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于朝鲜人民来说，19世纪的外压来得缓慢而沉重，至少不像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那样，受到闪电式打击。
19世纪初叶，朝鲜曾镇压过天主教，即所谓“辛酉邪狱”（1801年）。朝鲜天主教徒写信给法国传教士，要求给予军事援助，信被当局查获，开始了镇压。后来就不限于天主教，镇压对象扩大到天主教以外的异端思想方面。李氏朝鲜的正统思想是朱子之学。
明显地一边倒，是朝鲜自古以来的倾向。当儒学作为正统思想被承认后，佛教就日益衰落。共存是困难的。儒学也是朱子学派一边倒，把朱子学教条化，排斥其他学派。对异端的镇压使知识阶层也衰微了。
“辛酉邪狱”之后，知识阶层的抵抗销声匿迹，农民的暴动则特别引人注目。辛未年（1811年），由洪景来领导的叛乱在平安道兴起。这次起义虽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但各地的民乱总是此起彼伏，没有间断过。开始时往往带有自发性和感情冲动性，到了后来就渐渐有理论和组织了。这时，正值朝鲜开始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
这一时期，充满了危机。1860年，崔济愚创建新兴宗教东学。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过了二十年，中国正处于太平天国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是在两年前。这一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俄国占据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日本的“樱田门外之变”，也发生在这一年。
崔济愚是庆尚北道庆州郡人，1824年生，初名福述，没落两班出身。所谓“两班”，即文班与武班，意指文武官员，属于李氏朝鲜的统治阶层。崔济愚自幼失去双亲，虽属两班，却处于贫穷之中。他精通汉学。结婚之后，移住妻家蔚山，后漂泊各地。1860年4月，年三十六岁，自称感悟了天主降临，创始东学。
对于来自西方的冲击，东方文明圈的人们说：“西洋的物质文明是优良的，但是，在精神文明方面，还得属东方。”这是最典型的论调，可以说是一种不服输的论调。崔济愚的想法超出了这种偏见。
崔济愚认为，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灭亡了，中国的清朝也遭到西洋文明的致命打击，这绝不单单是物质的。光靠它，不可能发挥那么强大的力量。这里也有精神——“学”。正因为建立在西洋之学即西学的基础之上，西方才得以富强起来。所谓“学”，换言之就是精神文明。西学就是西洋的精神文明，其中自然也包括天主教。
为了不败于西洋，面对西学，就必须用东学来对抗，于是崔济愚创造出东学。他怕朝鲜民众被天主教拉去，当西洋的走卒，将朝鲜出卖给西洋，因而以朝鲜民间信仰为基础来提倡东学。他懂得夺取敌人的武器为我所用这一战术，东学之中除了儒、佛、道之外，还糅进天主教。
“人乃天”，“天心即人心”，这就是东学的信念。东学实质上带有浓厚的迷信倾向，但它却批判了朝鲜的门阀及嫡子、庶子的差别等。它的主张在很多方面获得没落两班的共鸣，那些追求现世利益的民众也非常欢迎。
东学迅速扩展开来。任何时候，苦恼着的人们都想从宗教中得到解脱。但是，李氏朝鲜的上层人物却为东学能纠集如此众多的人而感到不安，便想趁东学还没成为庞大的叛乱组织之前，早早地把它处理掉。1864年，东学的教祖崔济愚因“左道惑民”之罪被逮捕处死。
古代尊崇右道，谓之正道。左道是不正之道，即邪道。“左道术”就是妖术。意思是崔济愚扩大邪教，迷惑民众，是理当问斩的。
教祖被杀，反而使东学的人们更发愤图强。崔济愚虽死，东学的势力却仍在向前发展，特别在妇孺中，传教速度惊人。二代教祖崔时亨，贫农出身，创始者殉难后，曾一度逃往大白山中，但仍致力于传教。镇压反而锻炼了东学组织。
崔时亨接受教训，打算将东学组织改成纯宗教的团体，去掉一切政治色彩。他刊行了第一代教祖的遗文《东经大全》，本心是想把东学限制在一定的框框之内。然而，刊行遗文，客观上就是为始祖申冤，是政治性的。崔时亨做事小心谨慎，仍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终于酿成悲剧。
在东学组织中，与崔时亨相反，有些人希望把东学的政治色彩弄得浓浓的，以便为教祖申冤。他们开展运动，认为不动员民众向当权者进逼，效果就不显著。崔时亨本人则希望避免同当权者摩擦，在动员民众方面不积极。东学组织已经壮大，尽管他是第二代教祖，一个人的意见也左右不了整体的活动。热衷于东学政治化的领袖是全琫准。
全琫准生于1854年，比崔时亨小二十七岁。不能说年轻就过激，他的确是个热血男儿，但使他倾向于过激的却另有理由。他出生在农村的书香门第，当然，这书香门第只不过是低级官员的家庭。他的激烈禀性，可能是家族的传统。父亲全彰赫痛恨中央任命的郡守横征暴敛，袭击官府，死于杖刑之下。全琫准目睹那种惨状，自然在心底炽烈地燃烧着对权势的憎恨之情。加入东学组织后，对于崔时亨的温和态度，他非常不满。
东学组织的扩大，不免要带进来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有墨守宗教教义者，有倾向于政治者，有胆小鬼，有勇士，总之，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心有不满才加入东学的。在各种不满当中，最多的要属生活方面的不满，因为生活日益困苦。
朝鲜开放比日本稍迟一些，而刚刚开放不久的日本却想撬开朝鲜闭锁着的大门。这时候，其他国家正忙于他们自己的事。英国有印度问题（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美国有内政问题（1861年开始南北战争），法国有普法战争（1870年）、安南殖民问题，俄国有经营西伯利亚问题等。不管谁来管理，只要一开放，社会就避免不了变革。例如：日本商人从上海批发英国棉布，运到朝鲜来销售，朝鲜脆弱的手工业必然受到冲击，靠衣类行业生活的人们必然要破产。
“壬午军乱”“甲申政变”等，都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2
袁世凯赴任朝鲜的1885年，英、俄两国围绕阿富汗问题掀起争端，战争一触即发。俄国在海参崴集结舰队，英国认为这是对香港的威胁，遂占领朝鲜的巨文岛，作为防止俄国南下的据点。这是那年的四月。巨文岛在全罗南道的南方，正位于济州岛和丽水的中间，岛并不大。俄国东洋舰队从海参崴经日本海南下觊觎香港，必然走这条航线。
英、俄两国为争夺帝国主义霸权，在阿富汗挑起世界争端，不足为奇。第二次阿富汗抗英战争，阿富汗沦为英国的保护国，是在五年前的1880年。俄国在1868年占领撒马尔罕，把布哈拉汗国作为保护国，1873年征服希瓦汗国，两年后吞并霍坎，1882年占领米鲁。贪得无厌的两种扩张势力终将火并交锋，是历史的必然；而中亚土地上的国境纷争对东亚形势产生影响，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必然。
英国非法占据巨文岛后，强行修筑工事，高挂英国国旗，同时要求清廷施加宗主国的影响，不许朝鲜向俄国让步。这时期，朝鲜的财政顾问穆麟德正在劝说朝鲜宫廷靠近俄国。据说，为了派遣军事教官，俄国曾要求租借永兴湾。永兴湾属江原道，在朝鲜半岛北部东侧凹陷部分，湾里有重要港口城市元山。
对于英国占领巨文岛一事，李鸿章认为：“英国占据巨文岛，防备俄国人南下，对于清廷、朝鲜都是有利而无害。”
在伦敦，公使曾纪泽按照上级授意，对英国占领巨文岛表示承认，在条文上签了字。
朝鲜政府派穆麟德和严世永前往巨文岛，抗议英国的非法占领。英国对于这种抗议毫不介意，要塞工事依然迅速进行。
当时朝鲜政府的外交负责人是金允植。他召见驻汉城英国总领事亚斯顿，要求英国撤出巨文岛，同时请各国予以调停。各国的反应，当然是依据本国的利益了。
要求英国撤出的是日本和德国，日本害怕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闯进一个强敌来。德国进入朝鲜较晚，当然不赞成一国独占的状态，它盼望来一场混战，以便乘机挤入。
美国认为英国占领巨文岛是不得已而为之。从表面上看，这与清廷是一致的。
当俄国得知清廷承认英国占领巨文岛时，便对清廷的总理衙门提出：如果贵国承认英国占领巨文岛，我国也有必要占领其他岛屿或朝鲜国之一部分。
俄国同朝鲜政府之间，经穆麟德斡旋，订有密约。要取消这个密约的，不仅是清廷，还有日本和美国。德国对于此事，佯作不知，默不作声。俄国处境孤立，于是声明：“没有占领朝鲜领土的意图。”
李鸿章把穆麟德解雇，又聘请了美国人欧文·恩·德尼去朝鲜，身份与穆麟德相同。
他受雇于清政府，却把本国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这情况与前任基本相同。李鸿章是看错了人。德尼甚至对朝鲜政府说：“要想脱离清廷独立，必须与外国势力相结合。”
从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信函来看，他也是为清廷的利益考虑的。朝鲜投靠俄国，清廷对朝鲜就难以维持住宗主权，而完全排除俄国势力，也不妥当，因为“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
对于清廷来说，俄国是一个有用的棋子。李鸿章也想同俄国积极联系。
巨文岛事件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虚虚实实、讨价还价的外交手段，但由于阿富汗边境纠纷的解决，英、俄两国间的紧张对峙状态缓和下来，1887年2月，英国终于撤出巨文岛。
光有仪表和口才，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李鸿章破格提拔袁世凯的原因，就在于他在这个堪称奇才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在复杂而奇诡的形势下临机应变的才能。年过五十的吴大瀓，固然要比袁世凯更加德高望重，但是作为一位学者政治家，他并不适合公使的位置。李鸿章之所以选择袁世凯，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友人（袁保龄）的侄子，而是因为他坚信袁世凯是最佳人选。
3
如前所述，朝鲜民乱不断发生，公开处刑也多起来。在中国，斩首、腰斩也是公开的，所以袁世凯对处刑并不陌生。汉城的钟路大街广场经常有行刑的场面，袁世凯去看过多次。那时候，娱乐活动很少，观看处刑也可以说是一种消遣。刑场周围总是人山人海。袁世凯在汉城时，最喜欢骑马外出，骑在马背上，视线越过人们的头顶，看得很清楚。
“你好像很高兴？”同他并辔的唐绍仪说道。
那一天，正好有三个男人被处死，头颅被砍掉的一刹那，袁世凯喊了一声“好”，微笑着点头称赞，样子非常高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多少有点儿人道主义思想的唐绍仪，对袁世凯的这种心情颇有些责怪。
“你在美国不观看处刑吗？”袁世凯问道。
“死刑在监狱里执行……不过，在农村……”唐绍仪想起美国人也是很喜欢看处刑的。在美国，偏僻地方仍然流行非人道的私刑。
“在农村，听说常有这种事。把黑人的脖子套上绳索，处以绞刑，也有很多人这样看热闹……也有人拍手喝彩。”袁世凯不大喜欢读书，但愿意听故事，耳闻的知识补救了他的不学无术。
“美国的事，你还知道得不少！”唐绍仪说道。
“在北京时听美国人谈过。”袁世凯答道。
“他准是刨根问底地问过人家。”唐绍仪暗想。想象一下袁世凯那时的眼神，唐绍仪不禁浮起微笑。
“你很善于打听。”唐绍仪刚想说出口，扭头一看，已经不见袁世凯的影子了。
前方人群骚动。
一个男人正拨开人群往前挤，那就是袁世凯。刑场四周拉起了绳围，袁世凯抬起绳子钻过去。一个官员高声吆喝，打算阻止他。袁世凯毫不理睬。官员摇了摇头，他看清了来人是谁。
袁世凯走到刽子手面前，用中国话说：“把刀给我，让我来砍死他！”
刽子手不懂中国话，但他完全明白了袁世凯的要求。
袁世凯经常在汉城街里骑马转悠。下来买东西时，立刻会围上一大群人。袁世凯不讨厌众人围观他。在汉城，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袁世凯。
“你最好不要随意出门，因为你的身份如同监国。”唐绍仪忠告他，但他只当耳边风。
“人的性格有外向的和内向的，我和你正好相反。”袁世凯说。
唐绍仪苦笑了。
“监国”，是国家监督者之意，是宗主国向属国派出的国政监察官。日本吞并朝鲜之前，伊藤博文实际上就是监国。
按照唐绍仪的意见，监国应当很庄重，但袁世凯本人并不这么想。袁世凯从刽子手手中夺过青龙刀，朝绑在那里的罪人走去。他稍稍弯下身子，看了看死囚的脸，似乎说了一句什么。死囚没有吱声，可能袁世凯是用中国话问的，他不明白意思。
袁世凯龇着白牙笑了。他稍稍偏了一下头，把青龙刀向空中挥舞了两下。青龙刀和日本刀不同，靠的是重量来砍切东西，使用它没有腕力不行。袁世凯学过武术，不愿读书却喜欢骑马击剑，此刻他像孩子得到了满意的玩具一样，高兴极了。
袁世凯把刀举过头顶，大叫一声，砍了下来。人头带着红线一般的鲜血飞出去，滚到草丛间。躯体缓缓地向一旁倒下。
斩首，看来简单，其实不然，刽子手要经过严格的职业训练。在刑场上也有失败的，所谓失败，就是一刀砍下，人头却没有飞走。
袁世凯挺起胸膛，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扬扬得意。他仿佛在期待观众的喝彩，但是，没有一个人想为他鼓掌。斩首毕竟与翻筋斗、打把式不同，这不是博得喝彩的技艺。
袁世凯表情陡变，怒气冲冲，把大刀抛在地上，返身回来。
“你太轻率了！”唐绍仪说道。
“是吗？”
“你知道他是什么罪吗？”唐绍仪问道。
“不知道！”
“儿子参加民乱，却把他抓来处死。是个无辜的父亲，大家都同情他。”
“这么说，刚才的举动不合适喽！”
“很不合适！如果是强盗杀人犯，那还可以，可眼下，人们倒想帮助这个人。”
袁世凯疯狂挥刀时，唐绍仪向围观的人打听了罪人的身世。
“行啦，行啦！”袁世凯用手敲打着马鞍说道，“下次再干这种事，先问问死囚的情况。”
唐绍仪不禁缩了缩脖子。
4
1886年2月15日（光绪十二年一月十二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准袁世凯东渡日本。这是因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邀请，在东京同袁世凯会晤。井上馨外相曾希望清政府驻朝鲜负责人了解日本，如果不是日本通，就让他成为日本通。
李鸿章叮嘱道：“似可借释前嫌，有裨大局。”
李鸿章所说的前嫌，就是指日本对袁世凯的憎恶之感。伊藤认为通过这次邀请，袁世凯个人同日本的倾轧关系或许能有所好转。
袁世凯公务繁忙，直到那年五月才终于出访日本，可惜时间短暂，没有仔细观察的余裕。
当时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1885年12月），内阁制刚刚起步，首相伊藤博文、外相井上馨、内相山县有朋、藏相松方正义、陆相大山岩、海相西乡从道、法相山田显义、文部相森有礼、农商相谷干城、邮政相榎本武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就任内大臣。日本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政体而保留了国体，当然免不了几分混乱，街头巷尾流传着黑田清隆对内阁人事安排不满的说法。一些在猎官运动中失败的人，当然会有种种怨言。
这时正是鹿鸣馆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是日本政府紧缩财政的时期。紧缩财政是为了扩张军备。“甲申政变”之际，黑田清隆的强硬论、主战论，不仅遭到伊藤博文、井上馨的反对，而且遭到军人山县有朋的反对，他用纯军事观点驳斥说：“依靠现有之军备，不可能同中国长期作战。”
袁世凯在日本做了短时间的访问，对于伊藤和黑田对立的真相，并没有掌握。
黑田清隆的“速战论”主张是：如果从现在起三年之内，不在朝鲜确立霸权，那么正在整顿军备的清廷，会远远超过日本的实力。到那时，日本就会失掉时机。他列举了理由：清政府已经在中法战争中觉察到海军力量的脆弱，向德国订购两艘铁甲舰“镇远号”和“定远号”，全是七千吨级的巨舰。而日本海军的最大军舰也不过三千吨。另外，清政府又购进快速舰“济远号”，还要购进“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等舰。
“三年之后，日本就不配做中国的对手了。”黑田从表面现象生出迫切感，而伊藤对清政府的内情却知道得更清楚。
伊藤认为：再过三年也用不着担心中国会强起来，因为中国还在以作诗录用文官，以射箭任用武官，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西洋人也说：中国还在昏睡，我们所害怕的，是中国觉醒过来。迄今，中国总是睁一睁眼睛就又睡过去。同俄国发生纠纷时，中国清醒过来，架设了电线。但一两年之后，又睡了过去。中法战争后，又醒过来，于是购进“镇远号”“定远号”。近几年来，太平无事，就又睡过去了。日本可以趁此时机追过中国。假如现在在朝鲜寻衅闹事，就等于把将要睡去的中国摇醒，促使它奋起。
可以说，关于中国，伊藤比黑田有更多的情报，分析也较为中肯。
清政府于1885年购进“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三舰，1887年购进“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四舰。中法和约签订在1885年6月，购进军舰，正当伊藤所说的觉醒期。1888年成立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任司令。中日甲午战争是在1894年打响。这期间，日本忙于扩充军备，而中国自买进英、德四舰以后，直到战争爆发的七年里，竟再未购入一艘军舰。
中国也有扩充舰队的预算，但这笔钱被西太后挪用去修造颐和园了。当然，准许挪用军事预算的大臣也有责任，不过，这毕竟只能说还处在昏睡状态。
在东京，日本首脑向袁世凯提出十二条要求，主要是：尊重朝鲜的自主权，不要给西洋诸国以可乘之机，朝鲜诸事统由中、日两国通力解决等。
前面已经多次提过，中国虽有宗主国的名义，但到19世纪中叶朝鲜开放为止，中国从不干涉朝鲜内政，朝鲜充分自主地行使主权。
清初，朝鲜在冬至、元旦及万寿圣节（皇帝的生日），定期派出使者，称为冬至使、年贡使、迎历使。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合并为一使。此外，清朝皇室有庆吊诸事，朝鲜随时派出使臣。朝鲜王室即位时，要接受清廷册封，有吊唁事则向北京派出告讣使，这些关系只是一种“交往”，政治色彩极其淡薄。
1832年6月，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亚玛斯特号”到达朝鲜，要求贸易。朝鲜政府以“朝鲜国服事大清国，只遵从大清国意，除大清国外，不准同外国人交易”为由，予以拒绝。一有麻烦事，便以从属中国为借口，抵挡过去。
形式上的宗主权转向实质性权力，是朝鲜同外国的接触日趋频繁之后，由日本首先引起的。明治维新，应当说是日本民族活力的外溢。从上海买进英国棉布，运到朝鲜销售，这绝不是日本人个人的活力，而应视为民族的活力。
中国商人因此而受到刺激。他们想：日本商人贩运棉布的路线是上海—长崎—仁川，与其如此，不如从上海直接运往仁川，这样成本更低。中国商人打入朝鲜，必须与日本商人竞争，于是中国同日本之间围绕在朝鲜的霸权问题，展开了斗争。
袁世凯访问日本的1886年，为亡命日本的金玉均问题，日本同中国、朝鲜之间发生龃龉。
对于朝鲜及其背后的中国来说，金玉均是个大逆罪人。他杀了那么多大臣，闵氏家族横遭其难，当然要求将他引渡。
作为日本政府，也不能轻易说：“好吧，把金玉均引渡给你们。”因为金玉均曾是亲日派的领袖，他想依靠日本改革朝鲜国政，事败而亡命日本。如果接受中国、朝鲜的要求，就会使日本的国家信义扫地。
这时，金玉均正使用岩田的化名，潜居在东京府。
1886年6月，内相山县有朋向警视总监三岛通庸及府知事、县令等发出训令：
金玉均系朝鲜国民，因国事犯罪，亡命日本。日本天皇陛下之政府认为金玉均居住于日本天皇陛下之领地内，不仅妨碍日本天皇陛下之政府与朝鲜政府亲睦相交，更确信其有危及日本帝国之和平静谧及外交安全之可能。故余以委任余之职权命令金玉均，自此训令到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立即离开日本天皇陛下之领地，直到取消此命令为止。因此，余命令卿等，将此训令抄送金玉均，遵照执行。倘其不立即离去，则有拘留彼之权力，并尽快采取从日本天皇陛下之领地逐金玉均出境之手段。切切此令。
——摘自明治十九年（1886年）七月三日《东京日日新闻》
真是一篇典型的晦涩文章。
经过十五天的延缓，金玉均被拘留，转送到小笠原岛。
把金玉均送还朝鲜，等于杀掉他，于是日本政府用了个苦肉计，把他转移到小笠原。当然，那里也是日本天皇陛下的领地，只是离得远些而已。顺便提一下，“小笠原”的命名正是这一年，即明治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