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市场的胜利

美国不费一枪一弹，就赢得了人类历史上最漫长、最具潜在破坏性的战争——与苏联的冷战。双方的战场在经济领域。苏联人的生产力水平如此低下，以致苏联的军事力量无法与美国匹敌，经济改革的尝试致使相关政治体制崩溃。苏联历史的最后一个章节，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即，经济体系无法与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割裂。然而人们并没有将这堂课放在心上，不管是胜利者美国，还是后来执掌俄罗斯的改革者。

通过宣告“历史的终结”^[1]，弗朗西斯·福山捕捉到了美国在这场胜利中的“胜利主义”。“自由民主环境下温和管制的市场经济”这一模式，不仅仅适合20世纪末的美国——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市场经济的胜利，似乎并不仅限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明争暗斗。1959年，俄罗斯将“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其科技实力震惊了西方世界。在西方先进国家和大型企业中，“计划经济”变得越来越有市场。然而，这种热潮只持续了10年多一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长久以来作为现代企业典范的通用汽车公司因全球竞争的发展面临严重的压力。通用电气的战略规划机制曾经是其他公司艳羡的对象，然而通用电气却因迅速摒弃这一制度而得以成功^[2]。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实行私有化制度，并撤销管制规定。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一直运转良好。《商业周刊》宣称“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技术已经改变了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随着彭博财经电视台的推波助澜，这一强势的经济表现，也完美地表现为股票市场中的一片繁荣景象。而在1996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却针对“非理性繁荣”提出了预警。格林斯潘称，美国股市的估值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超过了1929年大萧条之前的数据。然而还不止于此。这位曾经直来直去的美联储主席，如今欲言又止。

格林斯潘一直以爱打哑谜而著称。他头一次向夫人安德丽雅·米切尔求婚的时候，米切尔甚至没听懂他要表达什么。然而，在美国人的纸面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格林斯潘也在民众中以英雄一般的形象出现。究竟格林斯潘真的是那个能让千百万美国人致富的人，抑或他仅仅是那个忍不住告诉他们“一切不过是想象而已”的人，大概只能留给历史来裁断了。

丹尼尔·耶金和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对这一意识形态的转变热烈欢迎。“那时（20世纪70年代）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传统思想如今被广为批评，甚至声誉扫地或惨遭摒弃……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者在接受资本主义，政府在兜售此前国有化的公司，国家努力吸引20年前驱逐出境的跨国公司。”^[3]不过，没过10年，这种意识又遭到了更新的冲击。1999年，美国的资本主义陷入了世界金融史上规模最大，且最为荒唐的投机泡沫中，不可自拔。当泡沫到达顶峰时，突如其来的骚动，竟令世界贸易组织的西雅图会议在喧嚣中作鸟兽散。

紧接着，股市上的股票市值一路狂泻，很多普通美国老百姓逐渐对上市公司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的积蓄在不断缩水，而那些公司高管的腰包却越来越鼓。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上的胜利，令那些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们信心爆棚，于是，接下来召开的每个国际经济方面的会议，都遭到了反对示威者们的“攻陷”。国际资本主义的象征事物——麦当劳餐厅的全球连锁店——也遭到了打砸甚至焚烧。环境保护主义者也加入到了示威者的阵营中，他们不断贬低现代商业的价值。

因此，随着千禧年的熹微初现，历史的终结似乎愈发遥远，而非临近了。国际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复杂态势，由善恶分明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经济、意识形态、宗教和政治的混合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俄罗斯的生活水平跌落到一个极其低迷的水平之下，黑社会头子成了亿万富翁。民主和市场最危险、最具威胁力的反对派来自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不但拒绝市场经济，而且反对任何进步的社会价值。

如此一来，市场经济起码成了一个社会关系问题。耶金和斯坦尼斯罗继续观察发现，^[4]几乎没有人会誓死捍卫“自由市场”这个词。尽管市场经济的成功有目共睹，但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在美国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自由市场”这个词引起的却是轻蔑，而非热情。人们想要的是市场带来的产品和效率，却不想要市场本身。

跟很多人一样，对耶金和斯坦尼斯罗来说，答案就在其解释之中。商界领袖和政治家们强调针对自由企业的指导的必要性。在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讯公司破产事件，以及2003年投资银行和纽约首席检察官斯皮策达成和解之后，这样的呼吁或许变得不那么尖锐了。

这些人所信奉的市场经济的形式，我称之为美国商业模式，该模式认为，贪婪是人类在经济事务中最主要的动机；对经济行为进行的规范，总体上是不受欢迎的，应该最小化；国家的经济作用应该受到限制，主要局限在合同的强制执行和私有财产权利方面；税收不应过高，只要能满足政府实现其目标，并提供适度的福利保障网络的需求即可。

这些主张在美国受到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支持，在全世界得到众多商业财经人士的广泛追捧。然而，却很难推广，特别是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本书中，我提出，这些主张跟实际的市场运行情况几乎毫无关系，试图依照这些理论对市场进行重塑的行动，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造成的危害，至少不少于其产生的助益。

利己的作用

只有圣人和傻瓜才会否认，利己在经济行为当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经济行为并不只是由利己思想主导的，“利己”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但是从他乏味的自传^[5]当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他的激情来源并不是金钱，而是对信息科技的热爱。对沃伦·巴菲特来说，“不是为了钱，我享受的，是赚钱和看着钱越来越多的乐趣。”^[6]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从打网球到做生意，在所有活动中，最成功的是那些热爱这项活动本身，而不是以此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的人。如果比尔·盖茨的出发点是追求物质享乐，那么他现在就该躺在沙滩上，而不会还待在雷德蒙德的办公室里了。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醉心于个人所得的聪明人。他们本能地被政治吸引：掌握国家机器是实现个人富有最快捷、最笃定的方法。大部分富裕国家建立起了相关的机制，将这种人排除在政府之外——这也是导致某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的原因之一。在当今美国和其他某些国家，你可以通过赚大钱进入政坛，但却不能通过进入政坛赚大钱。而经验表明，在商界贪婪的人，往往也会成为腐败的政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将军或刚果的约瑟夫·蒙博托，他们分不清自己的钱和其他人的钱之间的界限。极端利己的物质主义是一种反社会的象征，而不是伟大的商业领袖的特质。总体来说，极度贪婪的个人长期来看不会成功，因为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成功需要与他人的合作。最优秀的商业领袖比起金钱更关心事业。

这种复杂的动机，不仅对那些成功经营大型公司的人适用，对那些在大企业里高效工作的人来说亦如是。对许多人来说，地位、同事的尊重和友谊，跟收入同样重要。各种各样的回报，令人们在团队中团结合作，创造和分享组织知识，这正是众多现代企业享有竞争优势的基础。马克思正确地预见到，大型制造业终将走上末路，因为大型生产设备将令工人、经理人和所有人之间产生隔阂。但是，机制和他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并不是工人们会造反反抗老板，而是顾客们会抵制这种生产线上生产出的粗制滥造的产品。

嵌入式市场

市场的胜利，是一种机制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发挥作用所产生的胜利。这种环境不是事后总结出来的，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市场力量对严酷现实的一种应激反应，就像一天的枯燥工作之后通过娱乐设施得到舒缓一样。如果没有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支持，协同工作、共享信息、协调经济活动，以及个人和商业行为之间的互信，都不可能存在，而这些是复杂的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现如今，以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和反复强调的机会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都不存在富裕的自由市场经济，尼日利亚和海地就是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不佳。后共产主义国家俄罗斯摧毁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却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替代机制，所以，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仍然在拖着自然资源和国民发展的后腿。

这种体制环境，通常又被称为法治规范。法治规范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无法保障协议能够被强制执行，那么建立高效经济关系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但是协调我们的行动或激励我们共同工作的并不是法律。从更大的程度上来说，法律也无法强制达成协议，或者建立起互信。用法律程序来规范日常关系，花费太过高昂，不确定性也太高，且不仅在美国如是。我们互相依存，履行合同，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继续共同从事商业活动。

“自由市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这是因为，市场只能在一个由约定和规则搭建的框架之内运行。我将在第12章介绍圣雷莫的花卉市场，据我所知，这是最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机制，我在教经济学的时候曾经给学生们讲过。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也要通过一种周密的社会关系架构来运行。还有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这里也是一个完全竞争的近似体，展现着赤裸裸的贪欲。尽管电子交易和数据的高速交换，使得金融服务业已经不必非要有实体市场，证券业仍然聚集于曼哈顿下城区的一块地价昂贵的小区域里。市场需要保持个体接触，因此物理位置的接近仍然不可或缺。

对市场的管制

面对面交流的人际关系，令市场的管理可以由市场参与者们自身实现，而非通过政府官僚机构施加而成。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社会惯例和政府规范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穿西装打领带上班是一种自发的决策，而车速的限制则是强制的。这种分别在欧洲人眼中似乎没有这么严重。在英国，几十年来，说起财务规范机制，人们会说，那就是“英格兰银行行长挑挑眉毛”。这个比喻表达了对监管机构非正式却强有力的不以为然。市场参与者们共同的社会背景令这一体系得以生效。然而，当伦敦城成为一个更加民主的所在，当全球化将外国人带入这个市场时，这套体系就不能够再维系下去了——外国人不懂得这些信号的含义，或者未能领会到这些信号，反而造成负面影响。于是，英国就有了一部规范条例，还有一个类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组织。

国际化的伦敦城无法继续采用如管理者的眉高眼低这种非正式的规范，但这样的机制在世界最成功的经济体中却无处不在——西欧的小国家如丹麦、挪威和瑞士。这些国家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其环境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罕有其匹。同质的小团体特别适合采用复杂而心照不宣的管理机制，现代经济就在这样的机制之下运行；同样的机制在差异化、多元化的社会中也能运行良好，但维持起来难度却要更大。

年轻的艾伦·格林斯潘曾经写道：“规章制度的文件底下，放着的是一把枪。”^[7]然而，其中透露出人们对民主社会中的经济规范特征的一个深刻误解：如果一种规范要靠枪炮才能执行，那这种规范肯定无法长期有效地执行。如果你在挪威做生意，却不按挪威的路数来，你并不会被开上一枪——挪威几乎没有枪支——但是你的生意却大概不会十分成功。在瑞士，你也不会挨枪子儿，尽管瑞士枪支很多。瑞士国家部队是一支全体国民武装力量，在形成支撑瑞士商业关系结构的过程中，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格林斯潘有两条特别的甚至高贵的眉毛，在20世纪90年代，大可以用来打消那些过度投机资产市场的念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化，以及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经济行为模型的发展，损害了以道德权威进行管制的能力。如果人们更倾向于质疑限制他们行为的权威，制定基本原则就变得更加必要——但并不总是有效。当今限制欧洲经济的正式规则，大部分是市场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行为期望的法律汇编，往往粗糙而刻板。

众多市场经济体

挪威和丹麦都不是“最低限度的国家”。在这一方面，美国也不是——事实上，美国的政府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而美国政府也越来越不怯于提醒人们这一点。挪威和丹麦的税收也很高，在全世界税收最高的国家之列。瑞士的课税稍微低一点，但瑞士的政府结构是独一无二的——权力极强，也极其分散。此外，丹麦、挪威和瑞士的社会也都没有以下特质：无节制的贪婪、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最低限度的国家。

丹麦、挪威和瑞士都是小国，三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尚且没有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州多。但是，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是小国^[8]，这或许不是偶然的。边境开放的小国可以将社会凝聚力与动态经济相结合，而这对于大国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小国还可以保持其特殊的个性。挪威和瑞士都选择了不加入欧盟，尽管它们都加入了欧洲自由经济区。

如果提议美国仿效丹麦、挪威或瑞士的经济体制，是非常荒谬的。反之也同样荒谬。很明显，自由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是经济组织最有效的形式。但是，也有很多其他成功模式。这些成功模式都是经济制度和政治文化共同进步的独特过程的结果。存在多种成功的经济模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每个不同的社会都有不同的特征，所以全球化、国际劳动分工能够极其高效地提高生活水平。

全世界有大约20个经济生产力发达的经济体，总人口大约8亿，其中3亿人生活在北美，西欧人数略多一点，其余的在亚洲和大洋洲。人们往往会选取其中一两个富裕国家作为当下的成功典范。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典范是日本。1989年日本日薄西山之后，德国经济的杰出表现广受赞誉，接下来，德国受困于重新统一的负担，世人的注意力投向了“亚洲四小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成为了最为经济评论家和商业领袖们称道的经济体。

但是，正如我将于第4章中所论述的那样，这20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表现差异，与这20个国家跟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相比，堪称微不足道。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区别极其鲜明，并且旷日持久。中国仍然非常贫穷，但是海外华人的杰出成就，以及中国境内国人日益增长的成就，很可能改变21世纪的世界经济平衡。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为什么18世纪的高速经济发展始于欧洲西北部，而非中国东南部。

历史未央

种种不同的经验证明，现代经济的成功模式并非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决定性，如今被美国商业模式的支持者们所采用，堪称罕见的逆转。这两种理论对那些试图通过简单确定的真理指导复杂世界的人十分具有吸引力——普遍解释的大叙事。

然而，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真正教训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大叙事”。而是——世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理论。一种极端命题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与它相反的命题是正确的。贪婪不是唯一的经济动机，但如果只依靠利他主义来寄送杂货和录像机的话，我们的经济也不可能繁荣发展。国家对工业进行集中管制效果极其糟糕，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或者应该——不发挥经济作用。不管是从社会角度还是经济角度，如果不能就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合法性达成广泛共识，社会就不可能兴旺发达。整整150年间，由于缺乏这种共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裹足不前。然而，太高的税收也会令人们忽视新财富的创造，而更多地关注如何将现有财富保存在私人手中。

事实正是如此。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不可能用一句话或一段话说明，正如人的身体是如何运行的也无法用一句话或一段话说明，理由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和人的身体都是复杂而相互依赖的体系，而且两者都是进化发展的结果，而非设计的产物。宪法有其缔造者，大楼有其建筑师，但是，市场经济却没有设计者。亚当·斯密记录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编年史，但他并没有发明市场经济。

市场的真相

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分析，必须像药品说明书一样，一章一章、一节一节地展开。本书中将讲述现代市场组织的基本原理。在亚当·斯密时代，大部分生产的产品还都用于生产者个人使用，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情况依然如此。亚当·斯密最伟大的洞见，在于发现了劳动分工的出现。个人、企业和国家专精不同的活动，反映出它们各自独特的能力。（大部分人，特别是没有读过亚当·斯密著作的人，认为“看不见的手”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这点在第17章中进行了更全面的讨论。）经济不断发展，劳动分工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在富裕国家，我们日常消费的产品，反映出成千上万人、数百个行业的工作。亚当·斯密观察到，“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彼时，他无法想象，全球化会将劳动分工的规模扩展到多么大的程度，更将大大加速他所说的“富裕的进程”。

劳动分工的发展，是富裕国家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技术和有组织创新的飞速进步也至关重要。如果要用一个短语来概括市场经济的力量所在，那就是“有序多样化”。有序多样化是市场经济中持续不断的实验进程，大部分实验都失败了，终结了，然而极少数成功的实验成果飞快地推广开来。有序的多样化稀释权威，深入挖掘局部知识。

与之相反，在中央计划经济中，说出正确答案的只有一个声音，通过施加阶级权威榨取信息，执行决定。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不在于国有和私营的区别，而在于在进行决策时采取的是集权还是分权的方式。这两种区别往往最终是同一回事，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个人电脑的革命证明了有序多样化的高效率，但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只是因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尽管已经占据了业内强势地位，却并未（真正地）掌控该行业。IBM释放出了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妖怪。

几乎没有几个公司或企业家的成功，是来自对未来永远正确的预见。创新依靠的不是能正确预见未来的聪明人。如果是那样的话，计划机构委员会的理性评估通常就该产生比企业家的直觉更好的结果。创新的出现是因为，在企业家们这些困惑而矛盾的判断之中，极少数开花结果了。就仿佛，在自然选择无止境的突变当中，一小部分——只有一小部分——对物种有益。事后诸葛亮的我们，当然会为那些睿智的决策者喝彩，事实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有时候，这种喝彩实至名归，不过，通常情况下，这些人所表现出的先见之明，就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

尽管有许多人对市场力量的有效性怀抱着天真的信任，但是无组织优于有组织这种认识，还是与直觉非常不一致。商界人士意识到了中央集中管理和计划经济的不足，经济由国家政府进行管理，而政府并不了解经济，正因如此，中央集中管理和计划经济必将在本国失败。市场的真相是，并不是商人比官员聪明——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更聪明。市场的力量在于，它并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个人的天才。市场并不依赖没有人能掌握的知识，或者不可能收集的信息。

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市场的自发性秩序是如何比有意识的、中央集中的计划体系更高效地执行和协调劳动分工的。距离亚当·斯密写下“看不见的手”，已经过去了200年，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确定的答案。而在本书中，我发现，这是最难写的一部分，可能你也会觉得这是最难读懂的部分。我会简述曾经有人提出的几种答案。

环境的作用

劳动分工实现专业化，令我们通过生产与交换获得收益——巨额收益。有序多样化带来的创新发展使我们受益匪浅。分权决策产生自发性秩序，从而令市场经济实现协调。这就是我们对市场真相最核心的认识。然而，老实说，这种认识是不完整的。

在现代经济中，我们习惯性地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在市场中，卖家比买家对商品的特性了解得多得多。商标、广告、商誉和管理机构等社会制度，确保宾馆的舒适性，麦当劳的可预测性，医生的胜任性，还有银行的偿付能力。这些社会制度当中，有些是通过个人的自发行为产生的，还有一些是政府成立的。这两种类型往往会互相作用。厂家的商标是个人行为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法规禁止竞争者使用同样的商标，那商标便毫无意义。

我们无法通过在无关联的交易者之间进行公平谈判，生产现代经济中消费者们需要的那些复杂产品。如果生产线上的每个人都要通过谈判才能接收产品、传递产品，人们就会谈判个不停，却没时间生产了。市场运作的成本不菲，我们仰赖市场的效率抵偿其成本，并通过社会制度减少成本。

只有当我们组成团队，共享信息，在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发展信任关系，商业才能实现高效的生产，一小部分发展出竞争优势。如果制度建立在“个人不可信，因为他们的动机都是纯粹工具主义的”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些预期便会成真。产品的质量和生产的灵活性将相应地很低。这就是1980年代，日本的公司给美国厂商们留下的教训。

我在经济学课程中描述的竞争市场，并未产生最终能带来技术创新的新基础知识。无管理的市场当中，利己的个人一心只想着卖个好价钱。理解地球围着太阳转、热力学的法则，还有DNA的双螺旋结构，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美国经济的现实和美国商业模式的讽刺景象，两者之间的对比最明显之处，莫过于基础研究的管理领域。当今，美国在先进科学领域几乎已经完全树立起了领导地位。然而，美国这方面制度的发展，并非源于美国商业模式的任何一条基本思想：自利、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最小化国家，而是制度和金融多元化的产物，并出于渴望发现的强烈动机。

本书中将要系统讲解的事例颇多，其中精挑细选的这几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具有有序多样化特点的市场制度，是因为其所嵌入的社会环境才会起作用。最深入地嵌入社会的市场经济，莫过于美国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本书中总结出的悖论。美国商业模式不是——也不可能是——美国经济的真实写照。

然而，对那些基于意识形态的改革者们来说，世界不符合一种模式，说明需要改变的是世界，而不是这一模式。怀着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他们所控制的经济体的经济情况和社会结构，造成了难以言说的破坏。如今，美国商业模式的支持者们造成了同样的危险。他们无法解释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一点不但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还妨碍了其运行。

一本旨在解释经济理论核心内容的书的作者面临的问题，是量子力学、进化生物学或基因组学类图书的作者不会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清楚，自己几乎完全不懂量子力学、进化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然而许多人都认为，通过个人的实际经验，他们对经济学早已颇有了解——这就是我在第15章中讲述的“DIY（自己动手）经济学”。正如乔什·比林斯所说，关于经济学的大众观点和政治观点，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什么，而在于我们知道的事并非事实。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揭示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并非事实”的事——比如美国商业模式的力量和必然性——并令我们了解到真正该知道的东西：复杂、优美而微妙的嵌入式制度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构成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其中便包括美国这一由复杂、优美而微妙的制度构成的成功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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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ukuyama（1989，1992）.

[2]Mintzberg（1994）描述了这些发展。

[3]Yergin and Stanislaw（1998），10.

[4]Yergin and Stanislaw（1998），398.

[5]Gates（1995，1999）.

[6]Lowenstein（1995）.

[7]Greenspan （1963） in Rand （1967）.

[8]此处还有一个数据统计问题：如果将美国分为独立的州，许多州的富裕程度超过美国的平均水平，事实上，有的州相当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