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人们

美国人的生活

普通美国民众的平均小时工资，位于23美元左右这一水平。因此，一份普通工作的月薪，大概也就是3000到4000美元左右。但是，那个“拿平均收入的美国人”是并不存在的。就职于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夫·伊美尔特，每月的收入高达100万美元，而一个在快餐店里打小时工的学生，其月收入不过区区100美元而已。

罗杰和桑德拉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湾区的一幢有4个卧室的独栋别墅里。10年以前，他们以32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幢房子；而他们时常在想的却是，这幢房子的价值已经攀升到了75万美元，如果放到现在，他们大概已经买不起了。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程专业的罗杰，目前在一家保险公司任经理一职，他的月薪是8000美元。他在上大学时遇到了桑德拉，桑德拉当时就读于该校的历史系。当他们的头一个孩子降生之后，她就辞掉了教师的工作。目前，她偶尔也会出去做做家教，挣点零花钱。

罗杰每天开着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去他位于旧金山的办公室上班。如果交通状况正常的话，大概得花上35分钟的时间。桑德拉平常则开着一辆旧的小货车。到了周末，他们喜欢去家附近的小山上徒步；而在冬天，他们也许会开车去塔霍湖滑雪。去年夏天，他们还曾驾车沿西海岸北上，去西雅图旅游。

格兰特在俄亥俄州洛瑞恩市的福特汽车公司上班。他的妻子拉娜尔平时在家里照顾小女儿，另外还在一家沃尔玛超市做收银员，每周工作30个小时。格兰特开着自家的福睿斯轿车去工厂上班，而拉娜尔要去小镇边缘的购物中心，就得搭乘公交车了。格兰特除了每月挣4000美元工资之外，还享受着一份不错的福利套餐；拉娜尔每月的收入大概是1000美元。他们买下那幢有两个卧室的小房子，只花了13万美元，但是房屋状况实在有些堪忧，于是去年，格兰特为期两周的假期，大部分时间就花在修房上了。

哈维和布莱丝租住在佐治亚州贝恩布里奇市的一间两居室公寓里，他们每月要交300美元的租金。哈维在市政府当门卫，每月挣2200美元。布莱丝是一个餐厅服务员，她的收入大部分来自顾客的小费，不过正常来说，她一个月能拿到1500美元。哈维和布莱丝都是贝恩布里奇市长大的本地人，在当地读的高中。布莱丝中途退了学，不过哈维还是念完了高中。布莱丝喜欢上街购物、看电影；哈维则喜欢去周围的树林里和湖边打打猎、钓钓鱼。哈维每天开着他那辆8年车龄的皮卡车上班，而布莱丝打工的餐厅，只要步行就可以到了。

其他人的生活

海蒂跟孩子们正在后花园里玩耍。他们那幢有4个卧室的独栋别墅，位于环境优雅的瑞士苏黎世郊区的屈斯纳赫特。就在刚刚，她开着一辆日产玛驰小轿车，从任教的小学回到家中。在瑞士，一位小学教师的预期工资，大约在每月7000美元；海蒂是兼职教师，她的收入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她嫁给了赫尔曼，后者是瑞士圣加仑大学经济学和商学专业的高材生，目前在苏黎世的一家银行任高管。这部日产玛驰是家里的日常用车，而赫尔曼先生每天上班开的则是一辆梅赛德斯-奔驰高级轿车。海蒂和赫尔曼先生都喜欢外出到苏黎世市里就餐，那儿有很多不错的国际餐厅，还有很多令人赏心悦目的瑞士小酒馆。他们都热爱歌剧，也会在屈斯纳赫特的乡间俱乐部里打打网球。到了冬天，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滑雪。夏天，他们则会去意大利温布里亚市的度假小屋中小住上几天。

拉维正骑着自行车，去位于印度孟买市中心的印度国家银行上班。他的月薪不过320美元左右。拉维最近获得了会计师资格证；就在不久前，他刚刚步入婚姻殿堂。拉维和他的新婚妻子南蒂妮，与拉维的父母同住在一间两居室的公寓中。公寓位于孟买市环境不错的沃尔利区，每月的租金是280美元，由拉维的父亲来支付。南蒂妮没有工作——在印度，对于拉维这样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男士来说，让自己的妻子外出就业，是相对少见的事情。一位女佣每天到家里来打扫房间和做饭，他们每月付给她约25美元。

斯文正在瑞典希维克市附近的林间跑步。他在农场里工作，农场工会根据年龄和工作经验决定他的薪资水平，他一个月大概能拿到2000美元。斯文和他的女朋友英格丽德住在村里一幢带3个卧室的房子里。他们有一个4个月大的女儿。英格丽德也在斯文供职的那家农场工作，不过她现在正在休产假。在瑞典，新生儿的父母有权请上合计1年的育儿假。几个月以后，英格丽德就会回农场上班了，然后就换成斯文请育儿假来照顾女儿。斯文和英格丽德每人都有一部手机，他们还有一辆沃尔沃740型旅行轿车。他们都很热爱运动，经常去瑞典北部滑雪。到了暑假，他们可能会到地中海的海边度假，或是到斯文父母在波罗的海一个小岛上的避暑屋去住一阵儿。

伊万正搭乘地铁赶往工作单位。他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一名维修工程师。伊万拥有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月薪是900美元。他和妈妈柳德米拉、妻子欧尔佳，以及两个孩子一起，住在莫斯科郊区的俞格-扎帕德纳亚地区。伊万的父亲在阿富汗战争中阵亡之后，他的母亲每月可以领到40美元的抚恤金。欧尔佳在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教英文，月薪100美元。不过，有时候她会帮外面的公司翻译英文，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多挣300美元的外快——甚至更多些。伊万和欧尔佳有一辆10年车龄的福特塞拉轿车，这辆车当年从荷兰进口的时候，已经是二手货了。

经济生活

生活在印度的拉维和南蒂妮，以及生活在俄罗斯的伊万和欧尔佳，他们所拥有的经济生活，和现代美国人及西欧人完全不同。我们中的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在就业和休闲方面，享有更多的选择。正是由于这种更加丰富的体验，让我们拥有了更好的培养兴趣和才能的机会。不过，经济生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的选择也许会带来更多出错的机会，物质财富也并不一定能满足人们所有的需求。拉维和伊万并不觉得自己是穷人。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会从自己生活的本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参照框架。他们十分清楚，比起莫斯科和孟买街头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们，自己的经济状况已经好得太多了。

比起所居住的房子的大小，或是去异域度假的选择范围来说，人们的幸福程度更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人际关系。然而对拉维和伊万来说，他们大概还是会想拥有那些富裕国家的人们所拥有的资源和机会。经济生活为何如此迥异——无论这个话题会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个经济问题至关重要，哪怕它不是唯一的问题，也不代表情况的全部。

“他们的经济生活为何如此迥异”——这个经济问题的答案，绝对没法用“显而易见”来形容。海蒂和拉维、斯文和伊万，他们的确是不同的个体。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他们依然具有十足的相似性，令我们窥见：他们的经济生活的差异，主要是他们所处的不同环境的产物，而并非个人禀赋和能力差异造成的。海蒂和斯文，以及那几对美国夫妇，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更高，并非因为他们更加才华横溢，或是工作更加努力，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出生并生活在瑞士、瑞典和美利坚合众国。拉维和伊万的物质生活水平较低，也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能力欠佳，或工作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出生并生活在印度和俄罗斯。我们时常会谈到全球化，仿佛这个世界俨然已变得同质一体；然而，全球化这个概念，并没有消除这些事实上的地理环境差别，相反，却将其强化了。

对拉奥和佩德罗来说，地理环境方面的现实，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压倒性的作用。里奥格兰德河河面辽阔，水流缓慢，其流域没有什么优美的自然风景名胜。不过，这条长达1000英里的河流，却形成了美国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的边境线，因此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拉奥在墨西哥北部的一家工厂上班，他是一位手艺熟练、经验老道的机械师，月薪700美元，这在墨西哥当地算得上是高薪了。而他的兄弟佩德罗，目前在美国洛杉矶市的一家餐厅里非法打工，是一名厨房搬运工。佩德罗每月拿回家的薪水，竟然是拉奥的两倍之多。有的时候，拉奥也会动动念头，想像佩德罗那样去美国打黑工，但他还是宁愿待在墨西哥，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他认为，钱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经济生活为何会千差万别？

在人们出生或移居的环境中，究竟是何等原因，令人们的经济生活如此千差万别？^[1]在经济史的大部分篇章中，人们往往认为，这个问题的解释，在于物质资源的“可获得性”。最至关重要的事，就是获得肥沃的土地或贵重的矿产——金、银、煤炭、石油，或是那些稀有的、特殊的产品，如蔗糖和藏红花。数千年来，获取这些资源的企图，永远是人们引爆战争的主要原因。

美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超过日本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仅落后于加拿大、委内瑞拉，（可能）还有俄罗斯。然而，美国6个月的产出价值就超过国内全部生产性自然资源的总价值。有种老套的现代说法：“硅谷不是建立在硅资源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竞争当中，资源有限的国家——如日本——并无显著劣势。当今的富裕国家更容易获得自然资源，不是因为地缘上的接近，而是由于这些国家有财力购买资源。

如果主要原因并非物质资源的差异，那么大概就是技术水平的差异吧。斯文是瑞典农场的一名员工；而西塞罗却拥有自己的农场。不过，西塞罗的农场位于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省的一个小村落里。西塞罗和他的妻子，他哥哥帕特里克的两个妻子，外加两家六个小孩中的五个，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这间小屋没有通电，也没有任何卫生设备。

西塞罗平时靠售卖牛奶和蔬菜，每个月能赚150美元左右。家里的女人们平时除了在农场帮忙，还得编篮子贴补家用。帕特里克在一个金矿里打工，这个叫卡尔顿维尔的地方，离家足足有500英里远。他一个月能挣250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寄回来维持生计了。通常，他1年回村子里两次。西塞罗的大儿子在德尔班给人当用人，每月寄回75美元给父母。

斯文每天使用的那些复杂而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与西塞罗能用到的简单工具，二者之间可谓有天壤之别。理论上来说，全球化的市场给予世界所有地区的技术，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对于伊万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触手可及的事实——AT&T，在俄罗斯和美国所配备的设备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对于西塞罗来说，获得现代化的技术，仍然只是个梦想而已。就像大多数南非人一样，西塞罗既没有受过相应的教育培训，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使用在瑞典任何一个农场都能找到的设备。

表3.1 人均资源量}dh}（包括矿物资源、石油和天然气、可耕地和森林）

造成这种差异的是教育吗？比起大多数富裕国家的工作者，拉维和伊万拥有更高级的技能。很难想象，斯文能够从事拉维和伊万二人的工作，而后者却大概能够胜任斯文的工作。然而，就算西塞罗受到更好的教育，单凭这一点大概也无法让他的生产力提高太多。

难道资本才是问题的关键吗？既然我们仅凭常识就能知道，比起瑞典，恐怕南非的农村更需要资本。但为什么斯文有这么多的资本，而西塞罗的资本却少得可怜呢？在一个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中，那些拥有资本的人，可以将其资金在各个国家之间和企业之间，迅速地进行转移。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情感方面的考虑，或是爱国之心在起作用，而是希望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在20世纪90年代，外国投资者们对于东南亚经济实体的前景形成了过分夸大的观点，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虽然还是穷国，但它们正处于高速的发展中。于是，流入这些经济体的资金，远远超过它们所能吸收的程度^[2]。

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并没能给南非的农业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因为，那些在瑞典现成的基础设施，南非却并不具备。一套更好的社会基础设施，能让西塞罗受到更好的教育，使他有能力操作这些别人斥资购买的设备。而更好的物质基础设施——例如更好的道路，则能让西塞罗更好地进入市场，让他能更便宜、更方便地销售产品。更好的制度基础设施，能让资本以更有智慧、更有效的方式，来到西塞罗的手里。这还能令投资人相信，如果一切顺利，他们能够从这笔投资中获利颇丰。然而，对于西塞罗来说，以上这些基础设施恰恰并不具备。

拉奥和佩德罗二人，在墨西哥的同一个城镇中出生，他们甚至接受了相同的教育。而在洛杉矶工作的佩德罗，对自己所学东西的利用程度，显然大大低于拉奥。和墨西哥的工人们相比，美国的普通工人拥有的平均可支配资本显然要更多。^[3]拉奥的雇主为一家美国公司制造产品，他所运用的资本设备就比佩德罗要多。墨西哥已经有条件获得美国的技术。各家公司也已经在这些低成本的地区建立起厂房，采用美国的技术，就像拉奥所供职的这家工厂。我们无法用技能、教育、资金或技术，来彻底解释这些现象之间的所有差异。这些要素，就算加总在一起，也并不足以解释拉奥和佩德罗二人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差别，更无法解释美国的繁荣和墨西哥的贫困之间的差异。

经济制度举足轻重

生产力，并不只是资本和技术的可获得性及工作者个体之间的技能差异造成的简单结果。在现代世界中，技能可以在各个地方得到培养；资本和技术也在各国之间得以自由流通。经济差异仍然存在，其原因在于，产出水平和生活水准是经济环境和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相互作用之后的复杂产物，而人们个体的经济生活，则是他们身处的制度的产物。

弗里德里希和海因茨这对兄弟所面临的经济生活上的差异，恐怕是上述命题的最佳现代经验诠释了。他们出生于希特勒掌握德国大权的1933年和二战爆发的1939年之间，在柏林市郊长大。二战期间，他们在上学。随着盟军的不断挺进，德国的物质基础设施在1944年和1945年遭到严重破坏。当柏林的大部分地区被战争夷为平地之后，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顿。

二战结束后，弗里德里希和海因茨兄弟开始了他们的工程学徒生涯。他们二人都在德国最大的工程公司——西门子公司建立的工厂中接受了相关培训。后来，弗里德里希搬到了纽伦堡，而海因茨则在一家东德控制的前西门子公司的工厂中开始了职业生涯。两个人都在20岁出头时成家立业，并在定居的城市租公寓居住。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两兄弟的经济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他们两家人能够时常见面，但随着盟军对德国占领区界限逐渐划定，两家人之间的走动就变得越来越少了。1961年柏林墙筑起之后，他们就只能通过电话交谈了，而且联系变得越来越少。

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像成百上千万的东德人一样，海因茨开着笨重的“卫星”牌老式轿车，亲自去西柏林看个究竟。之前他就曾经听说，西德的店铺里出售的商品不但种类众多，质量也更加优良上乘；而现在他亲眼得见。无论是他的衣服还是家具，和弗里德里希的稍加对比，都显得粗滥不堪。在一片旧式军营一样的街区里，海因茨所住的那间颇为逼仄的小公寓，和弗里德里希那幢半独立花园住宅，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当海因茨描述他工作时使用的工具时，弗里德里希忍不住大笑起来。

海因茨和他的同事们都热切地支持德国的重新统一，他们相信，自己很快就能享受到西德的生活水平了。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现在，海因茨依靠德国政府发的退休金生活。而弗里德里希不仅有政府的退休金，还有西门子公司发放的一份，收入足足有海因茨的两倍。西门子公司重新收购了海因茨工作的那间工厂，厂里的一切几乎都被拆掉，目前的员工人数尚且不到海因茨印象中的一半。海因茨和他的许多前同事一样，从此再没有了工作。

1945年，德国的道路、铁路和工厂，都惨遭灭顶之灾。为了毁坏德国的生产力，盟军进行了轰炸，德国成了受害者。然而，不到几年的工夫，西德再次跻身于全球最富有、生产力最高的经济体之一，^[4]而东德却举步维艰。德国在战后被划为两个经济区域，这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接近自然科学中控制对照实验的做法。而实验的结果也一针见血。从1961年开始，柏林墙将两个经济区域分隔开。否则，这个对照实验大概在东德人口激增之后，就会提前结束了。直到28年以后，两个区域的德国公民们才真正拆毁了将他们两相隔开的围墙。

物质资本的破坏，不会直接导致经济成就方面的持久差异；而不同的经济管理制度的实施，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我们所见的全球各地经济生活之间的迥然差异，并不是资源、教育、资本或技能的可获得性的差异造成的。这些差异是经济制度的结构差异的产物。恰恰是这些差异，反过来决定了资源、教育、资本或技能的可获得性。

本书的主旨，就是要揭示这些决定我们经济生活的制度。显然，举足轻重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只有当经济制度成为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中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我所描述的“嵌入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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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lson（1996）对该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节的内容主要基于他的分析。

[2]这导致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见第5章和第24章。

[3]Hoffman（2000）估计，1994年美国的人均资本为54000美元，墨西哥的人均资本为13000美元。

[4]1950年—1960年，西德的经济年增长率超过8％，失业率由11％下降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