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普陀山仙道文化对于普陀山文化系统构建的价值

虽然有关安期生、梅福与普陀山关系的故事,都是传说,但是从普陀山文化构建的角度来说,由这些传说所营造而成的仙道文化,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

1.仙道文化有机地促进了普陀山祈福文化中的福寿因素的发展

福寿思想是中国亘古以来就存在的普遍心理。这种思想的产生和形成,闻一多曾经有过研究。他在仔细研究了大量青铜器等文物后指出:


最大多数铜器铭文的共同点,除了一套表示祈眉寿一类的嘏词,……而《洪范》五福第一便是寿。这表明为寿为目的……是古代人生观最大特色。……而祈眉寿归根无非是“救命”的呼声。那么祈寿的最大愿望度是什么呢?


闻一多指出,是“令终”。“五福之五为‘考终命’,皆以善终为福。曰‘眉寿’,曰‘令终’,可见那时的人只求缓死,求正死,不作任何非分之想。”闻一多:《神仙考》,《闻一多神话与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3页。只是到了后来,这种求善终的愿望,发展成为对于长寿乃至不死的追求。

闻一多在《道教的精神》一文中还指出:


灵魂不死的信念,是宗教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现在也可就宗教思想的立场,说庄子的神秘色彩最重,与宗教最接近,老子次之,杨朱最切近现实,离宗教也最远。由杨朱进一步,变成神仙房中诸养形的方技;再进一步,连用“渐”的方式来“养”形都不肯干,最好有种一服而“顿”即“变”形的方药,那便到了秦王汉武辈派人求“不死药”的勾当了。庄和老是养神,杨朱可谓养生,神仙家中一派是养形……这样由求灵魂不死变化到求肉体不死,其手段由内功到外功,外功中又由渐以至顿……这便包括了战国、秦汉间大部分的道术和方技,而溯其最初的根源,却是一种宗教的信仰。闻一多:《道教的精神》,《闻一多神话与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7页。


这段话简直就是针对普陀山的仙道文化现象而言的。到普陀山来的安期生、梅福和明代时期开始进入普陀山的葛洪,都是讲究养生、养性、炼丹、追求不死,最终都羽化而仙的。而其根源,都是一种宗教式的信奉,而非胡乱实践。

可见祈寿是祈福的核心内容之一,自古如此,普遍如此,佛法中,也有很多保护众生福寿的内容,观音消弭众生的一切灾难,实际上就是保护众生福寿的体现。因此仙道文化在福寿的态度上与观音文化是一致的。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普陀山,而且还体现在整个中国佛教史当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佛教传入中国后,曾经有过一段对于所谓黄老神仙方术依附的历史。“在佛教来华之时,正值中土神仙方术盛行之际,人们把佛教理解为是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往往把黄老与浮屠并提,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佛教缺乏了解,难免以自己固有的眼光去看待一种外来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与佛教有意迎合并依附黄老方术有关。例如,早期佛教宣传的许多内容就为这种依附大开了方便之门。”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第2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3页。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快速传播并生根开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2.仙道文化大大丰富了普陀山宗教文化的多元性

宗教文化是一种系统性文化。各种宗教文化各有自己的教义体系,他们之间虽然相互容纳和促进,但是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独立的,尤其是教务活动场所,大多体现为类似于“一山不容二虎”的排斥性。普陀山是观音道场,是纯粹的佛教圣地,按常理来分析,它是不会容忍其他教义遗迹的存在的。可是普陀山在成为观音道场后,不但保留了梅福庵等许多道家修炼遗迹,而且还增加了葛洪井等后世所附会和“增补”的仙道文化因子。这使得普陀山的文化系统非常具有多元性,满足了多方面的人的心理需求。

3.仙道文化奠定了普陀山文化的飘逸特质

普陀山道场的创建者真歇大师初到普陀山的时候,普陀山还是一片荒芜,在这里生活非常艰难,所以他把自己挖掘水井和用于修炼的草庵所在的地,题为“海岸孤绝处”。这题词一脉连接古印度南部海边的“补陀洛迦山”,一脉喻示当初的普陀山天荒地远,又孤又绝。此中坚持和开拓所需要的毅力与凄苦,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切体会了。但是他并没有做一个苦行僧式的清修者。在奠定普陀山观音道场的过程中,他日日夜夜戒法、戒体、戒行、戒相,用这样的“四分律宗”来构筑防非止恶的四大防线。可是面对朝阳洞东部的旭日和磐陀石西面的晚霞,以及吹动树叶的簌簌风吟,他总觉得普陀山的一切,都与他出家的四川圣果寺和修炼多年的峨嵋(今作峨眉)、五台等地不同,他时时刻刻总是感到普陀山的海在动,云在动,风在动,一切草木都在动——动中有静,静即是动。

可见佛家如真歇大师,体会到的普陀山文化特质,并不完全是森严的戒律、死板的苦修,而是富有诗意的灵动。这种灵动传承的正是普陀山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是由安期生、梅福等仙道人物奠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