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普陀山文化的海洋宗教社会学属性

研究普陀山文化史，需要有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指导。但是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普陀山文化”不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社会文化，而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海洋社会”的文化，还可以说是中国海洋社会文化的经典代表。因为普陀山本身就是一个“海洋社会”的概念。“普陀山文化”首先是一个海洋社会单元里的文化系统。

“海洋社会”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形成和流行的历史时间并不长。

1996年，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史专家杨国桢首先提出了“海洋社会”这个概念。2009年3月28日，由广东海洋大学和广东省社会学学会联合主办的“海洋文化与海洋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广东湛江举行。“海洋社会学”这个概念正式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

所谓“海洋社会，是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区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杨国桢先生的这个关于“海洋社会”的定义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

运用这个定义，可以对普陀山这个海洋社会进行深入的分析。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单元的构成，都离不开社会、个体之间关系的协调性组织、公共性服务机构、对外交流组织等元素。不同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机构之间长久形成的关系形态和性质，决定了不同社会单元各有个性化的存在状态。普陀山的岛屿性质和文化属性决定了它其实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单元。由于处于东海大洋之中，所以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活动，都可以视之为“直接的海洋活动”。这些活动所反映的，首先是“人与海洋”的关系，也就是“普陀山人与海洋的关系”：普陀山上的佛（观音）为什么要选择海岛作为自己的道场？普陀山上的僧侣、仆役、居民和各色游客，甚至包括帝王和朝廷要员，为什么对普陀山的海洋环境特别关注？另外，在反映普陀山“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普陀山僧侣、为僧侣和佛事活动服务的仆役、普陀山居民、游客、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普陀山的发展中，甚至还涉及了其与倭寇、海盗、抗清义民的关系等。所以普陀山是一个精致而又庞杂的“海洋区域社会”，有自己相对完整的结构系统。

普陀山既是一个“文化系统”，同时又是一个“海洋社会”系统。所以我们认为普陀山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或者说普陀山是一个“文化社会”。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社会”，其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呢？

毋庸讳言，在宗教、世俗、政界、人文、自然等“普陀山社会”的构成元素中，宗教文化元素是主要的构件。普陀山文化，首先就是宗教文化，其他元素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要件展开和发挥作用的，或者可以说，自从南宋时期普陀山的观音道场从“朝廷政策”上确立后，其他社会和文化元素都因此而产生或因此发生变化。

可以说，普陀山这个海洋社会区域，主要是海洋宗教类社会区域。因此，对于普陀山的社会文化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社会学”研究。

所谓“宗教社会学”，是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和研究宗教社会现象的一种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罗伯托·希普里阿尼的《宗教社会学史》告诉我们，宗教和社会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许多经典的社会学家如孔德、韦伯等，几乎同时都是宗教社会学家。他们研究宗教社会的时候，非常关注其中的“社会性”。例如韦伯将宗教描述为“调节人类生存的体系”，正因为它有这种调节人类生存关系的功能，宗教才能成功地“将大量的信仰者聚集在它们的周围”。可见宗教实质上是一种调节人际生存关系的功能性手段，所以它具有强大的社会学内涵。宗教社会学理论产生的客观基础，就是这种社会学内涵。

宗教社会学者非常关注宗教对于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功能。“宗教对人类人格的功能则在于，它不但为保证人生及其努力富于意义而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而且还为人类的表达需要提供了一种表达途径，为人类的各种情感提供了一种发泄机会和慰藉形式。同时，它还借助其对社会规范和准则的神化作用来维持人们的风纪，从而对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和维持社会的稳定性发生作用。”

作为以宗教文化为主的普陀山海洋社会文化，我们对之的研究也将紧紧依靠宗教社会学视角，认真考察和阐释其对于人们的各方面功能（人类情感的表达途径、发泄和慰藉形式、对于社会规范形成的推动，以及稳定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在进行历史发展纵向研究的同时，还需横向考察普陀山发展各阶段的社会文化系统的多方面相互影响。

总之，普陀山文化是一种“海洋社会文化”，普陀山是一个海洋社会文化单元，所以“普陀山文化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普陀山海洋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由于普陀山实际上以“宗教社会”为主，所以这个“文化史”更多地偏向于普陀山的“宗教社会文化史”，而且是一种“海洋宗教社会文化史”。这就使得本研究具有相当的典型解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