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草原的智慧

在不儿罕山上，一个像札儿赤兀歹这样智慧的老者可能无所不知，但在繁茂草原上的草丛里仍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人类活动遗迹。这些人曾在此建立帝国，其幅员之辽阔远超出铁木真的想象。这些人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及对未来居民的忠告诉诸文字，刻在遍布草原的石头上。铁木真无法读懂这些石刻题字，但他被它们迷住了，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从前人那里学习宝贵的经验教训。

过去几个世纪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游牧民和猎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名字，吉利吉斯人、鞑靼人、乃蛮人、篾儿乞人、回鹘人、鲜卑人等，但最重要、最著名的当属匈奴人，他们于公元前209年在领袖冒顿的领导下在蒙古创建了第一个草原帝国。【61】根据传说，匈奴也有一个关于狼的神话。他们统治者的名号叫作单于，单于同时也是一位精神领袖，这个称呼可能源于狼的代名词。

游牧民族需要草和水，因此匈奴人在逐水草而居、四处漫游时，总是试图与变幻莫测的当地神灵建立和谐的关系。按照汉文记载，匈奴人一年会举行三次聚会，用来祭祀天、地和祖先。铁木真的父亲被谋杀后不久，他和他的家庭就被排除在这样的部落祭祖仪式之外。【62】每年最大的聚会在秋天举行，经过一个夏天的牧养，此时的牲畜最肥壮，也最健康。单于精心控制仪式的进行，因为这也是课税的时候。【63】他会按照一个牧人所拥有的牲畜数量和前一年夏天的天气来估算所课的税额。

铁木真在王罕汗廷看到的活动非常类似于一千多年前匈奴人举行的仪式。在匈奴人的集会上，单于坐听诉讼并作出裁决，解决纷争，行使管理的实际职责。接收和分配物资是政治和宗教领袖最重要的工作内容，而这两个角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匈奴人在仪式上用牲畜献祭，向众神祈祷、焚香，准备大盆的水煮肉、烤肉和丰富的奶酪。大型仪式往往吸引数千人参加，使得围绕税收而进行的仪式具有强大的振奋精神和感官的戏剧效果，同时也使得政府管理能够顺利进行。

在匈奴帝国的早期，国家崇拜的迹象已经显现。和冒顿同时代的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记录了匈奴崇拜“天、地和鬼神”的情况，每一天，“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64】他们往往把太阳和弦月的画像与死者同葬。匈奴帝国建立伊始，他们的宗教信仰便将荣耀归于统治者。在一封给西汉宫廷的信中，单于声称，他和汉朝皇帝一样，也是被上天选中的。

由于草原上几十年风调雨顺，饲草繁茂，因此匈奴人的牧群膘肥体壮，繁衍众多，随着牛奶和肉类的增产，人丁开始兴旺，孩子们也更健壮。由于牧群扩大，牧场不敷所需，因此，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年纪较大的便带着一些牲畜离家到远方寻找新的牧场。成功的牧民不断要求更多的土地，而这种需求形成了一股推动力，从杭爱山谷和草原不断向外推进，直到他们离开蒙古高原进入中国和欧洲的农场和村庄。一路上，匈奴人偶尔突袭定居的村民，若有必要，他们便用他们宝贵的牲畜做交易。

匈奴人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前身，他们横跨欧亚大陆，南抵印度，西至法国。从中国到罗马的学者、士兵和官员开始记录他们的行踪，而他们总是用贬损的语言评论这些神秘而又暴烈的人们。随着匈奴人朝着遥远的欧亚地区逐步推进，他们分裂成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部落，逐渐与蒙古本土失去了联系，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小的游牧王国。

匈奴人没有留下书面文字记录，因此我们如果要了解他们的历史就只能从他们敌人的记录里入手，并辅以现代考古学的相关发现。在记录关于匈奴的信息时，要做到毫无偏见是不容易的，这可以通过公元前99年那位中国宫廷史官司马迁的命运来说明。当时匈奴刚刚击败中国军队，但这位史官恳求愤怒的中国皇帝——汉武帝刘彻饶恕打了败仗的将军。【65】这项建议使得汉武帝怒不可遏，他把这位史官判了宫刑。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学者在描写有关野蛮人部落时往往要非常小心。

到了5世纪，在最臭名昭著的匈奴王阿提拉的时代，这个部落已扩张到欧亚草原的西部边缘，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国名叫匈牙利。由此出发，匈奴控制了大部分东欧国家并侵袭了整个欧洲，从巴尔干到莱茵河。他们在平原上建立的新基地靠近欧洲文明的中心，从这里出发，匈奴人恃强凌弱，四处掳掠财富，在5世纪，连腐朽的罗马帝国也弥漫着这种难以抗拒的腥膻之气。

4世纪的罗马战士（同时也是位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是这样描述匈奴的，他们来自“冰封的海洋……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野蛮种族”。草原部落艾伦是现代奥塞梯人的祖先，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匈奴人相似，也以游牧为生，而且属于同一政治派别。他在描述这个部落时惊讶地说：“在他们的国家见不到任何寺庙或神社，他们甚至不用任何稻草覆盖屋顶。”【66】

虽然阿提拉并不是最重要或最成功的匈奴领袖，但没有哪个领袖会比他更著名，他对罗马以及整个欧洲城市的侵袭使得历史学家感到既惊恐又迷惑，因此他往往被看成野蛮人突袭的典型。到那个时候，西匈奴已经远离蒙古本土几个世代之遥，在他们的征服过程中，他们吸收了许多被征服地人民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他们从斯基泰人那里学会了崇拜宝剑，也吸收了基督教元素并使之融入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核心信念。

希腊观察家和中国特使都报道过匈奴人采用占卜术的事，他们通过阅读羊肩胛骨的裂纹预测未来，这个习惯到了铁木真的时代仍然保留着。匈奴人会咨询像札儿赤兀歹这样能观兆预测未来的预言家，他们也请教萨满，在希腊语中，萨满被称作教士。【67】匈奴语言保留下来的很少，因此没人知道这些巫师当时究竟是怎么称呼的，但是在突厥语中出现了一个词“kam”，意思是萨满，它总是出现在人名中，表明这个词的起源与此有关。在草原民族历史上有“Khan”和“kam”两个词语，前者意思是国王，后者意思是萨满，二者的相似性和可互换性反映了当时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密不可分。强大的军队领袖被认为在灵性上有天赋，因而是强大的。只有精神上强大的人才能在战斗中取胜。这种强悍的领袖通常是男子，但在草原上女人往往也具有同样的精神，也拥有军事和政治权力。[12]

拉丁历史学家把阿提拉描述为上帝的神鞭，用来惩罚和祸害人类。这个描写后来应用于许多草原征服者，包括成吉思汗和跛子帖木儿。

草原游牧民族并不认为自己是土地的征服者，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土地看起来近乎无边无际。他们征服水，因为水属于比较稀缺的资源。他们试图控制河流和湖泊，通常用他们居所附近的水名互相称呼对方。阿提拉要占领的不仅是多瑙河，而是地球上所有的水，他是第一位有此野心的匈奴统治者。他认为自己是四海之内所有一切的统治者。他的名字阿提拉，意思大概是“大海之父”，和突厥语的“塔莱”或蒙古语中的“达赖”源自同一词根。【68】罗马历史学家把他的名字译成拉丁文的“Rex Omnium Regum”，意思是万王之王【69】，并形容他“是匈奴人的主，也是几乎所有塞西亚部落的主……他是世界上唯一的统治者”。阿提拉给他的儿子同时也是他的继承人起名腾吉斯，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是“海洋”之意。【70】

虽然匈奴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但他们同他们的故土蒙古高原却很少保持直接的联系。在成功的扩张完成之后，他们未能维持一个统一的世界帝国，而在此后的一千年中，一系列的草原联盟接连出现，并不断地交相更替。阿提拉于公元453年去世后，匈奴帝国在欧洲迅速瓦解。这时候他们所控制的蒙古领土已经分裂成相互敌对的许多国家，匈奴逐渐消失了，融入了许多不同的部落、国家和帝国中。匈奴在草原上开始了第一帝国时期，在他们消失后，有关他们的神话和记忆还保持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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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世纪之前的某个时候，突厥汗的后裔开始以杭爱山脉为中心，统一周围的部落。这里是匈奴民族的原始中心地带。他们在鄂尔浑河附近建造了第一座草原城市，即他们的首都牙帐城（城名含“黑城”之意）。【71】突厥汗采用了一种自称为乌德犍（Otukan）的意识形态，把自己完全孤立在自己的家园之内，这几乎是对匈奴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反叛。

突厥人成为第一个非常详细地记录自己历史和思想的草原民族。当铁木真离开他在不儿罕山的避难处时，发现草原上到处都是突厥人的题字。草原游牧民族不会拖着沉重的书籍、卷轴或木板从一个营地迁移到另一个营地，相反，他们把他们的信息刻在石头上，数以千计的石刻今天依然遍布在草原上，峭壁上、巨石上、山巅上也随处可见。【72】

许多个世纪以来，没有文字的猎人和牧民费力地把图像雕刻在石头上，从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到的图像包括：长着精致鹿角的鹿优雅地向着天空弹跳，巫师敲着鼓在恍惚中舞蹈，骆驼和马在拉车，等等。草原上还有来自更早世纪的与真人形状大小相近的雕像，装点着神圣的草原风光，虽然历经风雨，但在将近四个世纪之后仍受到蒙古人的敬畏。

后来，大约在6世纪的时候，原有的图像被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所取代，其中有汉字、粟特文、梵文和突厥的神秘符号。在铁木真出生五百多年前，这些早期的游牧民族已开始记录他们的思想。草原滋养了一个古老而强悍的文明，这个文明用多种语言响亮地告诉后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这类铭文很多都是非正式的，要么是炫耀某次大有斩获的狩猎，要么只有短短一句话，或赞美一匹漂亮的马，或歌颂心爱的人，或者只是感叹“哦，我的家”“啊，我的土地”。有的石刻用来记载这个地区的生活和历史，较长的文字则用来纪念某位重要的领袖。草原居民通过在岩石和山崖上雕刻铭文与上天交流。铭文所在之处必须是光线充足、面向天空的开阔地带，而不是隐藏在建筑物内或埋在书页里，好像要隐藏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

最古老的由国家所立的官方纪念碑出现于6世纪，其中有用印度的神圣语言梵文和粟特语写成的。粟特语是一种与波斯语有关但用闪语字母书写的贸易语言。这块双语石碑底座安装在象征着国家权力的中国龟龙上。石碑从其原始位置移到了一个叫车车尔勒格的小山城上，如今仍然安详庄严地矗立在一个宝石般的寺院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曾毁掉了许多宗教建筑，但这座寺院侥幸逃过一劫。这块石头之所以得以幸存，是因为它被收藏在一座博物馆里，成了历史文物，因此保留了一条一千四百年前的信息。汉语、印度语、波斯语、突厥语、犹太语元素交汇在一起，说明远在铁木真出生五百年前，草原上的文化蓬勃发展，就已经呈现出复杂和多元化的态势。

这些初期的题字被称为“律法石”（nom sang），词源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来自希腊字的nomos，意思是法律，一个是来自波斯语的sang，意思是石头。蒙古人最终吸收了这个词，意思是“图书馆”，在现代蒙古语中仍保留着这个意思。【73】铭文宣称大汗具有神圣权威，他支持石刻铭文，证明了历史对他的祝福以及神灵世界对他统治的认可。如果没有这种支持，天、地、风、雨可能早就把这个纪念碑掀翻在地，打破它，并把它掩埋。石刻铭文不仅仅代表了国家的统治，它们更是“律法大石”。【74】

这些石头大部分出现于从公元552年到742年的两个世纪之间。当时一系列的突厥帝国控制了周边大片领土，氏族之间相互争夺，各自建立了短命的王朝，权力更迭十分频繁。在此之前的一千年里，有关草原游牧民族的信息都来自于他们敌人的记载。从突厥人开始，草原游牧民族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话语记录自己的历史。

虽然突厥汗最早竖立的石头是用粟特语书写的，但是突厥人很快便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记录信息，表达丰富多样的突厥生活、文化和思想。他们所用的突厥符文有三十八个简单字母，很适合雕刻在石头或木头上，这种在中亚大草原上使用的书写符文比维京人使用的符文早了几个世纪。突厥字母很有特色，每个字母看上去都很像马的形状，类似于那些直到现代仍在蒙古使用的字母。他们自称天突厥，但字符的书写方法和闪语风格相似，都是从右向左。

铁木真在暾欲谷碑附近发现了他的鞭子。铭文中第一次在书面语中用突厥这个名字称呼草原部落。暾欲谷是一位将军，在铭文中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记录，并对后代的游牧民族及其领袖提出忠告，他在石刻中用充满权威的口气直截了当地说：“我，暾欲谷。”题词以骄傲的权威语气开始，并清楚地确定了铭文的阅读对象，“你们，我的弟弟妹妹，我的孩子，我的姐妹以及所有亲戚的孩子们”或者“你们，我的突厥同胞”。

我们对刻在石头上的铭文也要像对所有历史书写一样持怀疑态度。因为其作者总是想把对某些事件的特定观点强加给人们，为当代人和后代人所袭用。这些铭文，不论是出于政治性、宗教性或个人的目的，都有一种宣传性质。其创作往往先把竞争对手刻在石头或木头上的信息毁掉。铭文旨在限制真相，只让人们了解那些经过精心修饰的部分真实。这些铭文常常是土地契约，或是索赔财产，或是荣耀的记录，或是要求获得某种别人不认可的权利，或向上天和人类夸耀帮助者的功德。

然而，尽管这些铭文记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它们显示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所珍视的东西。这些铭文要么夸大某项军事行动，要么是宣扬所做的善行，要么是爱情或性征服的宣言，从而揭示了统治者最看重的是什么。省略的内容往往和记录的内容一样重要。历史的谎言仍然是文化的真理。它们告诉我们，这些人希望我们相信什么，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所尊重的、所鄙视的或者所渴望的都是什么。石刻铭文清楚地显露了那个时代的理想。

暾欲谷强调了部落统一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如果他的人民要战胜周围的敌人，当务之急是部落的统一。他写道：“纤弱者易折，娇嫩者易裂。然若纤弱者变厚重，则非大力者不能折也，若娇嫩者变粗粝，则非大力者不能裂也。”只要各个部落团结起来，就可以变得强大，更难“将之分开”。

突厥石碑散落在蒙古各地，其中两个最大的坐落在鄂尔浑河附近，靠近哈剌和林，蒙古人最终把帝国的首都建在那里。一块石头是在公元731年，即第二突厥帝国或汗国统治期间树立的，是为了纪念阙特勤将军的生平；另一个建于公元734年，是为了纪念他哥哥毗伽可汗。他们曾一起在公元721年打败了唐玄宗李隆基，取得了草原部落战胜亚洲最大军事强国的惊人成就。

这些纪念碑并不只是历史标志，它们由超过十二英尺[13]高的大石碑构成，四边都有铭文，彼此相距大约有半英里[14]远。突厥可汗毗伽命令道：“吾弟，吾儿，吾至亲，悉听我言，细听我言。”“无地良于乌德犍山也。”【75】它是世界的中心，谁控制了它，谁就能控制一切。“可控制诸部落之地乃乌德犍山也。”这一点被反复地强调，“若汝居于乌德犍山，由此差遣商旅，汝将无往而不利也。”

上天从整个人类中选择了突厥人居住在这个理想的地方，在那里，美丽的河流浇灌着大地，繁茂的草原滋养着动物。铭文解释，第一突厥帝国违抗它的宿命，当时的部落选择定居在唐朝的城市附近，那里的甜食和语言诱惑了他们，从而使得整个民族都变得十分娇弱。上天惩罚他们，摧毁了他们的帝国。现在突厥人建立了第二突厥帝国，使他们再一次获得在这个世界中心发展壮大的机会。铭文肯定了法律将超越任何一个部落的风俗习惯或个别可汗的命令。不管由谁来统治，某些道德原则必须坚持。刻在石头上的突厥法律和宗教思想很简单，也很直截了当。

这些石头表明突厥人相信强大的神圣律法将取代任何个人的法令。毗伽汗宣布，自从人被创造以后，“超越人类的最高法律就被创造”。【76】这种法律被称为托罗（Toro/T怈r怈）。突厥人自称是法律的百姓。蒙古人采取了相同的概念并使用同一个词：tor/t怈re（礼法）。尽管在习俗和语言方面存在地区差异，但他们都承认一套指导生活的终极原则。要成为文明人，就必须遵循这些道德原则，这些是自然法，是神圣的法律，不是人为制定的。“托罗”在蒙古语中和“出生”这个词很接近，这表明，这些原则在宇宙之母创造生命那一刻就存在，在每个人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存在。它们是每个婴儿出生之时就具有的内在之光的一部分，这可以从婴儿的眼睛中闪耀的光芒看出来。

术外尼曾和居住在这些突厥石附近的蒙古人一起生活了一年，他亲自考察并证明了这些石刻对蒙古人的重要性。据他描述，有一次，当一块新的石头被发现时，“在大汗（指窝阔台汗）统治时期，这些石头被移开，然后人们发现了一口井，在井里的一块大石碑上有铭文刻在上面。大家都收到命令要来解读这些字的含义”。【77】在那块特别的石头上刻的是汉语，除非从宋朝请人来，否则无人能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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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草原部落吸收了基督教、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某些元素，但天突厥坚决拒绝外来宗教以及其他的外部影响。【78】相反，突厥人发展了源于他们古老的万物有灵论的国家宗教，但没有祭司，也没有经文。他们依靠萨满和占卜者与祖先沟通，以控制天气、预测未来，并与上天交流。与其他宗教的祭司不同的是，巫师并没有经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萨满就是一种不同的宗教，他们用极为特殊的方式把故事、仪式、服装和圣物混杂在一起，他们的表演越奇特，越与众不同，就越能引起敬畏之情。他们所共有的仪式动作是敲鼓、跳舞、唱颂、进入恍惚状态。他们的宗教是一种行为的宗教，而不仅仅是为宗教而宗教或为信仰而信仰。

官刻突厥石上的信息多为政治性的，而非灵性的，它们鼓励牧民“逐水草而居”，免受定居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79】突厥石刻清楚地把草原描绘成世界的中心，太阳东升西落，北部是大森林，南部是大唐帝国。这些石刻透露了有关其他民族的重要信息，不只包括其他突厥人和汉人，也包括藏人、阿瓦尔人、吉利吉斯人、粟特人以及他们称作朗姆（Rum）的遥远的拜占庭人。

石刻铭文的撰写者明白外来物品和外来宗教思想的诱惑有多么大，他们宣称这些东西对草原民族有致命的危险。这些信息一再警告他们不要离开草原，偏离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牧民应该留在草原上，服从他们的可汗，并崇拜天空和大地。

毗伽汗除了称颂他的阿史那氏族，吹嘘自己的权力之外，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和道德信息。他看到了在他之前的突厥王朝被中土的定居文明所诱惑，和前往欧洲的匈奴人一样，一去不复返，因此警告他的同胞，一定要避开定居文明。【80】他清楚地警告说，他的突厥先人前往中土定居，结果自取灭亡。“你的血像河水一样流淌，你的骨头堆积如山，你的儿子本应成为主人却成了奴隶，你的女儿本应成为贵妇却成了仆人。”另一个突厥人后来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警告突厥人不要与其他文明接触，“剑生了锈战士就要受苦，突厥人接受了波斯的道德就开始腐败。”【81】

尽管石刻文字对外来的一切都表示强烈谴责，但这些记载清楚地表明，突厥人已经吸收了许多外来观念，尤其是汉人和粟特人的观念。早期的突厥石刻显示了复杂的宇宙观。天父腾格里统治着上天，地母乌马伊统治着大地，大汗则统治着百姓。突厥人的主要精神力量是长生天。腾格里并不是蕴藏着巨大精神能量的最高神，并不能把权力和财富赐给人们，或者把权力和财富从他们那里夺走。天空是一片光的海洋，像宇宙的伟大精神那样发挥着作用，给予人类生命，恩赐他们灵魂，决定他们的命运。长生天赐给每个生灵（包括动物）各自的命运，他也以同样的方式赐给部落、部族和国家各自不同的命运。

有人认为，腾格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神圣概念，并不只限于天空。伊斯兰教学者穆罕默德·阿尔·喀什噶尔（Mahmud al-Koshgari）曾于1075年写了一本关于突厥人（他称之为异教徒）信仰的书，提出了这一观点：“这些异教徒——愿神毁灭他们——称天空为腾格里；他们也把看到的任何宏大的事物称作腾格里，比如一座大山或一棵大树，他们敬拜这样的东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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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人的腾格里和铁木真敬拜的腾格里是同一个长生天。腾格里在某种程度上是宇宙中超然的神圣存在，很少干预人类的日常事务。【83】他指定一个人在地上管理人类的世俗事务，这个人就是汗。百姓能通过他们统治者的行为辨别神的思想和言语。只有在有必要加强他所钦定的汗的权力时，腾格里才会对人说话。为了解释为什么突厥人在早年受了那么多苦，暾欲谷纪念碑上的铭文写道，长生天肯定说过：“我把汗赐给了你们，但你们却抛弃了你们的汗。”【84】碑文清楚地说明，并没有任何人实际上听到这些话，暾欲谷是根据百姓遭到的惩罚推导出这个意思的。这是上天的意志，并不是神的声音。

遍布草原的石刻碑文表达出当时人们对宿命论的强烈认同，他们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没有必要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人死后，血肉之躯必将腐烂，而灵魂的不朽部分将飞离或升上天空。人们可能会以为灵魂离开身体，去了天堂，但去向何处其实并未说明。即使当时的突厥人相信来世或轮回转世的说法，但他们并没有在书写的文字中透露这层意思。

生则生矣，死则死矣。当阙特勤于公元731年去世后，他的哥哥毗伽可汗记下了自己的悲伤：“哀哉！吾目尝能视，今若盲矣；吾思尝清醒，今若昏矣。”他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这个信息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一直是草原精神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天神主宰寿命，人类全都为死而生。”面对这种痛苦，突厥人不得不依赖自己饱经磨炼的心灵寻求指引，“泪水从眼中淌出，我勉强忍住；哀情从心底流露，我尽力抑制。”【85】尽管毗伽可汗感受到了明显的痛苦，但是并不意味着上天应该或能够干预个体的生活，即使是对可汗的兄弟这样地位崇高的人物也不会例外。正是同样的宿命论渗透到铁木真的为人处世当中，行动总是比哀悼或抱怨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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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世上的国家在覆灭之前，总是穷奢极欲，忙于为自己建造最雄伟的纪念碑。令人印象深刻的突厥纪念碑不是记载草原上的突厥人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记载他们伟大帝国的覆灭，因为他们的统治者不是通过自己的成就而是通过话语来宣告他们的伟大。刻在石头上的大话留下来了，但阿史那王朝的帝国统治却灭亡了。他们昔日的臣民回鹘人推翻了他们，并在公元742年宣布一个新帝国的诞生。[15]为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他们宣称，神圣的土地乌德犍已撤回了对旧王朝的祝福，废掉了原来的大汗所拥有的感召力，并把它们赋予了回鹘人。在未来几个世纪里，这些早期突厥部落的后代将在印度和现代土耳其建立起更大的帝国，但它们在蒙古高原的全盛时期已经终结。

铁木真看不懂突厥石碑上的文字，但有时他会召来能读懂的随从为他解释。突厥统治者的重要经验教训已经进入口述历史和草原传说。铁木真能够从中吸取许多宝贵经验，同样重要的是，从他们的失败中学习教训。这些早期突厥统治者在创建帝国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比他所知道的可汗都更加成功，所以他非常留意他们的信息，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一定要服从他们的指令的意思。

虽然这些石刻文字中的建议很有意义，也很重要，但在他看来，它们并不属于上天的永恒法则的一部分。它们只是针对某些特定的问题提供了临时解决方法而已。铁木真决定，他可以作出选择，他可以接受某个建议，也可以忽视另一个建议。他认同石刻文字中关于大地与上天的灵性教导，以及对部落统一的强调，对城市腐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的警告，但他拒绝了它们的孤立主义和排外情绪。有时他觉得，如果没有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货品，草原部落就不可能过上好生活。他的帝国建立在军事实力和丰硕战果的基础之上，但为了帝国的安全和扩张，他决定鼓励并促进贸易。

草原上的石刻文字以及早期匈奴人和突厥人的经验向他显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完全分散在欧亚大陆的匈奴人的道路，另一条是执著但不切实际地坚持隔离主义的早期突厥人的道路。铁木真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条新途径。他想在征服世界的同时保持蒙古的传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