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汤、徐神交的表层事实及其非对称关系

有关徐、汤神交一事,明代文学研究者都知晓一二。相关史料寥寥数条而已,早已收罗殆尽,详见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徐渭年谱》“万历八年”条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2卷《徐渭年谱》“万历八年”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2—173页。。是年(1580),徐渭应好友张元忭之召游历京师,在北京住了约两年时间,于万历十年(1582)离京南归。在这段时间里,徐渭的阅读、交游相当广泛,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汤显祖的诗集《问棘邮草》,对之大加赞赏,不仅随读随批,而且作《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一首。诗曰:


兰苕翡翠逐时鸣,谁解钧天响洞庭。鼓瑟定应遭客骂,执鞭今始慰生平。即收吕览千金市,直换咸阳许座城。无限龙门蚕室泪,难偕书札报任卿。徐渭:《徐文长三集》卷七《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51页。


大概同时,他又创作了七古《渔乐图》,明言仿效汤显祖《芳树》之作。当时徐渭已经六十岁,而对方刚三十出头,尚未登第,以长辈身份效体后生,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颇为罕见,足见他对这位年轻人的文字的喜爱。很快,纯粹的作诗行为(拟寄而未寄)已经无法充分地抒发徐渭的阅读情绪了,所以他动笔写了一封信,托一位临川的友人捎带给汤显祖,这应该是在汤氏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登第之前的事。文曰:


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尝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藏此久矣。顷值客有道出尊乡者,遂托以尘。兼呈鄙刻二种,用替倾盖之谈。《问棘》之外,别构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枝,将需洒藻。徐渭:《徐文长三集》卷十六《与汤义仍》,《徐渭集》,第485页。


徐渭在信中附上了《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一诗,以及自己的已刻诗集二种,但我们无法获知是否也附上了《渔乐图》一诗。不管怎样,汤显祖文集中现存的唯一一篇寄徐渭的文字,是迟至万历十六年(1588)的《秣陵寄徐天池渭》。诗曰:


百渔咏罢首重回,小景西征次第开。更乞天池半坳水,将公无死或能来。汤显祖:《汤显祖全集》诗文卷一〇《秣陵寄徐天池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07页。


可知当时汤显祖已读过《渔乐图》诗(徐诗中有“谁能写此百渔船”一句)。那么,要么徐渭的第一封信已附上了《渔乐图》,要么在万历十六年(1588)前二人至少还有一次书信往来。二人生前的交往,仅此而已,甚至未有一面之缘。徐渭离世后,汤显祖还写信给山阴知县余懋孳,希望他能够关照一下徐氏后人。两位文学大师的神交故事,就此告一段落。

本来这是一段还算完满的文学往事,直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爆料。沈氏回忆亲历见闻云:


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重甚至。汤时犹在公车也。余后遇汤,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辞。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三“徐文长”条,中华书局,1959年,第582页。


沈氏的这段话也许不太友善,却很符合他“野获”历史的书写宗旨,且此书史料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历来为学界所公认。退一步讲,即使“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是沈德符的臆测想象之辞,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他当面听闻汤显祖“口多微辞”的真实性。由此,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徐渭、汤显祖交往的几条当事材料,的确当时徐渭的态度非常鲜明,而汤显祖的态度多少显得有些模糊和平淡。这种非对称、不平衡的交往局面,到底是由于史料缺失造成的,还是两人的观念差异所造成的?如果是前者,我们固然已经无力探究;但若是后者,则厘清二人神交之事背后隐藏的诸多繁杂问题,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接近事件的本质。

针对汤显祖对徐渭的不定态度,学界的观点多有分歧。多数学者觉得汤显祖的回应还算积极,沈德符的话也未可全信。但也有学人持不同意见,如廖奔先生就认为汤显祖的态度不算热情,对徐渭作品的评价也没有那么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汤显祖未必认同徐渭过于狂放的生活态度廖奔:《万历剧坛三家论—徐渭、汤显祖、沈璟》,《河北学刊》1995年第1期,第69页。。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说法,因为现存的能表明汤显祖态度的史料只有三条:一是汤氏的《秣陵寄徐天池渭》诗,二是与山阴知县余懋孳的尺牍,三是沈德符向汤显祖的当面问询。第一条态度平淡,第二条热心帮询,第三条口多微辞,似乎很难达成统一的意见。但是只要我们留意这三个事件的发生时间,其实这种态度上的前后矛盾是不难理解的。据徐朔方先生考证,《秣陵寄徐天池渭》作于万历十六年(1588)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2卷《徐渭年谱》“万历八年”条,第173页。,此时汤显祖在南京詹事府任上,正是他政治生涯中较平顺的阶段。虽然同为强调本色性情的作家,但汤显祖毕竟是主流体制下的中央官员,他有自己的儒家理想和人生价值观念,在政途较为顺畅、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人生情势下,他对徐渭的认识是有隔阂的,而且这种隔阂是他自己人为设置出来的。相反,徐渭去世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此时汤显祖刚上任遂昌知县,经历了贬谪徐闻的磨难,其心境早已今非昔比,再回头去看徐渭早年对他的开导和期许,可能有更深切的体会。更何况为故人子弟的境遇奔波,是君子交往间的美德,也不应受到彼此文学观念有别的影响,故汤显祖在给余懋孳的信中流露出的热忱态度,是很真挚的。

相对来说,汤、沈二人的会面时间较难考证。沈德符万历六年(1578)生于北京,其父沈自邠时任翰林院检讨,十七年(1589)父亲离世,便随母回到了故乡嘉兴。待到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时,汤显祖已经过世两年了。所以他和汤显祖存在交集的可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万历十七年(1589)以前相会于北京,但那时沈氏年龄尚小;另一种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至二十六年(1598)间相会于杭州,汤显祖时任遂昌知县,沈氏的游学、乡试与汤氏的结课、上计存在时间上的交集。虽然当时徐渭已经过世,但我们从沈氏“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辞”一句可以推测,在文学上业已成熟的汤显祖,对这位先辈的不满,可能更偏重在文学以外的领域。比如徐渭的张狂行径、杀妻罪名、与恩主失和等,这些在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看来都是有失底线的,即使汤显祖主情至性,恐怕也不会认同这类极端的行为。如果非要说汤显祖对徐渭诗风的看法,那他可能会觉得过分直放了,与自己比较绮丽的诗风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