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仙道文化的海洋因素与普陀山

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在追溯普陀山文化的源头时，是这样描述的：

世传蓬莱方丈，在弱水中，非飞仙莫能到。昔秦皇汉武，穷年远讨，劳神苦体，卒如捕风追影，终不得其涯涘。今小白华山，距四明不远，为圣贤托迹之地。石林水府，神光瑞像。虽在惊涛骇浪之间，航海乘风，刻日可至。

“蓬莱方丈在弱水中”的说法，来自于秦汉时期盛行的方士哲学。这些方士认为海洋中有蓬莱、方丈等神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周围由“弱水”护卫，凡夫俗子是到不了的。当时这种说法非常盛行，以致《史记》《汉书》都有记载，英武如秦始皇、汉武帝都很是相信。所以他们都派出大批人马入海“穷年远讨”，最后虽然一无所得，却也成就了种种传说。

在盛熙明看来，普陀山为“圣贤托迹之地”，石林水府，神光瑞像，种种不凡之处，乃是这种仙道文化“遗风”的返照，因为它们都有共同因素，那就是“海洋”背景。这是很有见地的。

仙道文化的确具有非常浓郁的海洋因素。这从两个方面可以得到佐证。一是许多“仙境”都处于海洋之中。如著名的仙境“归墟”，《列子·汤问》描述道：“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还有蓬莱、方丈、瀛洲等各种传说中的海上神仙岛，也都是这种“仙境”。二是许多“不死”的仙人，都生活于海中，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山海经· 海外南经》载：“不死民在其（交胫国）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

仙境和仙人是密不可分的，海洋的仙人就居住和活动在海岛仙境里。这显然是一种想象的产物。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浪漫想象的时代，那是远古时代，由于对自然的陌生和对各种自然现象的无法理解，才用想象（包括占卦、巫术等）来解释一切。有关海洋神仙世界的想象，便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

学界对此早就予以了关注和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潘雨廷先生的《道教史丛论》等道教文化早期研究成果，以及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等讨论方士活动的研究，通过对蓬莱、方丈、瀛洲海上三神山及仙人和不死之药的溯源，阐述了早期道教神仙体系的形成与燕齐一带海洋文化的渊源关系。可见海洋是仙道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闻一多先生对此的研究也多有发现。他曾经敏锐地指出，在多数人只是追求“终老”的愿望的时候，“惟独齐国及其临近地带的人有些两样，而提出了‘难老’的要求”。所谓“难老”就是希望不要老去，要长寿，后来又发展到“不死”。第一个提出希望“不死”的人，就是齐国国君。《左传》说：“（昭公二十年）齐侯（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氏若何？'”这就明确告诉后人，齐人已经考虑“不死”的问题了。闻一多还找出了从齐国出土的一个青铜器，上面有铭文：“用祈寿老毋死”。这就说得更加明确了。闻一多进而指出，“许多人会因此联想到战国时齐国的方士，以及一般人所深信的神仙说出于齐地的观念，因而断定这不死观念即是神仙说之滥觞。至于神仙说何以产生在齐，则大家似乎已经默认了，是由于齐地滨海，海上岛屿及蜃气都是刺激幻想的对象，这两说都有相当的是处”。虽然闻一多撰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论证神仙说与“西方（羌地等）”有关，所以他认为“海与神仙只是偶然的结合”，但是上引的文字已经证明自古以来很多人都认为神仙、不死思想等都与海洋有关系，闻一多也并不否定这一点，只是他认为是“海洋与神仙的偶然的结合”而已。

对于这个问题，吕思勉的态度就显得比较明确。他认为道教文化的核心因素之一，便是有关“神仙家”的内容，神仙思想的具体构建者，就是燕齐一带的方士。吕思勉指出，早在春秋战国时候，这些方士就已经非常活跃。这些方士以神仙不死的思想来蛊惑国君，而那些国君也很相信，甚至聪明如秦始皇、汉武帝者，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对此尤其相信。这是为什么呢？“以我推测，因燕齐一带，多有海市。古人明见空中有人物、城郭、宫室，而不知其理，对于神仙之说，自然深信不疑了。”

古人将海洋与神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维视角，不仅仅是因为海市蜃楼等海洋现象触发了他们的海洋想象的灵感，更与人们的沿海生活实践密切相关。涉海生活才是引发海洋神仙思想最扎实的基础，而正是这种生活体验，促使了海洋性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生。以神仙思想为根底的道家思想，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在沿海一带形成并传播的。“海洋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使得沿海地区鬼神崇拜盛行，祭祀活动频繁，产生了职业化的巫师。千百年的传承使得海洋社会普遍具有好鬼尚祀的传统，巫风大炽，其鬼神崇拜、占卜方法、祭祀仪式以及各种巫术都为后世道教所吸取，成为道教法术的源头。凡此种种，都说明海洋文化背景为道教的萌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必备的条件。”

普陀山处于海洋中，四面被海水所包围，各种普陀山志都非常注意突出它的这种海洋地理位置。第一部普陀山志《补陀洛迦山传》就极言普陀山的孤悬和上山的艰难：

昌国州，在东大海西。……宝陀寺，在州之东海。梅岑山……释所言东大洋海、西紫竹旃檀林者是也。自四明陆行，东九十余里，过穿山渡，至大谢，再经嵩子渡，至昌国州。陆行七十里，沈家门止一渡至山。周围仅百里许环绕大海。凭高望昌国诸山，隐隐如青螺，东极微茫无际。

后来，周应宾的《南海普陀山志》、朱谨的《南海普陀山志》、许琰的《重修南海普陀山志》、秦耀曾的《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和王亨彦的《普陀洛迦新志》等，都无不如此。连普陀山僧尘空编纂的《普陀山小志》，在开头的“概说”中，也非常强调普陀山“孤悬海表”的海洋地理位置。

各种山志如此突出普陀山的海洋性，除了描述其本身的真实性外，更多的是为了与古印度观音文化的海洋保护神属性相联系，但不可否认，它同时也与普陀山的仙道文化相呼应。

仙道文化与海洋关系密切，“神仙岛叙事”是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安期生、梅福及葛洪的传说千百年一直在普陀山流传，使得普陀山文化带有一种飘逸的特质。正如尘空的《普陀山小志》“概说”所指出，普陀山“唐以前仅传梅子真、葛稚川之寄隐”。

普陀山是东海仙道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可以说，如果普陀山不处于海洋之中，它的仙道文化积累很有可能不会如此的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