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有一批青年作家陆续登上文坛。他们不仅年龄相仿，而且经历相似，思想情绪相近，在创作中表现出许多共同点，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但这个流派既无固定组织和共同纲领，也没发表过宣言，甚至初期连个名称都没有。一九二六年，海明威发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引用美国老一辈女作家格特露德·斯坦的一句话作为小说的题辞：“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从此，这个流派就正式被称作“迷惘的一代”。

“迷惘的一代”文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一派作家大多数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浩劫，他们非常关心战后欧美青年一代的命运问题。他们往往把这个问题与帝国主义战争联系在一起，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美青年一代精神悲剧的历史根源，所以怀着无限的伤感和悲苦来描写被战争驱逐出生活常规的、饱经沧桑的人们的不幸，努力挖掘主人公的心灵创伤。“迷惘的一代”文学的主人公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军国主义狂热的驱使下，带着玫瑰色的幻想，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战场上看到的是残酷的厮杀和恐怖的死亡。他们充当垄断资产阶级的炮灰，许多人白白地葬送了生命，侥幸活下来的也都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对他们来说，通行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人生理想等等，全都被战争给摧毁了。他们憎恨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消灭战争，心情苦闷，感到前途茫茫。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不安和危机的加深，又加重了他们心灵的空虚和病态的桀骜不驯。他们远离人民革命，没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只能逃避现实，躲进个人的狭小天地，想要用爱情、友谊和寻欢作乐来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企图在富有刺激性的活动中使自己振奋起来。然而这种消极遁世的思想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并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反而使他们更加离开生活的常规，陷入更深的悲观绝望而不能自拔。“迷惘的一代”作家通过塑造这种社会典型，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对一代人的摧残，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深刻的精神危机。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不仅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命名者，而且也是这个流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出生在美国芝加哥市郊橡园镇的一个医生家庭，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当地的中学，在《堪萨斯城明星报》当记者。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关键时期，美国政府认为时机已到，放弃了“中立”立场，宣布参战。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欺骗和动员群众参加这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肮脏战争，打着“拯救国家和民主”的旗号，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狂热。未满十九岁的海明威于一九一八年志愿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开赴意大利前线，不久就受了重伤。在野战医院里，医生给他做了十二次手术，从他身上取出了二百多块弹片。而海明威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更加深重。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这些青年刚刚离开中学的课椅或者走出大学的课堂，就来到战场”；“我在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到了很重的创伤”。战争结束以后，海明威回到大西洋彼岸的家乡，可是战争的残酷印象却死死地纠缠着他，使他陷入彷徨苦闷的状态。据他的亲属回忆，他参战归来后，“不想找工作，不想上大学，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他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人”。

一九二一年底，海明威应聘任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洲记者。他以巴黎为常驻基地，到许多国家去采访，深刻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以及笼罩着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悲观绝望情绪。与此同时，海明威在巴黎结识了旅居欧洲的美国女作家格·斯坦和意象派诗人埃·庞德，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1923）明显带有模仿的性质，出版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增订第二版）则标志着他的写作学徒阶段的结束和独特风格的形成，于一九二五年问世，为他在欧美文坛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个集子包括两类作品。一类是描写带有作者自传成分的主人公尼克·亚当斯少年时期和战后的活动以及其他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的短篇小说。另一类是穿插在这些短篇小说中间的无标题小品，类似新闻报道的片断，多数是客观地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希—土战争的残酷画面。和平生活的场景和战争中的厮杀场面不断更迭，交替出现：尼克少年时期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和战后在自然界中安闲的活动，经常被隆隆的炮声所破坏；密执安州的森林和舒适安逸的家庭生活一再笼罩上战争的硝烟。这种对照式的结构提供了打开人物精神世界的钥匙。尼克以及与他相类似的青年，在战火中死里逃生，在战后心灰意冷，灵魂一片空虚。这是帝国主义战争对一代人摧残的结果，于是产生了“迷惘的一代”。不过海明威在《在我们的时代》里还只是描绘了一个雏形。

《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体现了“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是这个流派的宣言，塑造了“迷惘的一代”的典型。

小说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群流落巴黎的英、美青年的生活和思想情绪。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的形象带有作者自传的成分，体现了海明威本人的某些经历和他战后初年的世界观以及性格上的许多特点。他是个美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了重伤，战后旅居法国，为美国的一家报馆当驻欧记者。他在生活中没有目标和理想，被一种毁灭感所吞食。他热恋着勃莱特·阿施利夫人，但负伤造成的残疾使他对性爱可望而不可即，不能与自己所钟情的女人结合。他嗜酒如命，企图在酒精的麻醉中忘却精神的痛苦，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巴恩斯的朋友比尔对他说：“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嗜酒如命。你头脑里摆脱不了性的问题。你不务实事，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游。”

小说卷首的引语“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是针对作品中所有的人物而言的。其他一些人物也都是“和土地失去了联系”的“流亡者”。女主人公阿施利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护士，在战争中失去了爱人。她在战后侨居巴黎，过着纸醉金迷、恣意放纵的生活，因为“在这种地方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她和一些男人在一起鬼混，在咖啡馆里酗酒调情，为的是忘却“人间地狱般的痛苦”。巴恩斯高出于这群放荡成性的青年之上，不愿意在寻欢作乐中浪费生命，企图寻找“和土地的联系”。于是他和朋友一起到比利牛斯山区去旅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悠然自得地垂钓，想以此求得精神解脱。而即使是像勃莱特这样的放荡女人，也并不甘心自暴自弃和堕落到底，她和巴恩斯一起参加巴斯克人的节日狂欢，在潘普洛纳观看斗牛，从中得到了精神刺激。勇敢的斗牛士和疯狂的公牛搏斗，使他们欣喜若狂。巴恩斯和勃莱特在斗牛士身上看到了敢于单身鏖战、对痛苦无动于衷和蔑视死亡的“硬汉子”精神，自以为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海明威也认为这才是永恒的人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从《圣经·传道书》中摘引一段话作为小说卷首的第二段引语，与小说的标题相呼应，进一步肯定了这番意思：“日头出来，日头落下”，但“地却永远长存”。

巴恩斯也好，勃莱特也好，都是人生角斗场上的失败者。但他们不是逆来顺受的“小人物”，而是有着坚强的意志，从不抱怨生活对他们残酷无情，从不唉声叹气。然而他们都只相信自己，只依靠自己来进行孤军奋战。他们对现实的反抗是畸形的，与其说是反抗，不如说是逃避。他们从不去追究造成自己不幸的社会原因，更不去寻找消灭这种不幸的正确途径。他们只是凭着本能，凭着直觉经验同残酷的现实相抗衡，或是把优美宁静的大自然当成精神避难所，或是在酒精的麻醉和爱情的欢乐中寻求精神解脱，或是在节日狂欢和观看斗牛中求得精神刺激。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过不完的节日。这些个人主义者无力摆脱困境，终究遭到悲惨的结局。七天圣福明节的狂欢活动过去之后，巴恩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怅惘，在生活中失去了最后的寄托。勃莱特出于一时狂热，爱上了年仅十九岁的斗牛士罗梅罗，可是冷静下来之后，终于发现两人年龄相差悬殊，不得不把他打发走，只身一人困在马德里的旅馆里。巴恩斯向她伸出友谊的手，但这两位彼此钟情的男女却永远不能结合在一起，因此更加孤独和苦闷，感到前途茫茫。小说的结尾笼罩着浓重的悲观主义和哀伤痛苦的情调：

“唉，杰克，”勃莱特说，“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

前面，有个穿着卡其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警棍。车子突然慢下来，使勃莱特紧偎在我身上。

“是啊，”我说。“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

他们注定是孤独的，不能结合在一起，只能在幻想中求得安慰。

海明威曾一再把自己的创作比喻成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看得见的部分只是八分之一，而隐藏在水下的部分则是八分之七。”他从不直接披露自己对人物和事件的态度，甚至对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心理状态也很少进行解释和说明，而只是“客观地”、“照相式地”描绘出人物在某种感情支配下本能的乃至下意识的活动，造成富有实感的画面，使读者从这种直接经验中去体验隐藏着的思想感情。这就使海明威的小说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具有意在言外、“余音缭绕”的艺术效果。《太阳照常升起》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潜台词”，亦即潜在“水下”的主题。小说中的人物过着病态的畸形生活，没有理想，没有光明。他们回顾过去感到一片漆黑，展望未来看到的是满天阴霾，只能在昏暗中沉浮，在绝望中挣扎。巴恩斯和勃莱特作为资产阶级青年一代的代表，既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又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产物。因此小说的“潜台词”就在于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揭露。但是海明威在早期创作中过分追求这种“潜台词”和“照相式的客观主义”，也曾造成不良的效果。他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只摆出“迷惘的一代”的生活现象，不挖掘产生的原因，脱离了社会生活去孤立地描写他们的寻欢作乐、酗酒调情、钓鱼斗牛。不管他如何声明他并不想歌颂“迷惘的一代”，但客观上所讴歌的却是醇酒和美女、狂欢和遁世，所肯定的是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小说的“潜在主题”并不体现在情节发展的逻辑之中，而是隐藏在所描写的生活画面之外，因此比较隐晦，不易被读者所体会。

《太阳照常升起》发表以后，“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影响剧增，迅速扩展到许多欧洲国家。一九二九年是这个流派大丰收的一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有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英国作家理查德·奥尔丁顿的《英雄之死》和德国作家埃利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些作品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永别了，武器》对海明威个人来说，标志着他的创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在这里着重解决的是“迷惘的一代”形成的历史条件问题，是帝国主义战争对一代人的摧残的问题。如果说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竭力回避人的命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么在《永别了，武器》中则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个问题提到首位，把揭露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战争。但这部作品跟《太阳照常升起》一样，也不免宣扬消极遁世的思想，流露出浓厚的悲观主义。这是“迷惘的一代”文学不可克服的矛盾。进入三十年代以后，这种矛盾更加尖锐，终于导致这个流派的没落消亡。海明威在三十年代中期接近左翼文艺运动，并且参加了西班牙人民保卫共和国的斗争，因此在话剧《第五纵队》（1938）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中把主人公引上了“为世上所有的穷人”而战斗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从进步人类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写出像《老人与海》（1952）这样比较乐观的作品，尽管他至死也没能克服悲观主义情绪。

海明威是位风格独特的艺术家，创造了一种简洁流畅、凝重浑厚的文体，为千千万万读者所称道。他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既朴素无华，又具有新的生命，放射着异彩。写景状物鲜明突出，生动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刻划人物往往只是客观地再现他的外部言行，不加任何概括和渲染，但却深刻揭示出他的内心世界。有时看来似乎枯燥，甚至近于干涩，但细加琢磨，就会发现其深邃含意。冷静客观的描写表面上不露声色，内里却饱含着强烈的感情，寓不尽之意于言外。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大西洋两岸曾经拥有大批追随者和模仿者，在欧美文坛上的影响至今不衰。译者力求忠实原作的风格，但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三年元旦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