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万县城，以及从万县到重庆之旅

3月1日拂晓，我们来到万县的一座多层宝塔旁边，宝塔挺立高处，下临城镇的入口，给县城带来好运。这里是一片美丽的乡土，巧克力色的土壤一派丰饶，山坡上星星点点的农舍分布在竹林和松林中，在变化多端的青翠农田之间，镶嵌着一片片怒放的金色油菜花。水流较急，但是水不深，船被拖着走，不时搁浅在鹅卵石上，最终绕过尖岬，万县出现在面前。此城是宜昌和重庆的中间点。干练的老板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准备陪我上岸，他对自己如此迅速地把我送达的技艺感到兴高采烈。他说：“舢板那摩温！了不得！”然后举起双手，折转七个指头，表示我们用了七天到达这里。然后他又指着我们经过的那些船只，用手指数着十五，我明白他指的是，如果我乘坐的是其他船而不是他的，就得花十五天而非七天。

各式各样的木船，黑压压一片，头朝外停泊在岸边。其中许多是大型运输船，船体跟阿伯丁快速帆船相仿。它们大多挂着外国旗，这样可以免除中国厘金局反复无常的课税，而只要缴纳百分之五的综合税，即按货物计算的从价税，由大清海关在宜昌或重庆两地征收。我们借助钩头篙和船桨，缓缓穿过一艘又一艘大木船的平衡舵的舵叶，最终来到上岸点。码头的岩石上有一堆妇女在洗涤，用木砧敲打着垫在石头上的硬邦邦的衣服。当我这个着装怪异的洋鬼子穿过她们中间跨上岸时，她们都停下了手中活计。万县对着洋装的洋人并不友好。我不知道这一点，上岸时是欧洲人打扮。我从未受到过在这个县城得到的那样自发的欢迎，我也绝不想再接受一次。我在一条小河的口子上登岸，小河把城墙围着的城镇隔在东边，西边是城墙外一片更大的居民区。老板和我走在一起。我们从万县妇女中间经过。在船舶周围闲逛的一些男孩和一些衣衫褴褛的人看见我，朝我跑来，并“洋鬼子，洋鬼子”地叫喊着。

在一排货摊后面，一个说书人周围聚集着一群人，他瞬间被晾在一边，人群跟着我走上斜坡，大喊大叫，亲密程度对于一个敏感的陌生人来说，真是无礼之极。我那壮实的小伙子希望我把那张与舰艇旗帜一般大的护照亮一下，但我不是愚蠢到会这样做的傻瓜，因为护照还有好几个月要用。面对嘲弄的嘈杂人群，我不得不泰然而行，仿佛我对这种示威感到享受。有一次我停下来对人群讲话，由于我不懂中文，我用英语温和但轻蔑地告诉他们，他们的行为让我认识到他们母亲的道德水准，他们的放肆让我冥思他们在阴曹地府受煎熬的情景；然后，借助中国式诅咒，我大胆地表达了一个希望，他们的灵魂再次返回世间时，将寄居在猪的体内，因为，在我看来，那是唯一适合它们待的地方。

但是我的话不起作用。我面带微笑，心中暴怒，带着游行队伍沿河走上一座石桥，大部分人在这里离开了我，仅仅是挪了一下位置，在对岸更加狂热地聚集起来。我在挤挤攘攘的人群中站了一会儿，看看河面上的精巧质朴的石桥，它由大石块跨河而筑，我还看见远处有一座高拱的桥，它以恢宏的单孔搭在两岸，它离水面如此之高，当夏季的雨水使这条小河涨成宽阔的航道时，大帆船可以从下面经过。

然后我们登上陡峭的河岸，进入县城，穿过肮脏狭窄的巷子到了大街上，人群还跟着我，商店里的人倾巢而出跑到街上看我。我们经过清真寺、罗马天主教教会和城隍庙，来到一幢中式房子面前，我窜进院子，但是房门紧闭，于是从另一道门进去，发现我到了中国内地会传教站的驻所，在台阶上迎接我的人，像天朝人一样梳着辫子，他是霍柏·吉尔先生。然后我得知，是我的穿着引起了那场向我致敬的示威。一小时后，当我出来再次上街时，人群还守着看我，但看到我穿得跟他们自己一样，却感到失望。刚刚我已经恢复了中国打扮。“瞧，”人们说，“瞧这个洋人，他刚才穿的是洋装，现在却穿中国衣服，还有辫子。瞧他的辫子，是假的。”我脱下帽子搔搔头。“瞧，”他们又嚷嚷起来，“瞧他的辫子，是粘在帽子里边的。”然而他们不再跟我了。

中国内地会在万县有三名传教士，其中一个来自悉尼。传教工作已经开展了六年，不同的调查者对它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相当成功，有的认为完全失败。

霍柏·吉尔，传教站老资格的成员，这个最热心的好人，为他那令人灰心的任务诚挚而投入地不停工作着，受到一片赞扬。作为一名千禧年前论者，他不停歇地在全城到处布道，他的布道热情洋溢，不分对象。他的方法被中国人用家喻户晓的谚语挖苦为“瞎眼鸡叼虫子”般的无效努力。差不多所有的万县人都听过他那或多或少解释得不清楚的讲道，但是如果他们拒绝救赎，责任在他们自己。

在霍乱流行期间，这个勇敢的人也绝不离开岗位，他从不拒绝人们叫他去处理病人和垂死之人，他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人。然而他得到的回报是什么？中国人认为，他干这些事，不是出于对同类无私的爱（而这就是他无可怀疑的动机），而是为自己在坟墓那头的冥界积累功德。这名传教士表达了多数人的观点：“感激之情是心灵或头脑的状态，但似乎无法存在于华人的体内。”但也有其他传教士告诉我，在感激方面，没有人拥有华人的那种鲜明感觉，也没有人能比他们更诚挚地表白出来。“如果我们的说话被比作青蛙咕咕叫，我们不在意，我们只是要坦率地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这是一名心怀感激的中国病人向来到中国的第一个医疗传教士致辞时说过的话。明恩溥说，华人会自己告诉你，“事情并不是那样的，因为不表达不等于没有感受到感激之情。如果哑巴吞下了牙齿，他说不出什么，但他心知肚明”。

自从1887年建站以来，万县内地会不屈不挠地开展工作。虽然不幸地还没有皈依者，但是有了三名有希望的“问道者”，谁的皈依速度更快，谁就更有可能在日后受到雇用。他们对这种方式有争议，他们引用梅思恩牧师在1890年传教士上海大会上就引用过的话说：“如果洋先生关心我们的肉体，我们就会如他所愿去寻求灵魂的救赎。”雇用皈依者的问题，是在华传教士面临的首要问题。狄考文牧师说：“人们一旦加入某个宗教，就依赖它生活……这一源自佛教的观念在中国普遍流行。如果某个华人转变成基督徒，他就指望靠基督教生活。”

我见到了三名问道者之一，在掌握教义知识方面，他被认为是三个人中最长进的。我不愿意作不厚道的描写，但我不得不说，这个人是一个贫穷、可怜、衣衫褴褛的苦力，他在绕着传教站墙角的一个破烂货摊上卖一种最普通的带沙砾的烧饼，不会读也不会写，属于智力迟钝的非常低下的阶层。这个可怜虫是一个三岁小女孩的父亲，他那唯一的孩子又聋又哑。于是有人担心，只是出于对小东西的宠爱，才诱使他给予传教士希望，使得传教士在他身上看到艰苦努力的第一个成果，即成为他们教育下在教区内首个得救之人。这个人还怀有一种含糊的指望，如果洋先生认为他已经充分皈依，他们也许愿意恢复可怜的小女儿的语言能力和听力。这样的收获实在是有限。

在中式晚餐之后，教会成员和我到郊外散步。在大路上，我们遇见一群乞丐，每个人都拿着一碗垃圾饭菜和一根长棍子，几块破布系在腰间，这是我见过的最穷的穷人。他们都是这个县城的乞丐，刚刚从“万县栖流所”领到免费午餐。此地有三家安抚贫困的施舍机构，完全由慈善组织赞助，据说年平均进账有四万两。万县是个富裕的城市，有不少大商铺和大盐行。拥有土地的士绅和大帆船的船主们都在这里有家宅。私立慈善团体中市民的捐款对于中国城市来说数目也是异常巨大。此地最有公益精神的市民是陈，中国的商界巨子之一，他的交易严格限定在本国货范围内。凭借父亲遗留的一百两银子起家，陈现在的业务遍布全国，据说各种交易带来的年平均净收入达二十五万两。他的正直有口皆碑，他的善行使地方受益不浅。通过开凿夔州府附近风箱峡的峭壁，一条纤道从坚固的岩石上开辟出来，这就是由他出资的，据说耗银达十万两。这些善举不仅为陈积累了天堂的功德，也使他在现世得到报偿。他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考上了翰林级别，这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学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种考试的成功，须托庇于文昌帝君。这位道教的文学之神，“世世代代把他的神奇影响降下人间”。如果这位神看见并嘉许某位父亲做的好事，就会把成功给予他的儿子。而当儿子荣归故里，他就会带着朝廷赏赐的荣耀受到满城的欢迎，被簇拥入城。他的功名成就，对于生养他的城市来说，是一种凯旋。

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出到城外，沿着石板路和蜿蜒通向山坡的石阶走去，小路穿过层层梯田，上面种满各种谷物和茂密的罂粟。世界上最富饶美丽的乡土景色展现出来。下到山谷里就看见当地最富有的乡绅之一卞家的宅第。往远处可以看见一条大道的开端，那是一条八英尺宽的铺设良好的堤道，延伸数百英里通向省会成都，在大清帝国的同类工程中居于最精良之列。各个山头上都有堡垒。最显眼的一个在五英里开外的天生城山上俯瞰着县城。好博逊说，它建于太平军暴乱期间；而传教士说它在前朝就已经存在，这些不一致的陈述与这个矛盾之国的特性吻合。但是，这个堡垒的年龄不论是三十年还是二百五十年，到现在已是徒有虚名，目前它的驻扎者是和平的农民。

我们遇见的华人都礼貌地问“饭吃过没有”或“要去哪里”，我们则准确作答。但是当我们同样礼貌地问行人要去哪里，他们都朝天边努努下巴说：“很远。”

我们参观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富翁的宅院，那是他不久前连同三千英亩农田一起刚刚继承的遗产，我们被告知，这些土地给他带来每年七万两银子的收入。主人不在家，他为了对付科考，在城里的私塾念书，管家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参观富丽堂皇的客厅、闪亮的镀金匾牌、几重大院和花园假山。这座华丽的宅第是坚固的木石建筑，配有精雕细刻的隔扇门窗。

回到传教站已经有点晚了，我登上小五板船时天都黑了。小伙子们没有偷懒，他们买来了质量上乘的新鲜补给，并把小船布置得更加舒适。三个好心的传教士前来祝我一路平安。勇敢的人们！他们理应得到更慷慨的好运，比他们迄今为止的命运更好。我们穿过江水，在县城上方停锚，准备明天一大早出发。

离开万县的这一天，我们在整个旅行中第一次需要来自其他大帆船的帮助，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援手。当时我们的纤绳已经整根磨破了，而且又遇到麻烦，正准备穿过岩石之间的急流，一艘大帆船由人力拉着从我们旁边经过，他们看见了我们的困境，就钩住我们的船，带着我们脱出险境。当晚我们停泊在石宝寨下面，这也许是长江上最壮观的地标。这是一块孤立的岩石，从两百英尺高处上升到三百英尺，底部有六十英尺宽，垂直地插在一个更早生成的峭壁上。一座九级塔楼面朝东南镶嵌在岩石中，山顶上还有一个寺庙。

令人惊异的是，我的伙计们在船上活得很自在。他们每天饱食三顿，总是米饭加充足的蔬菜，经常还有一小份猪肉。烧饭都是在途中进行，为此备有两个土陶的火炉，两口锅，一个水罐。长江上沿途都有充足而便宜的白菜、萝卜。货物满到围栏的小舢板，中途截住各种船只，一捆新鲜蔬菜叫价相当于八分之三便士的铜钱。另有一些小船在叫卖砍成小段、扎成小捆的柴火，还有木炭条。煤到处都很丰富，还有用煤渣和泥土混合制成的出色的煤砖。

在余下的旅程中，沿途都是美丽的乡野。从山顶到水际，山坡上是一连串的梯田，有各种庄稼和不少的罂粟，还有漂亮的小村落和兴旺的农庄，一条半英里宽的江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背衬着远处积雪的群山。竹棚到处都是，里面摆着成卷的纤藤，以及草席和竹篮，还有宽如雨伞的四川大檐草帽。

3月5日早晨，我被前方的尖叫和呼喊声吵醒。我从小舱里挤出来，看见一艘大帆船向我们逼近。在一个难对付的险滩上，它的纤绳断裂了，巨大的船体在水中失去控制，朝我们的船舷一侧冲了过来。眼看我们就要撞上岩石，必不可免，然而大帆船上的水手们凭借惊人的技巧，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使他们的船脱离险情。他们的叫声虽然混乱，但协作起来如同一人。

下午我们到达丰都县，一个繁荣的码头，把鸦片运送到长江上游的一个主要出口。第二天我们到达涪州，另一个鸦片口岸，鸦片交易量甚至超过丰都县。涪州位于龚滩河汇入长江处，该河是一条大支流，有两百多英里可供大船通行的航道。许许多多涪州船停泊在这里，这种船在构造上跟长江的其他所有木船都不同，一是巨大的船尾沿四分之一圆弧扭向右舷，二是由一个大型尾艄来转向，而不是像一般木船那样用平衡舵。

接下来的一天，操劳了一整天之后，我们停泊在长寿县城外。当时我付给老板两千文，他随即就给他的伙计们预付部分工钱，然后张罗他们打牌。由于我希望明天一早启航，我干涉他们，吩咐他们去睡觉，而老板在这时已经很快把发出去的钱赢了回来。越往上，长江显得越宽、越深、越急，与之相对，纤夫则变得更瘦、更乏、更衰。

3月8日，旅程的第十四天，在驶向目的地的一天中，我们差点罹难。第二天我们平安到达重庆，数日来创下了逆行长江的最快纪录。船老大和他的年轻团队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