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解决穿衣问题的伟大历程

筚路蓝缕，衣被天下

——新中国纺织工业历程

记者：您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一名亲历者和见证者，对近60年来我国纺织工业的进步和成就，都非常熟悉。您能否谈谈我国纺织工业的整体发展历史。

陈锦华：我于1946年3月参加工作，至今已60多个春秋，其中前30年（1946年5月—1976年10月）是先后在纺织工业的企业和地方、国家领导机关度过的。纺织工业在我心中有着深厚的情结。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讲讲我的重要经历和亲身感受。

旧中国的纺织工业，是中国近代工业中最发达的一个产业，拥有的资产、产业工人、市场份额和民族资本都是最多的，在国民经济中影响也最大。同时，它又带有较为显著的半殖民地特色，主要表现在设备和原料都不能自给，要依赖从国外进口，早期的产业资本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操控的占了一半以上，整个产业受制于外国资本。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的纺织工业，使它成为独立自主、为新中国服务的重要产业，就必然要从解决设备和原料自给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建立新中国的纺织工业体系。

纺织工业部成立以后，先后把上海、天津、沈阳等地的原有纺织零配件修配厂，按照专业特长相继改造成纺织设备制造厂，生产不同的机器，再组织全国性的协作，形成成套供应能力。这件事，只在工业内部进行，不受外部自然因素的制约，经过努力，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就解决了，可以满足发展纺织工业的需要。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就是全部用的国产设备。彭真同志很满意，特地邀请毛主席去参观，后来中央警卫局去查看了，认为不安全，未能成行。稍后，改在中南海瀛台，布置一套棉纺织设备，毛主席去看了，很高兴。时隔十多年，即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根据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以及中国自己的科研和技术革新成果，对棉纺织设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升级换代，使设备生产效率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这前后两代设备，用于中国对亚洲、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成效良好，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培养人才的工作也迅速展开，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高等院校专业调整中，把江苏（南通）、上海等地高等纺织院校合并组成华东纺织工学院，专业设置齐备，比较快地适应了新建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邯郸等纺织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此后，还不断接纳了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成为中外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解决纺织原料就不是工业内部的事，而是要靠农业，要靠天吃饭，情况复杂，难度特别大。当时靠农业供应的纺织原料，占了纺织用原料的百分之百，包括棉花、羊毛、黄麻和蚕丝，主要是棉花。生产棉花要占用大量耕地，增加生产势必多用农田，这就与解决吃饭问题发生了矛盾。“民以食为天”，吃饭毕竟是最重要的。多产棉花只能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需要良种、化肥、农药的支撑，而当年这些支撑的条件都比较差，这就导致棉花生产长期上不去，使纺织工业多年处于原料供应不足的困境。

根据国际上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解决天然纺织原料不足的矛盾，要靠发展化学纤维。对中国来讲，这是一条完全的新路，是没有基础的创业之路，也是给中国纺织工业带来转机和开辟新天地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发展化学纤维工业，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人造纤维时期。1958年、1959年“大跃进”之后，我国农业生产遭受到很大破坏，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棉花产量106.3万吨，倒退到1950年的水平（103.1万吨）。纺织原料严重短缺，形势非常严峻。人们总要穿衣服，原料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纺织工业部党组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毛主席曾经讲过，发展中国工业要“两条腿走路”。解决纺织工业原料，同样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天然纤维，一条腿是化学纤维。这个报告是1960年5月向中央报告的，中央很快就批了。中央批了以后，要抓好落实。从哪里着手呢？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部党组决定，把起始的重点放在人造纤维上。

化学纤维分为两大类，一类叫人造纤维，也就是纤维素纤维，它本来就有纤维素，经过化学处理后变成可纺织用的纤维，所以叫作人造纤维，也称黏胶纤维。另一类是完全用人工化学合成得到的纤维，叫合成纤维。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我们缺乏发达的化学工业，还不具备发展合成纤维的条件，只能从人造纤维入手。当时发展人造纤维的原料主要是木材，而且不是所有木材都能用，只能用一种在大兴安岭北坡生长的白松，它的纤维素比较好。这种白松总量不多，我曾随钱之光同志专程去大兴安岭作过调查研究，查看资源情况，确实很少。

走人造纤维这条路，当时虽然资源很有限，但也必须尽快迈出步伐。1960年7月，纺织工业部党组再次向中央报告，提出“实行两条腿走路，要先从人造纤维开始着手建厂”。邓小平批示：“我看是值得干的，合成纤维也要考虑。”这个批示表明，小平同志当时就了解到，发展化学纤维可以先从人造纤维开始，合成纤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接着，李先念同志批示：“这件事情晚干不如早干，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当时的纺织工业部由李先念同志管，他知道棉花产量上不来，穿衣服的矛盾越来越大，特别赞成赶紧着手搞化学纤维。中央领导批示后，工厂设计、设备制造以及调集人才等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李先念同志分管财贸口，为什么又分管纺织工业部呢？纺织工业部本来属于工业交通口，归薄一波同志管，但当时的工业重点是重工业，任务很重，对于贴近市场的轻工业生产，很难再分出精力来进行管理。李先念同志当时分管财贸，了解民生需求，中央就决定让他来抓纺织。李先念同志大力支持发展人造纤维，也非常用心，经常找纺织工业部的钱之光等同志讨论，遇到什么问题就想办法帮助解决。

发展人造纤维设备，难度最大的是计量泵和喷丝板，要求很高，必须耐碱液腐蚀，要用很宝贵的白金做材料，而白金归人民银行管理，李先念同志专门给人民银行作了批示，使用白金的问题顺利解决。做计量泵的工艺技术要求非常高，加工精密，设备必须进口。当时进口这样一台机床非常昂贵，要用宝贵的外汇。我们解决不了，又去找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同志虽然分管财政，但是这个项目没有列入预算，他不能随便批。他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不是管财政么，你可以三只手嘛。”意思是在规章制度以外，可以灵活去办。这就等于毛主席同意了，问题也顺利解决。

在人造纤维阶段，我们建了一批新厂，有南京的、河南新乡的，还有丹东等地的老厂改造扩建。在此以前，我们还从民主德国引进了一套人造丝成套设备，规模为年产人造丝5000吨，工厂建在保定。这批新厂，以南京化纤厂建得最快、最好。当年为了响应中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号召，部长们都带头下到基层单位蹲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工作。钱之光同志带了一个小组，到南京化纤厂蹲点，指导新厂试车生产。蹲点调查研究结束以后，钱之光同志给薄一波同志写了封信，报告在南京化纤厂的工作情况，信的内容由钱之光同志授意，由我执笔起草。薄一波同志将此信作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做了批示转发。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影响很大。后来国家建委总结全国搞得好的先进单位建设经验时，南京化纤厂被选为成功的典型，和铁道部的马鞍山轮箍厂一并被作为建设工作搞得好的典型向全国推广。

总体上看，人造纤维是从1960年开始搞起，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进展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批化纤厂的建设，培养了人才，积累了建设经验，打下了设计、制造合成纤维纺丝设备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维尼纶时期。人造纤维搞了两三年，主要使用木材为原料，但适用的木材资源十分紧缺，发展化学纤维再次受到原材料的制约。我们也寻求过其他办法，例如，把棉花籽外面的短绒剥下来做原料，仍然远远不够。这条路很难再继续走下去。到1964年，我们就不能多用纤维素类的纺织原料了，而是采用矿物质来制作纺织原料，也就是维尼纶。这样，我们就从人造纤维转到了合成纤维的新阶段。

维尼纶纤维用电石作原料，把电石做成乙炔，然后再经过化学方法做成纤维原料，再纺丝，资源相对丰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当时世界上拥有维尼纶技术的国家只有日本，我们就和日本谈判引进技术。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建立邦交，只能通过半官方的机构来进行，中国叫廖承志办事处，日本叫高崎达之助办事处。因为我们缺乏资金，又通过日本政府取得贷款。这个过程中，曾经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多方阻挠，他们妄图阻止日本向中国输出此项技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挖空心思，横生枝节，甚至想了些荒唐的理由进行阻挠，比如说，维尼纶纤维可以做军服和帐篷，他们就宣扬属于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战略物资，应该禁运。后来这些阻挠阴谋都被一一击破。这个项目是中日建交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第一个成套设备项目，中央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过问，廖承志具体负责指导，最终胜利建成，年产量为10000吨维尼纶。这套生产工艺设备，在日本是建在一个厂内，但中国引进后，前面部分以电石为原料，生产聚乙烯醇，由化工部负责，建在北京东郊的九龙山；后面部分为抽丝，由纺织工业部负责，建在北京顺义，两个厂距离很远，分开生产，增加了产品成本。

顺义维尼纶厂的建设，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领导同志都去看过，标志着我国发展化学纤维已从纤维素原料，进入到使用矿物原料的合成纤维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只用了几年时间，掌握了维尼纶技术，也具备了制造这套设备的能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天然纺织原料更趋紧张，轻工业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纺织、轻工、二轻三个部合并而成）就参照北京九龙山有机化工厂和顺义维尼纶厂的设备、工艺技术，在全国建了9个维尼纶工厂。从1964年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末，维尼纶产量大幅度增加，部分填补了纺织工业对原料的需要。但是，很快另外一个问题就突出出来，维尼纶用作纺织原料，本身的性能不是太好，主要是穿在身上发涩，不挺括，舒适度不高，开始时市场还接受，渐渐地人们就不太欢迎这种原料做出来的纺织品。进入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维尼纶纺丝生产逐步停止，只保留了前面的原料部分和少量的纺丝生产，改为主要从事聚乙烯醇等浆料生产。

第三个阶段，石油化工原料时期。这个阶段从1972年开始，用石油、天然气做原料，生产涤纶、腈纶、锦纶等产品。当时所以能决定引进国外先进成套技术设备，主要有三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1971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主席南巡途中，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就休息上街的机会做些社会调查，了解群众反映。有人回来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才买到一条的确良的裤子。毛主席很惊讶，怎么买一条裤子还要排半天队？就问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周总理讲，我们还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就问，买一个行不行啊？周总理说那当然行。当时“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盛行，到处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如果毛主席不发话，别人是不能决定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成套技术设备的。

二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调整政策，纠正“左”的错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同国际上的交往增多，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同中国建立邦交，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兴趣空前高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气候都有利于引进技术设备。

三是大庆油田的产量已经上来了，1972年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可以为开发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化纤提供资源。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凑到一起，才使引进合成化纤的成套技术设备成为可能。

从市场需求方面看，当时穿衣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棉花产量是209万吨，到了1972年，即决定引进化纤成套技术设备的那一年，棉花产量反而下降到195万吨。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则从7.2亿增长到8.7亿，整整增加了1.5亿。新增人口都要穿衣，这就使得纺织品供应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轻工业部对引进成套设备极为重视，特地成立引进成套设备办公室，由焦善民副部长任主任，李正光、王瑞庭、牛迪义、陈锦华分别兼任副主任，负责计划安排、对外谈判、设备引进、工程建设及生产培训等工作。在化纤成套设备引进的同时，南京烷基苯厂（洗涤剂原料）引进、建设工作也进展顺利。当时引进的规模为单产5.2万吨，后经不断扩建，增加到9.3万吨，完全解决了中国的洗涤剂原料问题。

上海、天津、辽宁、四川四个合成纤维厂投产以后，以它们为依托，经过不断的扩建、改造，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为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1972年1月我们给中央打报告，最早的方案是引进四套化纤设备和两套化肥设备。但在谈判中，发现国外的化肥肥效非常高，比国内的小化肥含氮量要高出3倍，增产作用大，于是就把引进的成套化肥装置，由2套扩大到13套。再加上武汉钢铁厂的1.7米轧机、发电厂设备以及综合采煤机械等，最后形成共计26个项目、用外汇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这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使化纤、钢铁、化肥等相关产业都上了一个台阶，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回顾这段历史，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这批引进项目对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特别是原材料工业，意义是很大的。

记者：现在，我国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的穿衣问题，是纺织工业的一大贡献。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陈锦华：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这里面，化纤工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化纤的产量只有38万吨，距离满足市场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钱之光同志找李先念同志，希望批准建设规模更大的江苏仪征化纤厂，把化纤总产量搞到100万吨。李先念同志就找到华国锋同志，说钱之光想把化纤搞到100万吨，华国锋同志表示，100万吨少了，最好能搞到200万吨，因为他长期管农业，知道我国的棉花产量上不来。事后，李先念私下对钱之光说，华国锋讲大话，根本搞不到200万吨。结果怎么样？2009年中国的化纤总量达到了2700万吨，占到全世界化纤总产量的70%多。这是以前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总体上，我们不过花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进步实在太大了，作为这个事业的参与者，我对此感到无比的自豪。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钱之光传》邀我作序，我在序言中讲道，中国的穿衣问题由来已久，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过。“丰衣足食”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即使在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这三个史学界公认的繁荣时期，穿衣问题也没能很好地解决。其中开元盛世是最富的，就在紧接开元之后的天宝年间，杜甫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描绘；乾元初年他在《石壕吏》中还写道，“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都可证明当时确有许多人饥寒交迫、衣不蔽体。中国人常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可见穿衣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不过花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解决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应当成为可圈可点的光辉一页。

在旧中国，相对来说纺织工业是最发达的，是当时的第一支柱产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纺织工业的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但那时我们靠进口美国棉花、靠进口外国设备来支撑。后来，在钱之光主持纺织工业部期间，先解决了自己生产纺织设备的问题，然后又解决原料问题，从天然纤维到人造纤维，再到后来的合成纤维，最终把人们的穿衣问题圆满解决了。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现在的衣食住用行几大类生活要素，解决得最好的是穿衣问题。国内国外、城市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穿衣水平差别不大。当然，穿名牌、追求奢华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仅就得体的穿着、御寒保暖来说，差别不大。我们的消费价格指数，是由八大类产品的价格统计出来的，其中只有衣着类产品的指数最稳定，而且不断下降。现在许多人都担心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连创新高，今年8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超过了3%的温和通胀标准线。但衣着类的产品价格仍然是下降的，这个结果是硬碰硬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没有纺织产品的极大丰富，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国的纺织服装出口到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到世界纺织品总贸易量的24%，即四分之一，称得上是“衣被天下”，没有发达的纺织工业，同样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纺织工业提出一个口号，要把纺织大国变成纺织强国，这个提法是对的。我国同世界上纺织强国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高档产品少，没有叫得响的品牌，比如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绝大多数纺织品的高端市场，利润率比我们高很多。其实，它们的许多名牌服装，也是我们贴牌生产的，并不是我们做不到那么好，而是我们的品牌比较弱，需要集中力量攀登这个台阶。我经常给有些同志讲，纺织服装业一定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既然给人家贴牌做得那么好，都是一样的好东西，就要努力打出自己的品牌，不能把荣誉和利益全让别人占了，要努力卖出中国自己的好牌子、好价钱。

记者：刚才您讲了60年来我国纺织行业的突飞猛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能否请您谈谈我国纺织行业的创业者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持着自己不断开拓？

陈锦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最大的产业是纺织业，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半殖民地色彩最浓的行业也是纺织业，因为当时的原料要靠进口，设备技术也要靠进口，自主的成分并不多，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我们要建立自主的纺织工业，自力更生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没有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不可能下这么大力气去解决设备问题、解决人才问题、解决原料问题。这些基础性的条件和问题真正解决了，我国纺织工业才能真正持续地发展起来，这个过程中自力更生的精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自力更生的同时，还注意与时俱进，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东西。光靠自力更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开放的精神和胸怀。我们从人造纤维到维尼纶再到合成纤维，在技术上、产品上都是与国际大潮流合拍，实行赶超战略，一直往前走，终于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这两个方面都要讲，单纯强调哪个方面都不全面，光讲自力更生，解决发展中的先进技术问题就要旷日持久；只讲引进技术我们就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躺在人家身上，就不可能搞到2700万吨化学纤维，现在纺织原料中的化纤比例超过三分之二，大大高于世界水平。我们要建设世界纺织强国，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都需要，是两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当然，还要注意人才的培养，注意科研进步，注意技术创新，注意市场开发，但大的前提是前面两个，不断进取，不断更新换代，一步一步实现纺织工业的现代化。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对纺织工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有什么期待？

陈锦华：前几年我参加了不少纺织工业协会主持的重要活动，在很多场合我都讲，我们一定要加快建设纺织强国的步伐，更多地重视质量、品牌和销售服务，数量问题已经解决，不能再追求数量了。现在讲究一点的服装，毛料要用英国的、意大利的，化纤好一点的要用韩国的、日本的、中国台湾省的，有些工艺性的纤维我们还做不了。我们要把相当大的力量放到高端纺织品上，进军世界高端市场，做出若干个世界品牌，既有量的基础，又有质的水平和效益，那才是真正的纺织强国。我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记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