其中一人喊道，“你答对了，D. G. ! ”

不久以后，福雷斯特的居民就知道了，唐纳德能够记住镇上所有汽车的车牌。他还能记住镇上所有人及其号码——他自己给他们分配的号码。

例如，已经高三的唐纳德走到高一新生詹奈尔·布朗的面前。两人之前从未说过话。

“呃，呃……詹奈尔·布朗，从现在开始，你的号码是1487。”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在走廊里再次见到詹奈尔时，唐纳德走近她。不过这一次，他没有用她的名字，而是用号码与她打招呼。“呃，你好，1487! ”然后他就走开了。

唐纳德在学校里继续着这种方式。那些被选中的人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唐纳德为何要给他们分配一串数字，这些数字究竟代表了什么。唐纳德似乎只是随机挑选同学，选择的数字本身也是如此。有些人像巴迪·洛维特那样，有一组像333这样的三位数号码。其他人则像詹奈尔那样，拥有一串四位数的号码。关于号码的依据有各种理论，众说纷纭。有人说唐纳德会分配数字的基础是此人升入天堂的概率，其他人则怀疑这些数字与他们的外表吸引力有关。

一位名叫约翰·拉金的同学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无法解释他获得的号码。对于这个号码的来源，他自有一套说法。

约翰与唐纳德打小便相识。两人的家离得很近，约翰经常受邀前往特里普利特家玩秋千。唐纳德弄坏的挂历就是约翰家的。后来，在唐纳德前往刘易斯的农场生活之前，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两个男孩还在同一个班级学习。不过，等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两人都在福雷斯特高中就读时，约翰已经比唐纳德高出了两个年级，而且成了橄榄球队福雷斯特勇士队的明星球员。与同学们比起来，约翰长成了一个坚如磐石的巨人，他的意志也同样坚定。和塞利奥特姐妹一样，他不允许人们为难唐纳德，一旦发生此类事件，他总会插手，予以制止。

一天，唐纳德走到约翰身边宣布：“约翰·拉金，从现在开始，你的号码是193。”也许他是在回报他的友情。约翰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号码是193？一连几天，他都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某个星期五的晚上，勇士队即将面临一场重大比赛之前，他看到了官方公开的比赛手册。上面列出了双方球员的姓名、球衣号码以及身高和体重。他用拇指沿着表格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上面显示，他在该赛季的体重是193磅。

唐纳德本人从未解释过自己编制号码的规则，但他用这种古怪的方式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社交互动，虽然这种交流只有几句话，但它依旧算是一种交流。唐纳德的数字编码无害、新奇、迷人，显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对唐纳德而言，福雷斯特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仅是因为他了解这里的一切，而且因为整个社区也一直在适应他的行为方式。十五六岁的时候，人们还经常见到他一边在空中涂鸦，一边在通向镇外的高速公路边上走向远方。开车经过他身边的人都会放慢车速与他打招呼，询问他是否需要搭便车，或建议他返回镇上。如果他说自己还想再走走，那也无妨。唐纳德已经成为他们的保护对象，因为他们知道唐纳德需要这种保护。他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事实证明，三年级是唐纳德在福雷斯特高中度过的最愉快的一年。除了最擅长的数学，他在其他科目上成绩平平。他很难掌握历史与英语——这两门学科的精髓便是人类的发展故事。不过，他还是在这两门课上拿到了C。他加入了一两家俱乐部——美国未来农场主协会与学校的合唱团。但他在高三下半学期期中时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当时他参加了一部校园剧的选拔，并成功获得一个角色。

那是他生命中的一块里程碑。可以说，没有什么比戏剧需要的社交合作更多了，唐纳德突然间成了这种活动中的一员。他们排演的是一出流行闹剧《猴子叔叔》，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假扮成一个调皮捣蛋的男孩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乱点鸳鸯谱的故事。唐纳德扮演的是13岁的比利·鲍勃·赫菲尔德，镇上一位好管闲事之人的儿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利·鲍勃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校园恶霸。

相较其他演员，也许背诵台词并在恰当的时机开口对唐纳德来说是件更容易的事，因为这恰恰可以发挥他的一项优势：超强的记忆力。而在表演中，即便他的声音毫无感情也无关紧要，当地观众早就习惯了他说话的方式。镇上的人知道，只要倾听言语本身传达出的幽默就可以了。1953年某个星期二的晚上，剧作家笔下的台词从唐纳德口中源源不断地涌出，从未有人听他一次说过那么多话。幕布垂下，演员们鞠躬谢幕时，还有一件事情十分明显：唐纳德没有丝毫怯场。相反，他似乎很喜欢观众对他的关注。

6月毕业季来临后，玛丽和比蒙邀请全班同学来家中参加一场由父母发起的“祝你好运自助晚餐”，每位出席的毕业生都收到了象征好运的一分钱。这个夜晚给了班上的53人再次聚在一起交际的机会。所有人都会在别人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和签名。虽然唐纳德没有拿到所有人的签名，但是他设法让多数年轻女性在自己的毕业纪念册上留了言，其中一些人将在一两年内结婚。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向这位比她们年长的同学传递出了像母亲般充满爱意的心声。被称为“多特”的多萝西·斯特劳德提笔写道：“致我所认识的最可爱的男孩之一。”玛格丽特·史密斯附和道：“致一个可爱的男孩，记得要一直像今年这样表现出色。”班长之一玛格丽特·安·威姆斯写道：“唐，你拥有许多能力。在过去的一年中，你将它们出色地展现了出来……”

一些人提到了他们心中唐纳德具有的天赋。安·维波莱特写道：“你的头脑与众不同，让我相信你能因此取得巨大成就。”乔尔·安特利则说：“致我最好的朋友以及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乔尔并不是唯一将唐纳德视作朋友的人，其他几名男孩也使用了同样的表达，其中就包括吉尔伯特·布鲁萨德，这位专业级运动员曾与唐纳德一同排演过戏剧。他写道：“D. G.，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尽管你确实喊了我一千次傻瓜。祝你好运，好友吉尔伯特·B。”学生会主席汤米·霍夫在自己的笑脸下写道：“唐，高中这些年来，你一直是我灵感的源泉。祝你好运连连。”

与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唐纳德也迎来了属于他自己的变化。他被位于福雷斯特40千米之外的迪凯特的中东部社区学院录取。那里的学生都需要住校，这就意味着他将再次远离家庭。对唐纳德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他向来不擅长应对变化。但是有证据表明，他很期待这场冒险。

他在同一本毕业纪念册中自己照片的右侧草草写下一条简短的信息。照片拍得不错。他穿着夹克，系着领带，头发梳得十分整齐。他已经学会直视镜头，唇角勾出一抹探寻般的、若有若无的微笑。摸清唐纳德的想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这一次，他为所有想知道他想法的人写明了一切。他用自来水笔向自己的未来做了简短的致敬：

祝我好运

D.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