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的分歧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我、张秀岗、鲁受教和滁县地委的陆子修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杜润生指定要我在大会上发言。我于1月14日下午，在全体大会上作了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言，讲了两个半小时。发言的主要内容是：

1979年年底，安徽农村共有生产队379855个，实行定额记工和按时记工加评议办法的有145895个，占生产队总数的38.4%；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有232184个，占61%，其中实行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办法的有194288个，占生产队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37896个，占10%。经过一年的实践看，各种责任制都有增产效果，但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效果更明显。

“据9个地区20个县154个生产队年终分配试点统计，全年集体粮食总产比去年增长26.8%，其中联系产量责任制的93个队，比去年平均增长44.1%，没有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61个队，只比上年增长4.8%。

“联系产量责任制，在比较后进地区增产效果特别显著，全省著名的三大后进片（淮北的泗县、五河、灵璧、固镇，江淮丘陵地区的定远、凤阳、嘉山，江南的宣城、郎溪、广德）共十个县，去年有58.4%的生产队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粮食比1978年增长33.9%，油料增长59%。

“在生产长期落后、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地方，包产到户的效果比包产到组又更为显著。肥西县山南区是个生产条件比较差的后进区，1978年秋种时，因为大旱，麦子种不下去，全区有77.3%的生产队采用包产到户办法，不仅种麦进度快，种得多，面积扩大一倍，而且质量好。1979年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31%，粮食征购超过任务的66%，集体积累50万元（1978年集体未留积累），社员人均分配收入99元，比1978年增加27元。

“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初级社时有34户，175人，30犋牲口，1100亩耕地，常年产量18万斤左右，人均1000多斤。高级社以后，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只有10户，39人，一犋半牛。‘文化大革命’十年，产量只有两三万斤，人均口粮一两百斤。1976年，县、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一个19户、110多人的生产队，派工作队18人进驻。公社人保组长在社员会上说，你们外流成了习惯，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们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一个工作队员看一户，一起劳动，干了一年，国家还有支援，收粮35000斤，人均口粮230斤，人均分配收入32元。工作队走后，社员又外出‘查户口’、‘数门头’（指讨饭）去了。去年搞了包产到户，收粮132300多斤，向国家交售粮食3万斤，第一次还贷800元，人均口粮800斤，人均分配收入200多元。”

因此，“在一部分后进地区，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办法。安徽全省生产长期上不去的后进队，占生产队总数的25%左右。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在这些穷队中，如果还清了国家的贷款和投资，生产队则会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甚至有30%的队，即使把全部资产，包括耕牛、土地、房屋全部卖了也还不清国家的债。有人说，搞包产到户，会削弱集体经济，实际上，在这些穷队中有什么值得削弱的呢？过去，各级党委对这些穷队采用了很多办法，花了很大的精力、财力和物力，都没有改变面貌，实行包产到户办法，仅仅经过一年的时间，就出现了一大批一年翻身、一季翻身的单位，这有什么不好呢？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的包产到户，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一般地说，在后进地方，群众没有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看到的只是极左路线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在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发展农业的号召时，这些地方的群众对生产队集体生产没有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办法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的表现，也是生产责任心加强的反映。这种包产到户形式的出现，正是极左路线逼出来的，是对极左路线的反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会发言后分组讨论，大家的分歧很大，尤其是华东组争论极为激烈，一些新闻单位和经济研究部门的同志，都纷纷前来旁听。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有的同志说，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分田单干，它与社会主义就沾不上边了，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有的说，如果放任自流，让包产到户滑下去，人心一散，各奔前程，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有的说，我们已经有20多年合作化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定的公共财产，一无所有的队不多了，治穷的办法很多，不一定非要包产到户。上海的同志态度比较缓和一些，他们说，上海的情况与其他省不一样，上海不搞包产到户（实际上，上海郊区2年后也搞了清一色的包产到户）。

1月31日下午3时半，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各省、市、自治区农委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汇报会。

会上，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后，华国锋讲了话。关于生产责任制问题，他除了重复提到1979年7省座谈会的观点外，特别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最后，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一个问题，就是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回到安徽后，及时向万里汇报了会议情况，并请示如何贯彻的问题。万里考虑到省委农业会议刚刚结束，下边正在传达会议精神，为了稳定人心，发展大好形势，避免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决定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精神不予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