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构化情境”与转型中国（法律）问题的性质

本书主张的“公共法哲学”，以“转型法哲学”的形态表现出来。它旨在恢复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并主张把它置于现时中国由历史凝结而成的实践约束条件（政治与社会—历史情境）中进行把握。关于这些实践约束条件，本书尤为关切其中的“结构化情境”（structural-contexts），即经由历史的积淀、社会的演化和政治的博弈而形成的某些相对固化的情境。

这种“结构化情境”，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元结构化情境”（meta-structural-contexts），即对中国现代转型构成整全性制约的“结构化情境”。“元结构化情境”，又可区分出两种不同类型：（1）历时性的“元结构化情境”，即依循历时性脉络形成的“元结构化情境”。此类“元结构化情境”，概有三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文化/历史遗产、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社会结构及政党—国家（party-state）的政治架构。它们在性质上均属具有不同时间性和属性的“传统”，可以比较具象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并直接制约着所有（特别是西方）既有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理论模式之于中国问题的可适用性和解释力。（2）共时性的“元结构化情境”，即依循共时性逻辑形成的“元结构化情境”。此种类型的“元结构化情境”，大致体现为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与整体性。其“共时性”，一方面是指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和回应的现代性问题，在当下中国是共时性地存在的；另一方面是指前述不同时间性和性质的“传统”，在现时中国也是共存互嵌而产生影响的。与之相适应，中国现代性问题亦具有整体性：一方面，由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存在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性；另一方面，由不同时间性和性质的“传统”之共存互嵌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不同渊源的整体性又是相互交缠在一起的，由此为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性问题这种相互交缠的整体性，既是其真正的特质和复杂性之所在，亦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相比而言，这种共时性的“元结构化情境”更为抽象，亦更难以把握。惟有保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情境自觉，并兼具历史感和比较视野，始能洞察到这种“元结构化情境”。

上述“元结构化情境”的存在，其实决定着中国的现代转型只能走一条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Chineseness）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道路；而20世纪中国以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推进中国现代转型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另类现代性”道路：它既顺应了上述“元结构化情境”（特别是超大规模型国家、文明型国家及现代性问题的共时性和整体性），而且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本身已成为现时中国新的结构化情境。

第二，具体的结构化情境，即受上述两个层次的“元结构化情境”制约，对具体法律（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产生直接影响的结构化情境。譬如，本书第五章中探讨的“差序格局”，就与前述三个历时性的结构化情境有关，但却是法治中国必须回应的实践困境；第六章中探讨的“反正义的公平观”，则是我识别和建构的一种结构化情境，它严重制约着转型中国社会正义的实现。如何把握具体的结构化情境，常常直接影响着中国情境中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建构的解释力。

由于前述结构化情境特别是“元结构化情境”的制约，转型中国（法律）问题常常具有如下性质：“合理但不正当或善”（rational but not right or good），即既有制度安排虽具有（相对于政治统一、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等的）目的合理性，但却既不符合我们对法律秩序（社会政治秩序）正当性的道德期许，亦不符合我们对（共享）伦理生活的本真性想象。这种性质，使得论者极易形成直觉主义（intuitionistic）的论说模式或研究取向，形成立场先行、“主义表态”式的政治理想主义、政治现实主义或政治温情主义——自由主义基于“正当性”道德直觉的政治理想主义，新左派基于“目的合理性”政治直觉的政治现实主义，新儒家基于“可欲性（desirablity）/本真性（authenticity）”伦理直觉的政治温情主义。然而，这种直觉主义的论说模式或研究取向，要么放弃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政治现实主义），要么遮蔽了中国现代转型的结构化情境（政治理想主义），要么忽视了中国现代转型所赖以为基的社会政治秩序机理（政治温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