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协同创新的政策演进与实践发展

从社会边缘走到社会中心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轴心机构”的过程中，高校与其他社会主体间合作日益频繁、深入并呈常态化，并在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源动力的背景下成为创新体系的重要一环。高校在与其他创新形式的网络体系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在网络互动中汲取发展资源并实现使命旨归，及创新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世界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表明，高校与产业的协同创新将大大提高创新效率，并改善创新效果。产学研合作是生产、教育、科研等不同社会分工系统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是技术创新上游、中游、下游的衔接与耦合。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创新活动的演变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协同创新始终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推动下取得不断进展，产学研合作活动和协同创新相关研究历史久远，异彩纷呈。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现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非常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且可满足企业对实践人才的需求；80年代，日本首次提出了“官产学”的概念，由政府职能部门牵头成立“推进总部”，力求保证官、产、学各方面的力量相互协作和发挥各自优势，有效推动了当时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研究者们认为这种发展主要源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的协同作用；90年代以来，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共同提出了三螺旋理论，使用一个类似生物进化的三重螺旋模型来描述现阶段产学研合作中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政府几大要素之间的关系。此外，开放式创新、创业型大学、网络创新、布什线性理论、巴斯德象限、复杂系统理论、知识网络学习、自组织、协同学等相关理论或议题，都从不同侧面阐释了协同创新的本质和规律。

进入21世纪，产学研活动逐渐向协作各方深入交融的方向发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活动的结合上出现了“科教融合”的强烈诉求，创新过程与创新要素配置上出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相结合”的要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进而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三链联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政策导向。2015年3月，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提出了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度参与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要求，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又提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的要求。从总体上看，目前全球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逐渐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①美国“科教融合”模式，把大量的基础设施研究（如国家实验室）和研发项目放在大学，政府科技投入（包括军口）大部分给予大学，科技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紧密结合；②德国“产教融合”模式，产业界深深嵌入大学活动，教师培养和人才培养多面向企业界，并吸附企业界各种资源，如大学教授必须满足5年以上产业界经历的要求；③以色列“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科学研究、产业导向与人才培养活动充分结合，打通基础研究、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的上、中、下游，强化科技孵化器建设。

在我国，虽然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始终不尽如人意，但高校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地位却相对牢固，至少在观念上根深蒂固，而多年来在国家“三大奖”获得、科技论文产出、专利项目研发以及国家重大创新任务承担等方面，高校都具有举足轻重甚至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自此，我国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一直到现在，高校在科教结合、产学研合作、科教融合、协同创新等政策诉求下不断实现着新的跳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等活动上不断推陈出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力量。近年来，受到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多、全球市场逐步萎缩的影响，各国经济、科技竞争愈加激烈；加之知识生产、传播和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能否加快知识的整合集成和提高科技创新的速度，将是我国能否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决定我国能否在此轮国际分工深度调整的历史进程中赢得主动地位和充足的发展空间。

政府政策的引导和中介机构的促进是产学研合作的实施保证和桥梁，起到支持作用，以促进创新。尤其在我国，创新政策决定了社会创新资源的主要流向，并深刻影响着创新主体的各种创新活动，因而有必要把对协同创新政策的梳理作为切入点。根据国家科技创新相关重大战略的阶段性变化，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协同创新相关政策演进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阶段；科教兴国战略阶段；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下面我们分别论述每个阶段的重要事件与典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