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多学而识”与“一以贯之”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提出了第一个简单的认识论学说，不过，中国古代谈的知或认识问题主要是以道德知识为主，与西方认识论主要讲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有所不同。孔子区别了“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认为“生而知之”的人高于“学而知之”的人。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论语·季氏》）孔子似乎承认了有的人可以不学而知，但他从来没有讲过谁是“生而知之者”，他断言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只是学而知之者。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认为他自己的知识都是由于爱好古代文化、勤敏学习而获得的，这不是一般的谦词，而说的是真实感受。看来，他所谓的“生而知之者上也”不过是一种假设之词，他并不认为会有什么人真能生而知之。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他反对“不知而作”，说他自己没有那种不懂却凭空妄作的毛病。他的学习包括“多闻”与“多见”两个方面：“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多闻”即选择接受前人已有的知识，属于间接认识；“多见”是积累经验，属于直接的感性认识。孔子肯定了耳目感官之知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这是正确合理的。孔子肯定了感性认识，但不以感性认识为最高认识，比感性认识更为重要的就是“一以贯之”。孔子有一次问子贡说：你们认为我是“多学而识”（博闻强记）的人吧？子贡回答：是这样，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对，我是“一以贯之”的。“一以贯之”即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把所有的知识贯穿起来。“一以贯之”是理论思维的结果。孔子认为仅仅多闻多见并且记住所闻所见是很不够的，必须经过理性思考，从中提炼出概括性的理论，把所学的知识贯穿、统帅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一以贯之”高于“多学而识”，但“多学而识”还是基础。孔子自己说过“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多学而识就是“下学”，一以贯之就是“上达”。“下学而上达”也就相当于由经验上升到理论。“一以贯之”有赖于“多学而识”，“多学而识”有待于“一以贯之”，这也就相当于说，理论认识有赖于感性经验的基础，而感性经验必须上升为理论知识才能获得新的意义。孔子关于“多学而识”与“一以贯之”的学说，包含了关于经验与理论的关系的见解。

“多学而识”是学，“一以贯之”属于思，孔子兼重学与思两个方面，他关于学与思的关系有两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就是说，只知多闻多见的学习，不重视认真思考就会茫然无所获；相反，只知凭空思考而不重视学习也会陷入迷妄。“学”与“思”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但“学”是基础。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说明没有见闻之知做基础，凭空冥想是没有用的。孔子所说的“学”相当于感性认识的过程，他所说的“思”大致相当于理性认识的过程，感性认识应该上升到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决不能脱离感性认识的基础。孔子在两千四百年前所讲的“学”与“思”的关系，虽然比较简单，但基本上是正确的。

孔子是两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他说自己“述而不作”并非没有自己的创造性，而是总结了西周以来的道德与历史文化传统，从中提炼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虽然看似简单，却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是中华文明进入世界轴心时代的标志，也是中华文化和智慧的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