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劳动力乡—城流动与人才流动的决定因素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这一论题，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甚为丰富。本书将从政策体制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收入差距、产业及就业结构演变等角度，对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

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同时也受到政策的强烈干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规模呈现出随政策波动的特征。宋洪远等（2002）的研究显示，我国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政策的放开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放开经历了一个从内到外、由紧到松、从无序到规范、由歧视到公平的过程。从政策控制的重点来看，可分为五个阶段：1979—1983年是控制流动；1984—1988年是允许流动；1989—1991年是控制盲目流动；1992—2000年是规范流动；2000年以后是公平流动。这种政策的变化反映出我国在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方面已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也在不断被削弱。

然而，我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处于分割状态，最显著的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已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城镇福利制度体系和农村土地制度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制度性障碍（Yang and Zhao,1999）。与之相伴的有关儿童保育、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向城市居民倾斜的社会保障体系都使迁移者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服务，阻止了农村家庭迁移到城镇地区。这些制度性障碍增加了迁移的成本，降低了永久移民的概率，导致绝大部分移民成为短期移民。

根据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地区间收入的不平等是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中国特殊的国情导致这种决定因素的影响并非一直显著。林毅夫等（Lin et al.,2004）对我国1985—1990年与1995—2000年两个时间段的跨省迁移与地区收入差距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个时间段（1985—1990年）的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反应不敏感，迁移对收入差距的弹性是0.197；但是在第二个时间段（1995—2000年），这一影响变得大而显著，迁移对收入差距的弹性上升到0.595。也就是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迁移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反应显著提高。作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迁移受到法律和其他方面的诸多限制，农村进城打工者不仅倍受歧视，而且公共服务、食品、住房及就业都受到较大的限制。而90年代后，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公共意识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限制迁移的政策安排已被取消，劳动力更易受到市场信息的影响自主地决定流动。

劳动力区际流动的另一种动因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业、就业结构转换的需求。杨云彦等（2003）的研究认为，中国劳动力流动是地区就业结构变动，尤其是中西部制造业空间布局变化的结果。沿海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进入再工业化过程，在这种开放型的国际分工中，原先占有区位优势的中部地区开始被边缘化。沿海地区替代了中部地区的部分就业，导致中部地区就业紧缩、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迁移。赵伟、李芬（2006）从浙江与广东经济开放路径的差异性入手，通过比较两省投资主体的差异、工业化模式的差异以及专业化分工的不同，分析促使省际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因素，认为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是造成两省劳动力空间流动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劳动力流动壁垒较为严重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及家庭背景对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加州大学Donald等基于199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张照新等，2002），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和后果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对于男性来说，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离开农村的机会越大。如果某个人的父亲从事非农工作，或是中共党员，或曾在部队服役，或读过高中，尤其是大专以上，离开农村获得城市户口的机会就会增加。宋丽娜等的研究表明（张照新等，2002），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有重要作用，她对1994年邯郸1000多农户及700多民工调查发现：与通过官方组织介绍获得就业机会相比，通过家庭成员或亲戚介绍工作，外出成本提高2.5%；通过朋友、同乡或者中介获得信息外出，成本要增加4%。王春超（2005）通过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以及劳动力就业集聚，认为农民在转移就业过程中的就业地点呈现出集中的趋势，主要是由于农民的迁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信息网络中所存在的帮扶效应。在长期的持续迁移中，农民所建立起的社会、信息网络已成为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原因。

影响人才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人才市场的建立与完善。经过多年努力，全国已形成以政府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为主体、民办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等为补充的多层次、网络化人才市场服务体系。截至2014年底，全国县以上政府普遍设立了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全国各类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达2.52万家。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全年共为48895万家次用人单位提供各类人力资源服务，人力资源服务领域不断拓展。

体制性障碍是影响人才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黄仲熙（2007）提出我国人才流动不畅原因在于人才流动存在体制性障碍，包括涉及人才流动的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等诸多因素，强调只有消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才能疏通人才流动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