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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命的金玉均被日本政府转移到小笠原岛时，朝鲜宫廷又开始策划同俄国接近。除了俄国，还能依靠谁的势力呢？宫廷里飘荡着这种空气。
前次对俄接近时情报泄露，被清政府得知，以失败告终，这次就必须格外谨慎。闵妃等人有着巨大的危机感，何况还有一个大院君，简直是闵妃的不露面的劲敌。大院君的背后有清政府做后盾，善于操纵的袁世凯不知什么时候会操纵大院君这个傀儡动起来。
亲俄派的重要人物闵泳焕、闵应植等都是闵氏族人，另有洪在羲和金嘉镇等人协助。出入俄使馆、担任沟通的是竹山府使赵存斗、金良默、金鹤羽等。精通俄语的蔡显植为他们当翻译。
亲俄派强调：“清政府自称为宗主国，当英国占我领土巨文岛时，却不曾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现在，能使英国撤出巨文岛的，只有俄国具备这样的实力。”
英国占领巨文岛，构筑要塞，是俄国政府命令舰队在海参崴集结之故。俄国解散远东舰队，英国自然会放弃巨文岛。只有俄国能对抗英国，的确也是事实。
朝鲜宫廷悄悄把金光勋召回汉城。第一次与俄接触时，他曾同金镛元去过海参崴。当时的使节们，因“不遵国王之命，擅自行动”，分别受到处罚，被发配到边远地方。金光勋在边城度过一年多的流放生活。他极端秘密地返回汉城，开始同俄国公使接触。
俄国方面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驻朝鲜公使韦贝让妻子出入宫廷，同最高实权者闵妃进行个人交往。
袁世凯在宫廷里也有情报网，较早地觉察到宫廷中对俄接近的空气。不过，接到确切的情报是在阳历8月1日（阴历七月二日）。
这是右营使闵泳翊告诉他的。闵泳翊虽然也去日本视察过，但在政治态度上却是亲清反日。“甲申政变”中，他在邮政局附近遭到亲日派的袭击，身负重伤。他是闵氏一族的要人，国王、王妃都信任他。对于朝鲜自主一事，他毫无异议，只是因此而引来俄国，他不能赞成。
“必须赶快制止对俄接近计划。”闵泳翊考虑成熟后，向袁世凯揭露了这件事。
“靠你自己的力量不能设法毁掉那个计划吗？”袁世凯对闵泳翊说。
闵泳翊摇了摇头，心中暗说：如果用我的力量能左右他们，我就不告密了。
“噢……亲俄势力竟如此强大了？”袁世凯脸色忧郁地点了点头。
他采取的第一步对策，是把这项情报泄露给各国。
日本和英国的反应极其敏感，穆麟德的后任——美国人德尼不但辅佐朝鲜政府，还辅佐着袁世凯。有人问他对这一情报的看法时，他答道：“这是英国人散布的谣言，他们想把占领巨文岛合法化。”
德尼不可能不知道朝鲜宫廷的真正动向，说不定对俄接近就是他出的主意。他经常站在为朝鲜宫廷辩护的立场上。
“这个人惧内，是致命的弱点！”袁世凯撇了撇嘴，轻声说道。这个人是指朝鲜国王李熙。
朝鲜国王完全被王妃闵氏踩在脚下，策划对俄接近绝不是他的独出心裁，而是闵妃的谋略。
难道是中堂估计错了？袁世凯觉得不对头。李鸿章已是六十五六岁的成熟的政治家，对于不满三十岁的袁世凯来说，简直就是活神仙。他相信这位中堂一贯正确。应该说，是他努力使自己相信。他这样的行动派很需要有一个指点方向的人物，与其自己左思右想，不如有人命令说：“这么做！”命令者若是错了，那可就全糟了，所以，袁世凯希望命令者李鸿章在原则上绝对正确。
然而，李鸿章决定释放大院君，袁世凯总觉得是个错误。从这时起，袁世凯敢于对被他神化的李鸿章抱怀疑态度了。
由于释放了大院君，亲清倾向极强的闵妃派也开始产生反清情绪，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不过，对名义上的属国，长期地拘留国王之父，听起来也不妥当。释放这件事，从人道的立场上看，谁也没有理由责难。而且，为维护岌岌可危的宗主权，使用古典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方法，也无可厚非。对于宗主国来说，朝鲜政界分成数个小集团才最为理想，反之，团结一致就不好办了。大院君的释放，反倒使闵妃派团结一致了，是危机感使他们抛弃了小异。
袁世凯深感朝鲜内部团结一致是难以应付的。如果国王能稍稍坚强些，就会产生国王派与王妃派的分裂。可是，现在不存在国王派，只有清一色的闵妃派系。
团结一致，靠近俄国，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袁世凯给李鸿章拍电报，提出建议：“废昏君，另立李氏贤者。”
闵妃因为是王妃，所以才能专横跋扈，如果丈夫不是国王，她的权力源泉就干涸了。但是，闵妃一党绝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必须使用武力。
一周以后，汉城电报局委员陈同书来见袁世凯。
“俄国公使要给本国政府拍发一封长文电报，这是历来没有过的，总觉得这里面有点儿什么，特来报告。”
“那封电报呢？”
“暂时扣留，还没发出。”陈同书答道。
因为是密码电报，内容无法知道，但是，电文这么长，估计不会是一般的事情。
“多谢，今后还请多加注意。电报暂时不要拍发。”
袁世凯让陈同书回去以后，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同闵泳翊取得联系，探询闵党与俄国方面是否有了重要商定。
二、要求英国方面派出军舰在朝鲜沿海巡逻，以牵制俄国。
据闵泳翊调查，朝鲜领议政沈舜泽曾致函俄国公使韦贝，内容如下：
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称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辱。今力求振兴，悉改前制，欲求不受他国辖制。唯未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唇齿之势，自与他国有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国政府，协力默允，极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国大臣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有未适他国之处，望贵国派兵舰相助，以期妥当，是深景仰贵国者也。
奉敕内务总理大臣 沈舜泽
大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五年丙戌七月十日
显然，这是一封要求派遣舰队的信件。袁世凯不失时机，立刻用电报报告李鸿章。
李鸿章接到电报后，向驻彼得堡公使刘瑞芬发出训令。
驻英、俄公使一年前由曾纪泽换为刘瑞芬，虽是兼驻英、俄两国，但这一时期清廷同俄国在外交方面的问题较多，所以，公使驻在彼得堡的时间要比在伦敦多。
刘瑞芬亲自向俄国政府外交部提出：“请俄国政府不要接受来自朝鲜的书函，如果难以拒绝接受，则请拒绝派遣军舰。”
俄国外交部保证说：“俄国政府未曾收到过朝鲜政府的任何书函，将来亦不准备接受。”
袁世凯要求派兵，但李鸿章不同意。北洋舰队运输数千兵卒，要耗费大量军费，而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军费。预算被过着豪奢生活的西太后所挥霍，所剩无几，与其用来威吓朝鲜，不如去欧洲订购军舰。
在汉城，袁世凯拿出证据，威吓朝鲜宫廷：“天兵不日来朝鲜问罪！”
八月十四日，袁世凯集合朝鲜文武官员，做了一通演讲。
朝鲜方面声称书函为不法之徒所伪造，政府事先不曾知晓。
那么，不法之徒是何人呢？不得不付出牺牲者，否则难以了结。于是，金嘉镇、赵存斗等四人被投进牢狱。而闵泳翊则悄悄去了香港，他不在，便找不到证人了。
李鸿章没有派兵，但是派陈允颐去朝鲜同袁世凯联系，并且让丁汝昌出动舰队到仁川海面。
朝鲜政府第二次靠拢俄国，重蹈了第一次的覆辙，也自消自灭了。
李鸿章向朝鲜政府保证：“中国决不在朝鲜设置‘监国’。”一国的宰相做了保证，朝鲜方面也就放心了。于是，朝鲜政府派外署督办徐相雨去北京，向北洋大臣和礼部表示“朝鲜无异志”，这样便给了清政府面子。
2
第二年，1887年，朝鲜得以保持稳定状态。英、俄两国在阿富汗达成妥协，英国因而失去了继续占领巨文岛的理由，只好撤出。
这年，袁世凯在朝鲜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俄国同朝鲜签订陆路通商条约。
反对签约的根据是中国同俄国的国境问题尚未解决。
同俄国谈判东部边界问题的中国代表仍是吴大瀓。他认为“从延秋到海洋一线”才是中国的边境线。如果中国方面的主张得到承认，那么，俄国同朝鲜在陆地上就没有接壤之处。国境不相接，还谈什么“陆路通商”？可见，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不过，《俄朝陆路通商条约》拖到第二年，由于俄国的坚持，到底通过了。
当然，一个外交官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袁世凯缺少力量，毋宁说他故意松了劲儿。
近来，袁世凯也摸到了李鸿章的脉搏。清廷的军备，有西太后在，就不得不原地踏步，无法向前。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靠外交手段突破难关。
“大敌是日本”，这就是李鸿章的看法。袁世凯还记得，在天津闲谈时李鸿章说起过这件事。
当时，袁世凯问道：“为什么是日本呢？日本这么小。”
李鸿章摊了一下双手，答道：“日本虽小，却能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日本要活动，就只有朝鲜这一条路，别无他途。俄国虽大，但与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等国接壤，对朝鲜使不上两只手，只能用脚尖。就像用脚尖轻轻地踢一踢似的，没有多大劲儿。样子像有劲儿，其实不然，可用来威慑却最合适。我们要很好地利用。”
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什么？当时不十分理解，现在总算清楚了。就是说，打算把俄国当作看门狗，用来抵御可能全力向朝鲜扑来的日本。
在袁世凯看来，陆路通商不可能有太大的规模，不致损害中国利益。首先是因为朝鲜的购买力极弱，更何况袁世凯的外交本来就不重视经济方面，他也没有专门知识。
甲申年，即1884年，英商的怡和洋行在上海和仁川之间开辟了一条定期航线。如前所述，日、朝间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英国制造的棉布，日本从上海输入，然后再向朝鲜输出。从上海直接运到仁川，要比经日本转运有利得多。
然而，有一种更有利的“生意”，为袁世凯所掌握，所以他不关心别的生意。这个“生意”就是利用水师搞走私。主要是从中国往朝鲜运鸦片，从朝鲜往中国运人参，由于不付税金，简直是一本万利。后来袁世凯所用的政治资金，据说就是在朝鲜任上积蓄的。
袁世凯在朝鲜，日本和美国对他的评价很坏，英国比较好。日本憎恨袁世凯，是因为有“甲申政变”的前隙，而美国憎恶袁世凯，是因为他对朝鲜政府傲慢无礼。
“朝鲜是自主独立的国家，不从属于任何国家。”美国这么看朝鲜。
与之相反，英国却主张中国对朝鲜应当更强硬地行使宗主权，因为它的夙敌俄国对朝鲜的渗透越来越厉害。
“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能让俄国在朝鲜为所欲为，中国应当更强硬些。”这是英国的态度。
关于朝鲜问题，各国的态度不一致。上述只是个概略。因时因事，各国态度也发生着微妙变化。
那么，朝鲜政府的情况如何呢？
“完全独立！”显然，这是朝鲜的悲壮心愿。随着列强的踏进，中国的宗主权渐趋暗淡，这对于朝鲜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袁世凯硬要把本来只是名义上的宗主权变成实质性的东西，必然引起朝鲜政府的抵制。靠拢俄国，就是这种抵制之一。
1887年，朝鲜所采取的最为明显的抵制，就是向列强派遣使节。列强已经在朝鲜开设公使馆和领事馆，按理说朝鲜也应向列强派遣外交官。这一年的八月十八日，朝鲜政府决定派朴定阳赴美国，派沈相学赴欧洲各国。后沈相学患病，又改派赵臣熙。
袁世凯对国际政治力学非常敏感，可能要超过他的师傅李鸿章，但国际政治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却很少，甚至不大清楚涉及外交官身份的原则。他虽然听说了朝鲜向外国派遣使节，却没有放在心上。
“对方来了人，我方若不去，显得太冷淡了。交际嘛，就该如此！”他的认识程度不过如此。
“只有独立国才能派遣外交官，而非独立国没有外交权，属国没有外交权。”唐绍仪给袁世凯讲了一通国际政治学入门。听了他的话，袁世凯转动着眼珠子大叫：“不行，这可不行！”
朝鲜政府派遣使节，初时袁世凯以为只不过是一般的交涉罢了，当唐绍仪讲了这一行为背后重大的政治意义之后，他有些狼狈了。
朝鲜对外派遣使节，并非没有先例。以前往日本派遣过闵泳骏，事后报告清政府，袁世凯完全没有当回事。
“似乎还要搞先派后咨（先行派遣，事后再取得承认）。”袁世凯一直没接到正式通知，只是偶尔从情报网得到一些消息。
“这么说不读国际公法是不行了……你能不能给我翻译出来？只拣紧要的部分，简单一些，最好是一读就懂。”袁世凯对唐绍仪说道。
“我给你分条写出来吧！”
唐绍仪整理了国际公法的要点，让袁世凯学习。
属国没有外交权，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常识。缔结条约当然就是外交，迄今为止，朝鲜已同各国缔结了不少条约。
这也成为朝鲜并非属国的根据。缔结条约即外交活动，已经是事实。条约都是双方的，时至今日，如提出无效，就将是重大国际问题。
派遣外交官和缔结条约同属外交活动。一方面承认缔结条约，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派遣外交官，岂不是自相矛盾？现实主义者的袁世凯已经预感到不可能阻止朝鲜派遣外交官了。他想：那就换个办法，对外交官的身份和行动加以限制。
具体办法是将从前的“先派后咨”改为“先咨后派”（先经清政府承认，后派外交官）。这样一来，朝鲜政府派朴定阳去美一事，只好延缓。
美国方面当然很不满意，驻朝鲜公使颠司莫致函袁世凯，对清政府的干涉提出抗议。内容是：
一、美朝条约是两国在平等立场上签订的。
二、条约规定互派外交官，其中并没有需要清政府承认之类的规定。
三、朝鲜政府派闵泳骏赴日本时，清政府未加干涉，偏偏阻挠向美国派遣外交官，是何用意？
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田贝也受国务卿之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中、朝两国虽有宗属关系，但只为两国之关系而已。贵国对朝鲜之内政外交，事实上业已承认其自主权，而今限制其外交权殊难理解。”
事情变得麻烦了。
尽管是朝鲜问题，但事态一旦扩大，交涉就变成上面的事了。当然也要征求一下袁世凯的意见，但那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
朝鲜政府知道这时候应该对清廷做些什么，那就是在体面上多动动脑筋。于是，特派礼宾司主簿尹奎燮去天津，郑重陈述事情原委，恭请裁决。
清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体面”问题，朝鲜政府深知这一点。清政府要求把派赴美国的外交官朴定阳的头衔，由“全权公使”（Plenipotentiary）改为“常驻公使”（Minister Resident），即三等公使。
向美国派出外交官的最大目的，在于宣扬独立自主，何况朝鲜和美国之间没有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必须争得“全权公使”这一头衔，否则，好不容易的一次派遣，将会减去一半儿效果。
尹奎燮在清廷顽强地坚持：“根据条约，双方互换外交官。美国驻朝鲜公使是全权公使，而朝鲜也应与之相同。由于我国经济贫困，不便与之对等交往，一俟递交国书任务完成后，朴定阳立即归国，其后，以一等书记官代理公使，以节约国库开支……”清政府终于被说服，承认了“全权公使”，但提出三项附带条件：
一、朝鲜外交官到达外国时，须先向那里的清公使馆报告，会同清公使齐赴该国外交部。其后诸事，可不受拘束。
二、宫廷、国家的正式仪典、集会等，朝鲜外交官应跟随清公使之后。
三、外交中的重要事项，朝鲜外交官应首先同清公使磋商。
朝鲜政府痛快地同意了。前两条只是个体面问题，第三条的执行与否，全凭朝鲜方面判断，即或有所违犯，也易于辩解。
朴定阳终于在十一月十二日成行。他乘美国军舰，离开了仁川。
中国驻美国公使是张荫桓，他属下有一个叫徐寿朋的一等书记官，他们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以为朝鲜公使一到任，准会前来中国公使馆报到，端着架子等着。
然而，朴定阳接到的任务是故意装傻，不理睬上述三项原则，以创造“自主独立”的实绩为最高目的。他更高一筹，委托同行的美国人亚连代他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亚连传话说：“风闻到达美国时，须立即拜访中国公使馆，但实际上我本人没有接到训令，也许是电报延误了。总之，我没有接到训令，现在只好依据‘外交常识’行动，请予谅解。”
朝鲜全权公使朴定阳终于单独去美国外交部，拜会了国务卿贝亚德，然后又谒见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由此，朝鲜向全世界表示它是一个独立国家。
中国公使张荫桓从华盛顿向北京总理衙门发电：“朝鲜使者态度不逊，大伤我国权威，应予惩处。”
北京向汉城的袁世凯转发这一电报。袁世凯怒气冲冲地闯进宫廷。
“这是个差错，保证今后不再犯。立即往华盛顿发电。”这就是朝鲜方面的回答。
“三项附带条件中之第一条，有损于朝鲜国体面，可否删除？”朝鲜提出新方案。表面上说保证今后不再违犯，却提出废掉第一条，显然是不打算遵守的。
朝鲜像一条游鱼，窥视着清政府的每一个空隙，准备溜走。而驻在朝鲜的各国外交官也不断向朝鲜政府兜售各种计谋，以致朝鲜成了难以对付的交涉对象。
3
李鸿章把堆在桌上的卷宗分成两部分，顺手翻开最上面的。他要暂时离开天津，必须把要紧事情处理一下。
这时已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
“甲申政变”过去四年了，李鸿章六十六岁。
“岁月不饶人……”他停下整理公文的手，摸了摸额头，指尖感觉出那里的皱纹明显增多了。此刻整理的是前一年的东西，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已到了要收场的时候。为排除凄凉之感，只有热衷于工作。
把一年来杂乱的公文披阅一遍，终于发现了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一些相互关系，理出了一点儿头绪。
“朝鲜变得不好对付了，有关朝鲜的事情应当更细致地考虑。”他自言自语地说。
回想一下去年的一些事情，他终于明白朝鲜政府的手法要比中国更为细致、更有条理。
“为什么当时没注意到呢？”李鸿章独自嘟囔着。
当然，他是有可辩解的。前一年，1887年，对于清政府来说，简直是台湾年。经过中法战争，台湾的重要性凸显起来。置于福建省管辖之下的台湾，前一年成为一个省，十月任命了第一任巡抚。也许李鸿章对台湾过于重视，因而疏忽了朝鲜。
“嗯……就是它……”他拿起一件公文。这是只有几行字的报告，可能是袁世凯亲自起草的，充分表现出他的性格。报告的末尾用铅笔写着：“有必要考虑对此事的报复！”
这是关于朝鲜政府解任金允植等人的报告。金允植是人所共知的事大党——亲清派的领袖，撤掉亲清派领袖，显然是对袁世凯等清政府方面驻朝鲜官员的挑战。然而，在朝鲜政界却看不出什么重大的派系抗争。
还有铅笔附记：“是否有私人怨恨？”并非政策上的意见对立，而是个人间的争执，也可能是争权夺位的倾轧。
盟友金允植被解任，袁世凯可真有点儿头疼了。报告中虽未详细述及，但可以想见，袁世凯闯进朝鲜宫廷，大发雷霆地喊叫：“为什么把金允植免职了！”
对此，朝鲜宫廷一定是照例含糊其词，应付一阵子便马虎过去了。这时，李鸿章心里若有所悟：“问题就在这里，没错……”
金允植解任之后，立刻有闵泳骏赴日之事。
在中国方面，特别是袁世凯，金允植的解任尽管是一时的，也觉得是个大问题。袁世凯受到了刺激，无暇顾及其他。趁此机会，时隔不久朝鲜便将闵泳骏派往日本，充分运用了“先派后咨”的手法。
李鸿章认为，金允植的解任，也许是他本人同意的，演给旁人的一出戏。
亲日派、亲俄派、亲清派——目前分成这三派，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朝鲜总有一伙人出来支撑局面，李鸿章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也许是一种合谋。
假如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密谋，那么，朝鲜政府的确不简单！李鸿章望着天棚想。
四月末，李鸿章同葡萄牙签署了通商条约，五月五日去旅顺、大连，视察新购进的军舰“致远号”。
“这些等回来再办……”李鸿章把一些新近的文书归拢到桌子一角。因为上了年纪，自言自语的毛病越发厉害了。他抄录了公文的标题。
“朴定阳尚未归国”——戴着“全权公使”头衔的朴定阳原来说递交国书后立即返回朝鲜，但时过一年半之久，仍没有从华盛顿动身的迹象。
“金嘉镇未来拜访”——这是东京来的报告，当了朝鲜驻日代理公使的金嘉镇，按照前述三项附带条件，应该到中国驻日公使馆拜访，然而迄今并未执行。说起来，任命金嘉镇为驻日代理公使，清政府就感到不快。金嘉镇积极靠拢俄国，由于袁世凯的强烈要求，朝鲜政府把他“放逐”，怎么这么快又起用了？
只因为接触了俄国，就断定是亲俄派，这确实值得研究。像接触日本、接触美国一样，按理应当统称他们为“独立自主派”。不，称“派”也不妥当，因为朝鲜有主见的政治家都在内心深处怀着独立自主的愿望。
被视为亲清派的闵泳翊要同中国搞好关系，最终目标也不外是独立自主。
去年清政府更换了驻日公使，黎庶昌再次出任。四年前因服丧而辞去驻日公使职务的黎庶昌，是有三年半驻日经验的老手。
旧历年末，黎庶昌到达东京。正月贺年时，金嘉镇到清公使馆门前投递了名片便返回了，不曾同公使会晤。
黎庶昌曾有如此记载：“朝人胸中，唯有‘自主’二字耿耿于怀，牢不可破。”
黎庶昌把金嘉镇不来拜访之事告知了汉城的袁世凯。袁世凯照例闯进朝鲜宫廷，大喊大叫。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婉诘。”李鸿章读了之后哈哈大笑，说道：“婉诘？他这种人能……”
他想象得出袁世凯恫吓朝鲜要人时的情景。
“公使闵泳骏正在返任，金嘉镇不过是代理公使。他理解自己的身份，有所顾虑，请予谅解，以后令其拜访……”这就是朝鲜政府的答复。
“事情越来越难办……”李鸿章自言自语，闭上了眼睛。
李鸿章到旅顺、大连，接收了“致远号”，查看了炮台，于五月十六日返回天津。十多天的视察使他疲惫不堪，终于卧床不起。
李鸿章痊愈后不久，接到东京黎庶昌的报告，说是金嘉镇勉强做了拜访。
“噢？慰亭的婉诘产生了效果？……”李鸿章捋着胡须，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