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奢望，也就不会有苛求

在《契诃夫回忆录》中，谈及契诃夫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有两篇。一是女作家阿维洛娃的《在我生活里的安·巴·契诃夫》，另一出自契诃夫妻子克尼碧尔-契诃娃笔下。在1960年代，前者吸引着我，让我激动，以至不觉得它有几十页的篇幅。它是阿维洛娃去世5年（1947）之后才公开发表的，里面记述了契诃夫与她的秘密的感情关系。写到有三个孩子的阿维洛娃，在1889年见到契诃夫时，怎样的感到一种“照亮我的灵魂的亲密”，并“老是带着淡淡的、梦样的哀伤想起他”。这里有“刻骨铭心”的情感，让当事人甜蜜，但也经受折磨的思念。当然，还有许多有关爱情的“小伎俩”“小诡计”穿插期间，增添了这种无望的情感经历的滋味。这看起来有点像契诃夫《关于爱情》这个故事的现实生活版本：被压抑的、温柔忧郁的爱有可能粗暴毁掉平稳的生活所产生的胆怯。

所幸的是，不论是《关于爱情》这个短篇，还是契诃夫自己，都没有落入这样的俗套。其实并不是有关勇气、胆量的问题。作家经常提出，也苦苦思索的问题是，情感、思想的那种没有间隙的交流是可能的吗？在契诃夫的札记中，他对此做了回答：“爱情，这或者是某种过去曾是伟大的东西的遗迹；或者是将来会变成伟大的东西的因素；而现在呢，它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它给你的比你所期待的要少的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这样一句话讲得十分确切：“不爱是容易理解的，而爱却永远无法成为谈话的内容。”（引自孙柏论文）

但是在60年代，你不了解，也没有条件了解这一点。你处在一个幻想的，热衷于“浪漫”情调和“浪漫”表达的年龄。契诃夫对这种“浪漫主义式”的事物、情感总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因此，你几乎没有注意到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克尼碧尔-契诃娃（1870—1959）的那一篇《回忆契诃夫》。克尼碧尔所写到的深挚情感，完全不是阿维洛娃式的。里面没有什么“觉得我的心忽然跳了起来，好像什么东西打中了我的头似的”那种叙述。“我决定把我的生活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生活结合起来，尽管他身体很弱，而我又是那样热爱舞台。我相信生活可能，而且应该是幸福的，事实也是如此，我们虽然常常因为分离而痛苦；但这些痛苦的离别之后总是愉快的会面。”——这样的平淡、理智，甚至谈不上亲密的文字，在你年青的时候，觉得有点诧异。而他们结婚的时候，契诃夫在给苏沃陵的信中的那些话——“请原谅，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应该照旧，那就是说，她应该住在莫斯科，我住在乡下（他当时住在梅里霍沃——引者），我会去看她的。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更觉得不可思议。这封信克尼碧尔也读过，但是如克尼碧尔说的，他们从未谈过“生活不能彻底结合”的原因。

不过，在你年老时重读的时候，你离开了对阿维洛娃叙述的热爱，你却从克尼碧尔那里得到真正的感动。契诃夫去世的情景，克尼碧尔有如下的记述：

医生走了，在这寂静、闷人的夜晚，那瓶没有喝完的香槟酒的瓶塞忽然跳起来，发出可怕的响声……天渐渐亮了，大自然醒来，我听到鸟儿温柔、美妙的歌声，它们像是在唱第一支挽歌，附近教堂送来一阵阵的琴声。没有人声，没有日常生活的纷扰，眼前只有死亡的美丽、静穆和庄严……

我直到听见醒来的生活的第一个响声，看见人们走进来，这才感到悲痛，感到自己失去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一个人，但是……我当时究竟有什么感受，有什么体验，我要反复地说，这对我来说至今仍旧是一个不可捉摸的谜……那样的时刻，在我的生活里以前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了……24

也许倒是意识到存在某种障碍，意识到不可能“彻底结合”的克尼碧尔，对契诃夫有更真切的了解。她因此也尊重了这种了解。契诃夫也好，克尼碧尔也好，并没有对他人，或者对自己的情感、生活有所奢望，因而对此也就没有苛刻、过分的要求。

2007年7月—2008年3月

2011年2月附记：在编辑本书的时候，偶然读到梁文道先生2010年10月24日22点26分在“凤凰网”博客上的一段文字，题目是《契诃夫在萨哈林岛》。这段令人感触至深的文字所触及的，是我们许多人曾遭遇，或仍在遭遇的问题。只是我们既缺乏契诃夫的“赎罪”的勇气，也没有他那“天纵的才情”！

那年夏天，是香港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学校不再上课，或者说，每一节课都成了历史课，平素昏沉呆板的老师这时都成了大演说家，站在桌前慷慨激昂，目光含泪。写字楼不再上班，大家围在收音机旁，老板不只不指摘，还走出来下令：“开大声点！”一室肃然，鸦雀无声，只听到纸页偶而翻动。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你却还在书房里沉吟一句诗的韵脚，琢磨最恰当的隐喻，好让这首诗里的每一个字都像镶在项链上的宝石那样，精密吻合，不可动摇半分。这，难道不野蛮？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艺术与革命之矛盾，创作自主与社会责任之优次的困境，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岁，正要参与人生第一部剧场创作，正想把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郁闷和刚刚学到的青涩理论全都呕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长也比我成熟的伙伴却在争论这台戏还该不该演。

“艺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问，“难道不就是为了回应时代，甚至呼唤那未来的世界吗？如今，世界就在这黑匣子外边，时代已然降临。我们竟然还要演戏？这岂不是太过自私！”也有人主张，如果政治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主，我们凭什么要在巨大的热潮前弯身让步？始终不懈地实践自己的艺术追求，恐怕才是体现自由的最佳选择。毕竟，在属于斯大林的夜晚，连唱一首情歌也是政治的。

就是这样，两帮人争论了几个日夜，到了演出的那天，有人留在剧场，有人上街寻找更大而且更真的舞台。

那年夏天，连剧场的常客也都不见了，他们一一隐身于街头的人海洪流。很多年后，我在已故台湾学者吴潜诚的书里读到爱尔兰大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的《契诃夫在萨哈林岛》（“Chekhov on Sakhalin”），乃能逐渐逼近这个问题的核心。契诃夫和鲁迅一样，是位医生作家。不同的是，这位短篇小说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诊治俄罗斯，而且从未放弃过行医救人。饶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于自己的失责。世间苦难深重，他却放纵自己的艺术才华，这实在无异于一种轻佻的冒犯。于是他决定走一趟萨哈林岛（也就是今天的库页岛）。那是沙俄时期的监狱岛，囚禁的全是政治犯和暴乱分子。

契诃夫要为岛上的犯人写一本书，描述他们的故事，传达他们的声音。很明显，这是一趟赎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艰苦的旅程。因为从莫斯科到远东，中间是西伯利亚的苦寒荒凉，行程至少六个月。起行之前，朋友赠他一瓶顶级法国白兰地。他就把这瓶昂贵的琼浆放进行囊，一路摇摇晃晃，在登陆岛上的第一个晚上，他才终于打开了这瓶白兰地。

希尼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兰地。在周围弥漫着迫害气息和残酷音乐当中，他品尝着浓郁的醇酒和奢华放纵。”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礼物，也是一位艺术家的天赋（gift）。契诃夫在脚镣撞击的声响中，尽情享受创作的快悦，释放自己天纵的才情。因为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赎罪之旅已然结束（也同时开启）。在两座险峻的悬崖之间，他找到了最细微精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