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重庆城——中国海关——著名的哈士先生，小议鸦片谬论

穿过离重庆十英里的铜锣峡之后，老板把我从小窝里叫出来，往前努努下巴指点着，反复说“海关一个”，以此提醒我注意，我把这意思理解为，这里有一个由白人负责的海关前哨，事实证明正是如此。海关的划子即棚船停泊在左岸，大清海关的旗帜热烈地飘扬在古色古香的征收船上。我们驶到大船旁边时，窗户里出现了一个英国人。

“哪的人？”他简明地问。

“澳大利亚。”

“见鬼，我也是。哪个省的？”

“维多利亚。”

“我也是。哪个市的？”

“最后是在巴拉腊特。”

“嗬！那是我老家。跳上来。”

我递上名片。他看了看然后说道：“我在维多利亚的最后那段时间，曾怀着巨大兴趣，沿着某人横穿澳大利亚的奇妙的徒步旅行线路，从卡奔塔利亚海湾走到墨尔本，那人跟你同名同姓。你们什么关系？同一个人！见到你真高兴。”此时此地，在中国最内陆的海关，距海岸一千五百英里的地方，我遇见了我的老乡，他出生在我家附近，他父亲是巴拉腊特市著名的市长。

他跟我一样曾经是墨尔本大学的学生，但我比他高好几级。我忘了问问他的大学经历，而我自己的，我记忆十分鲜明，因为那经历很不愉快。在二年级的医学考试中，怀着给教授们留下更深印象的希望，我出于荣誉报了名，可他们在预考中就把我否决了。好像是在药物学的考试中，我由于一个细枝末节上的疏忽，在处方中开出“从0.5到2德拉克马酌情增加”的巴豆油剂量。我承认我从未听说过这类琐事，那个问题取自教科书的很后面，不幸的是，我至今都没有读到那里。当我的家庭代表在等候考官确定我运气不佳的根源时，我们得到的唯一满足是这样一个体贴的保证：如果允许我成为一名医生，那就“如同你们把一只疯狗放到哥林斯大街上”。然后考官出示了我的处方。可是我认为自己还有微弱的机会可以幸免。我不安地伸出手指指着“酌情增加”几个字辩解说，这个警示应该能救我。“救你也许可以，”考官以一种毫无必要的激烈语气说，“可是，上帝保佑，老兄，这救不了你的病人。”考官是个说话没有节制的人。于是我离开了大学。这对大学是个沉重打击，但大学活了下来。

我的老乡在中国的海关部门已经服务了五年，海关这种不寻常的机构，比任何事业都更公正地对全世界开放。举例来说，航行期间我注意了一下，长江沿岸各海关税务司之中，上海的是一名奥地利人，九江的是一名法国人，汉口的是一名英国人，宜昌的是一名北欧人，重庆的是一名德国人。

这个澳大利亚人来到重庆已经十个月。他溯江旅行花了三十八天，并遭遇到一次惊心动魄的事故。在新滩的激流里，纤绳断了，他乘坐的木船被撞碎，他携带的东西全毁了。在这个险滩上，我的小船也是勉强逃脱灾难。但我们的经历有点不同，他出事故的那次，江水比我那时高出六十英尺。

唐家沱，海关分站，离重庆有十英里水路，但陆路不超过四英里。所以我打发掉小船，当日下午步行去重庆。海关的一个苦力跟着我给我指路。我的朋友陪我去江边渡口，我们一起走过罂粟地、甘蔗地和烟草苗床。到了江边，他离开我回到他那独居者的家，我则乘坐舢板过江，然后开始走山路去重庆。江上劳工的贫穷、饥饿和悲惨非常引人注目。三天来，我看见的那些走过的纤夫，与我在中国遇见的任何人相比，在体格上是最可怜的。肺结核和疟疾在他们之间流行，他们的劳作十分艰苦，他们赤身露体，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而我那个苦力状态良好，与纤夫们形成对比，他体格圆润，营养充足。这个在南方会被叫作“戳洋”（因为他的脸被天花痘压过印或者说盖过戳）的人，在石铺小道上大摇大摆地走，沿着无尽的石阶忽上忽下，我跟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经过了一些零落的房屋，还有几个路边的神庙，以及一些墓碑。当地所有的狗都认出我是陌生人，于是一阵狂吠，好像我是跟它们一样的贪婪杂种狗。

从一座小山包上，我们看到一个雾中的重庆城，两面被江流环绕，占据着大片的山丘和高地。我被带到位于南岸的海关浮码头上，然后沿着许多石阶登上陡峭的岸，来到一座寺庙的下面，两名海关官员在那里有舒适的住宅。我受到亲切的接待，并在那里过夜。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江面很高，大城在宽阔的江水对面，江面在这里的宽度超过七百码。在我们的下面，海关的大船由三艘中国的武装帆船即炮艇保卫着，停靠在江边，搜查在那里进行，上面有三名外勤人员的办公室。目前走私的情况很少，因为还没有中国官员。一旦引进中国官员来阻止走私，走私的盛行就会指日可待。中国的搜查人员最厉害的是，他们的眼睛不是用来检查，而是用来谋利，仅此而已。护卫这个海关检查站的炮艇，名义上有八十人的编制，而实际上只配备有二十四人。然而无须多作解释，上级拨发薪金，是按编制人数八十，而非实际人数二十四。

寺庙里的两位伙伴是海关的水上稽查员。来中国任职的稽查员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长江下游的一个稽查员曾经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法语教授；而在重庆，满足于同样卑微职位的是某个侯爵的教子、某个伯爵的侄儿，是一名勇敢的军人，其父是少将，其母是伯爵之女，他是那个开明的贵族和立法者C伯爵的第一代堂亲。很少有人像这个强健的不列颠人一样，如此年轻而经历如此丰富多彩。在澳大利亚时他背着行李晃荡，在新南威尔士的煤矿做过纠察队保护下的罢工破坏者，挣十五先令一天。他曾就读于巴特勒博士执掌的哈罗公学和剑桥的基督圣体学院。他曾是都柏林燧发枪手团的一员，又曾是韦瑟比赛马公司的一名助理人员，还参加过第五枪骑兵军团，从二等兵升为上士，十个月后获得军官军衔。他也曾在苏丹和祖鲁兰〔战场上〕服役，获得三枚四扣勋章。他参加过艾尔-特伯战役，在塔迈之战中，迈克尼尔的防护栅栏被攻破时，曾遭遇灾难。他也参加过特勒凯比尔战役，目睹伯纳比在阿布克里渴望战死的冲锋，而赫伯特·斯图尔特爵士在阿布克鲁受致命伤时他也在场。罗克渡口战役他也参加了，属于伊丽莎白·汤普森女士在绘画中描绘过的英雄团。离开军队后，C先生有一段时间在马德拉斯的骑警队任职，现在是大清海关的三级助理稽查员，收入微薄但情绪高昂。

重庆既是又不是开放港口。按照《天津条约》的条款规定，任何外国船只开到这样的封闭港口，都将被没收。但是根据《芝罘条约》，一旦第一艘外国船只到达重庆，它就成为开放港口。这让人想起某个政府关于新建一座监牢的有矛盾的说明。那说明详细规定：

第一款：新监牢将用旧监牢的材料建造。

第二款：新监牢造好前，犯人将留在旧监牢。

重庆海关的税务司是夏德博士，他的中式住宅位于重庆最高的地方，面对一座寺庙，透过迷雾隐约可见，是城市的显著标志。这位博士是卓越的汉学家，是前来大清国的人们中最优秀的中国问题学者之一，著有《大秦国全录》、《中国瓷器》和一本精心编制的《新关文件录》，几乎所有在中国的海关工作人员都有后面这本书，该书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工作而特别编写的。夏德博士是来中国多年的德国人。他顶着蓝宝石的三品顶子，这是辨识满清官员九个等级标志中的第三等标志。

重庆最好的地盘由美以美会幸运地获得。传教士们居住在宽敞而舒适的市内唯一洋房里，洋房还带有花木扶疏的大院子。他们的教会医院是一所设备良好的中英合璧式建筑，紧贴城墙，高高地俯瞰“小河”和远处城墙围着的城市。

医院的病房都舒适而明亮，地板涂了油漆，床上铺着弹簧垫，而事实上，从这个医院的舒适中，中国人感觉到的首先是不舒服。一个隔离的区域被围起来，用来治疗那些自愿通过强制手段戒烟的鸦片吸食者。我来的时候里面关着三个大烟鬼，他们都快乐满足，营养充分。有一个专家，眼光训练有素，想看见什么就看见什么，除他之外没有人能猜测出那些人是毒品上瘾者，而毒品这东西被夸大地描述为“对中国人来说比战争、饥荒、瘟疫的组合更加致命”（明恩溥，《中国人的特点》，第187页）。

不久前，这三个自称正遭受烟瘾之苦的人，被医院接纳。他们明确表达了希望得到治疗的愿望，他们受到欢迎并被禁闭起来。为了让他们摆脱“死命抓住他们”（他们自己声称）的烟瘾，所有努力悉数付出。如果专心接受教士的教育并遵从医生的指导，他们本可得到加入基督教团契的一切机会，但是有一天晚上，烟瘾复发变得不可抗拒，而且奇怪的是，烟瘾在同一晚上的同一时刻袭击三个人，他们一起逃走了。十分令人伤心的是，这个事件明显表示出，鸦片的影响是多么令人泄气，因为这三个人逃走时，带走了他们拿得动搬得走的所有东西。这是一次悲哀的试验。

这所医院开展着杰出的医疗工作。从一名外科主管（美国医学博士）刚刚发布的第一年度报告中，我摘录出下面两段令人鼓舞的话：

医疗工作：“贵阳府的臧道台，亲眼观看了几例手术，也接受了手术治疗内痔。”（最后两个字用大写字母）

福音传播工作：“魏夫人，因颈部脓疮来院，其间对真理发生极大兴趣，作为信徒离开，定期（原文如此）参加主日礼拜，每星期天从城外远道走来。我们认为她非常有希望，中国人也都称道她心地善良。”一旦有护士的位置空缺出来，她就会成为皈依者。

我逗留重庆期间经常遇见法国“代表〔法语〕”领事哈士先生，他新近带着一项外交使命而来，这项使命是非常秘密地分派的。可以相信其目的与四川的贸易转移有关，从长江这条自然渠道，转移到向南穿过云南省前往〔越南〕东京的通道。参与他的使命不用担心成功问题。“他们将失去时间和金钱”〔法语〕，哈士先生希望自己能青史留名。这个最有风度的人，怀着奇怪的仇怨写下这样的话，反对英国在东方背信弃义的图谋。在其外交生涯中，哈士先生遭受过一次重大的挫折。他原本是驻曼德勒的法国代办和锡袍王宫廷的行政驻使。正是他和国王之间的“秘密条约”，迫使英国出手，并导致英国匆忙地占领上缅甸。这是个很好听的故事。根据这个条约，法国在上缅甸将取得优势的影响，缅甸将实质上成为法国殖民地，与法国利益与共，由法国支持其处理与英属缅甸的任何麻烦。英国对这种情势一刻不能容忍。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法国的密谋瞒得了自己瞒不了别人，“秘密条约”泄露了。经过是这样的，哈士先生和锡袍王要交换用法文和缅文起草的协议。可是哈士先生不懂缅语，他也不信任国王。必须有一名可靠的翻译，但在曼德勒对哈士来说似乎只有一个人完全值得信赖。这个人就是A先生，时任意大利代办和伊洛瓦底舰队公司经理。哈士先生找到他，让他发誓保密，做自己的助手和翻译。

哈士先生之所为，也正是国王陛下之所欲为。相同的精神引导着两个伟大的头脑。锡袍王不懂法文，他也不信任哈士先生。一名翻译甚为必要，他筹划找一个可靠的，最后认定，没有人能像A先生那样忠诚地为自己服务，于是立即找他协助，正如哈士先生所做的一样。双方的命运掌握在这个人手上，这个意大利职员会主要偏向哪方呢，法国还是缅甸？此人毫不犹豫——他同时背叛两边。“秘密条约”在一小时内就被英国驻办掌握了。行动火速开展。“德·弗雷西内总理为形式所迫，驳斥了法国在缅甸取得优势权利的任何企图”。继而找了一个直接借口，置锡袍王于两难境地；十一天后，英军越过边界，上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又一个省。

哈士先生被召回，他的流产行动遭到申斥。他事实上是未经命令而采取行动，他由于太过热心而犯错。A先生也被召回，但没有动身，因为除了命令，没有按惯例附寄旅费的支票。他对英国的服务得到了报偿，他也保住了舰队公司经理的差事，但他失去了意大利代办处的官职——一个由意大利政府以欠条支付高薪的光荣职位。

重庆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建立在“小河”和长江的交汇口上，而这样的位置，使它成为四川省的内河大港。水路延伸到一片广大的内陆地区。“小河”之“小”只是相对长江而言，在任何国家它都会被视为一条很大的内河。它有两千里（六百英里）的航道。长江流经一片大陆，“小河”流经一省，这样一个省大于一个欧洲国家。重庆建在离江面很高的地方，目前水位较之夏季要低六十英尺。它的城墙高不可攀。附近最高山顶上的巍峨宝塔象征着好运。此地庙宇众多，还有各色宽敞衙门和富丽楼阁，其中最高耸的是文昌帝君庙。重庆道路崎岖，街道也是那么的陡峭而多坡，随处是一连串坚硬岩石凿成的台阶，只有山地人才能在这里住得舒服。出得起钱的人可以坐滑竿，竖起的滑竿遍布各个主要街巷的角落。

白天，城市因车水马龙而颤动；夜间，街道一片死寂，只有远处更夫的竹梆声打扰宁静，那咔咔声既是为了让更夫自己保持清醒，也为了惊吓附近的盗贼。没有哪个欧洲城市对生命和财产的保护能胜过这里（或者事实上可以说中国的任何大城市）。如果说没有什么人比中国人更守法，也是自明之理。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说：“他们好像在维持秩序方面有共识，无须任何监督。”

我国驻重庆领事是法磊斯先生，一个有造诣的汉学家，他以罕见的干练对付艰难的职责，做得完全成功。法磊斯领事估计重庆有二十万人口。他说，中国人有城内居民三万五千户的记录。在这些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男人和百分之四到五的女人沉迷于大烟枪。城里遍布鸦片商店，那些所谓的商店里堆满了成百上千的烟灯和烟枪。鸦片是这个富裕省份的主要产品之一，也是这个繁荣城市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在中国的九个月期间，我见过成千上万的鸦片吸食者，但是没有一个适合用来作为“英国暨海外圣书公会”的李太郭所描述的典型中国鸦片吸食者，人们经常引用他的描述：“枯瘦的四肢，蹒跚的步履，灰黄的面色，微弱的声气，濒死的眼神，无不表明他是世间最悲惨的动物。”

这段多年来打动我们的奇妙描写，只适用于数百万中国鸦片吸食者中的极少数。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被疾病折磨得瘦弱不堪的中国人却又染上吸烟枪的习惯，那么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衰弱的原因被错误地归咎于烟枪而非疾病。

1893年间，有四千二百七十五吨印度鸦片输入中国。有人告诉我们，中国人“翘首”恳求我们，不要再干强迫他们购买我们的鸦片这种大坏事。戴德生牧师说：“很多次，我看见华人拇指朝天地说，‘老天在上！老天在上！’他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可以把鸦片带来给我们，你们可以把鸦片强加于我们，我们反抗不了你们，但是老天会惩罚你们。”（《国家公义》，1892年12月号，第13页）

但是，即使对戴德生医生以及他对华人手势的精妙解释充满敬意，来中国的旅行者也极难相信，中国人对鸦片和鸦片贸易的非难是真诚的。柯克说：“在有些国家，言辞表达事实，但中国的情形绝非如此。”直隶总督李鸿章有一封写于1881年5月24日，寄给“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秘书丹拿牧师的著名信件，该信一直被广泛传阅和长期引用，信中说：“尽管法律规定，皇帝也频频诏令，禁止种植罂粟，但罂粟肯定暗中生长在中国的某些地方。”

暗中生长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说什么呢，我从离开湖北直到缅甸边境，走了一千七百英里路，途中无处不见罂粟。李鸿章继续说：“我衷心希望贵协会和贵国所有公正之士，能支持中国目前挣脱鸦片奴役的努力。”而在中国有人会告诉你，最大的鸦片种植者就是李鸿章家族的人。

禁止鸦片协会有一份经千万人传阅的请愿书，是中国人自发地寄给他们的（当然是通过传教士的帮助）。请愿书说：“千百万苦难之人翘首企盼你们的救助。哦，正直而仁慈的英格兰的人们！如果不是为了你们国家的利益和荣誉，那么也看在慈悲的份上行行好以拯救一个民族，获救的千百万人必大大报答你们。”（《亿万华民》，第4卷，第156页）

好吧，假定中国人真的不想要我们的鸦片，并徒劳地乞求我们停止这桩邪恶的贸易，这贸易被说得好像是“佛勒革同河和勒忒河也参与其间，向流经之地带去火焰和毁灭，给穿越之处留下致命的遗忘”（卫三畏博士、牧师，《中国总论》，第1卷，第288页）。

他们不想要我们的鸦片，可他们每年向我们购买四千二百七十五吨。

在中国十八省中，只有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四省使用印度鸦片，其余十四省都排外性地使用土产鸦片。本地鸦片在长江流域的市场上全面挤走了进口鸦片，除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印度鸦片到达不了长江上游，哪怕是汉口。中国人不想要我们的鸦片——它跟他们自己的鸦片竞争。在四川、云南和贵州这三个毗邻省份，他们自种鸦片，但是产出大于需求，于是大量余货输出到大清帝国的其他地区。余货的总量可以估计，因为所有输出的鸦片都要按价值征收每磅两先令的关税和厘金，所以征收的总额是可知的。虽然得不到逃避关税的鸦片的统计误差幅度，而且中国的高明走私者比谁都多，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1893年间，四川有二千二百五十吨鸦片输出，云南有一千三百五十吨，贵州有四百五十吨，总计四千零五十吨鸦片由三省等待救援的百万人民输出，只是为了他们同胞的利益，而那些同胞正翘首恳求英国放手让他们独自垄断。

禁止鸦片的布告继续在发布。它们是由悠闲地端着烟枪的中国慈善家起草的，是由吸食鸦片并从罂粟种植抽取税收的官员签署的，然后由也吸食鸦片的刑事官员张贴在他们拥有的罂粟地旁。

在重庆城隍庙里有一幅警告鸦片吸食者的画，画着一个阴间恶鬼，贪婪地注视着鸦片吸食者扭曲的躯体，伸长的舌头上被“瘾”（鸦片渴望）的受害者们涂上鸦片，以此希望戒除恶习。这样一来，收集鸦片成了僧侣的额外收入，而庙门口就有一个小摊在出售鸦片配套。

中国的药剂师在重庆出售吗啡药片用来治疗鸦片瘾。这种谋利的药品先是由口岸上的外国药剂师引进，再由中国人采纳。它的好处是把对鸦片的渴求转变为对吗啡的品尝，这种治疗相当于把一个人的兴奋饮料从啤酒变成酒精。在1893年，单是准许进入上海的吗啡盐酸盐就有一万五千盎司。

中国内地会在重庆有一个重要的传教站。它于十七年前也就是1877年，在一个霍斯堡教会代表的协助下开设。该传教站由一个有魅力的英国绅士领导，此人放弃了英国的幸福生活，置身于这个疟疾之城的艰难不幸之中。这个和蔼的朋友，像绝大多数中国内地会的人一样，是即使不能控制成功也理应成功的人，他给予我所需的一切协助。我很少遇见如此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然而想来令人悲伤，在过去的1893年，他的教会没有使一个重庆的中国人成为新的皈依者（《亿万华民》1894年1月号）。教会的工作人手不足，本该有六个人却只有三个，工作进展自然被耽误。

1889年来到这里的伦敦传道会，有两名传教士效力，已经聚集了九名领受圣餐者和六个追随者。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我的同乡、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笪达文领导下的一家令人钦佩的医院的支持。医院的入口处写着“宽仁”两个汉字，真实地表达了医院所做的工作。在毗邻的小礼拜堂里，一块红色的帘幕垂挂在教堂中间，把男人和女人隔开——某个英国男人前往教堂的主要借口就这样拒绝了华人，因为他无法隔着帘子眉目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