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早在民国时期，即有诸多关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史料及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研究更为具体和细化，拓展到对一些细节问题的探讨。

（一）相关资料

一是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和一些民国史资料有关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的资料。如《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章伯锋与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民国元年—五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等。

二是关于“二十一条”交涉的书信和回忆录性质的著作资料。书信主要有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书信集》。回忆录主要有袁世凯秘书曾彝进《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等。

三是民国学者所著外交史有较为丰富的“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如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7卷），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1]、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蒋恭晟《国耻史》、华善学《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夏天《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曾友豪《中国外交史》、钱亦石《中国外交史》、怀德《中国外交关系略史》、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等。其中，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一部研究日本侵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大量运用档案、原始文献详细记述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经过。

（二）研究状况

除前述民国学者所编辑的外交史资料及所著的外交史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有详细的介绍和较丰富的研究，还有当代学者从不同视角论及“二十一条”的相关研究内容。其中，除各种外交史料，关于“二十一条”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关于“二十一条”交涉过程、政策等的研究。当代学者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个案研究或某方面的研究。如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尚小明《“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2]认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实际上有外交部和总统府明暗两条渠道。金光耀《顾维钧与中美关于“二十一条”的外交活动》^[3]认为，顾维钧在对美外交中尤其在向美国透露“二十一条”这件事上起了主导作用，这使得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具有明显的联美制日的特征。吕慎华《袁世凯的外交策略》^[4]以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为中心，考察了袁世凯以拖延战术为主的谈判策略，以及撤换外交总长、与英美等密切关系国保持联系、运用新闻政策、鼓动反日风潮、利用日本内部矛盾等数项辅助策略。王海晨《张作霖与“二十一条”交涉》^[5]根据1916年至1918年张作霖与北洋政府的往来电文，认为时任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坚决反对，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后，对日本要求在东北履行“民四条约”进行了抵制。王秀华《张作霖与二十一条交涉》^[6]分析了张作霖抵制日本侵略要求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维护其统治权威，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欲；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反日声势的影响与震慑。赵毓坤《简析中日关于〈二十一条〉中的铁路交涉》^[7]就“二十一条”中日本提出的烟潍路和扬子江铁路网建筑权的要求进行了分析，认为北京政府迫于自身的弱国地位及一战所造成的国际形势变动，接受了经过修订的“二十一条”，但是就铁路交涉来看，北京政府也绝非百分之百的失败。李永春《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政府外交与社会舆论》^[8]认为，袁世凯政府想借助社会舆论透露条约内容，使之成为政府外交后援。但是，面对社会各界排日舆论及国际舆论对政府的干预与批评，袁世凯已经陷入日本逼迫与民众反对的夹缝中。黄嘉谟《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9]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过程。

二是关于袁世凯政府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作为的评价。民国时期的外交家和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外交部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已尽力而为，外交努力值得肯定。王芸生认为：“综观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经过，今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若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干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及二十一条要求提出，中国政府乃聚精会神以应付。自兹以往，中国外交政策颇为正确，在技术上亦多可取之处。”^[10]“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加藤高明狼狈下台，石井菊次郎继任外相；惟外相虽易人，政府未倒，仍为大隈内阁。”^[11]蒋廷黻认为：“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12]唐启华认为，袁世凯的声望相当大部分来自他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凝聚全国军民意志成功对抗日本压力。袁世凯在对日交涉过程中，始终坚持国家尊严及主权，力争与日本分庭抗礼。^[13]苏全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14]根据天津档案馆所藏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原件朱批撰文指出：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进行了相当的抵抗，并希望“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最终只能接受修改后的“二十一条”。总的看来，研究者切入角度多着重于该事件本身，较倾向于就档案文献内容探讨“二十一条”交涉为何发生、当时事件的发展轨迹、中外各界的反应等。

三是关于袁世凯复辟帝制与“二十一条”关系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二十一条”交涉与洪宪帝制无关。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米庆余《对〈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一文的质疑》^[15]、宋开友《袁世凯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谈判》^[16]、郭玉富与张根生《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17]、张国平与吴佩林《重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的关系》^[18]等成果认为，袁世凯最终接受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积贫积弱，是日本政府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袁世凯在痛苦的两难选择中做出的理性抉择，与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无关。另一种观点认为，“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有关。黄毅在1917年著的《袁氏盗国记》中认为：“比时虽盛传袁氏因盗国自帝起见，惹起此种交涉，又为日本所挟制，乃留悬案为帝制现实时之余地。”^[19]白蕉在1936年著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认为：“时袁阴谋称帝，专力对内，无力御外，且愿联日以为援。日本早觊得其隐，有以助成帝制为承认之交换条件之说。袁既屈于武力，乃不顾民意，于九日答复。既未经国会通过，我国誓不承认也。”^[20]白蕉引述刘彦编著《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民国三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帝制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居。” ^[21]

四是关于国民对“二十一条”交涉的反应研究。陈廷湘《民众情绪变化与抗议二十一条运动》^[22]对“二十一条”公布后民众反抗运动走向平静的原因做了分析。左双文、陈伟《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23]以中国的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为对象，探讨了他们当时较为含糊、朦胧的救国主张，认为其为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了准备。罗志田《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24]重点考察了中日交涉期间国内舆论反应以及这一事件对中国社会及民众的思想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赵纯清《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斗争述论》^[25]认为留日学生向政府通电、请愿，策划、组织国民大会，支持和参加当时因势而起的“劝用国货、抵制日货”运动、储金救国运动，既推动了运动的开展，还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感与反日情绪。

五是关于西方列强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关系的研究。侯中军《英国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26]指出，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后，英国一方面说服日本不要诉诸武力，一方面力劝中国接受最后通牒。维护英国在华利益，是英国斡旋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根本目的。平间洋一《对华二十一条与日英关系》^[27]指出，英国在这场中日交涉中始终采取妥协的、被动的姿态，是亲日的。黄文治《美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态度的历史考察》^[28]认为，美国的目的是不想与日本关系决绝，促使日本回归“门户开放”政策上来。但是随着交涉的持续，特别是日本提出第五号条款，促使美日矛盾激化，美国态度转向以牵制和抵抗为主。黄纪莲《沙俄在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29]认为，沙俄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起了帮凶作用，确定了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立场。

六是关于“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的研究。对“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的研究，苏全有、邹宝刚认为，民国时期中国对“五九国耻日”的纪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兴起阶段（1915～1918年）、高涨阶段（1919～1931年）、衰退阶段（1932～1949年）。兴起阶段，学界的纪念超过政界、商界；高涨阶段，随着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签订，1923年日本租借旅顺、大连到期却拒绝归还，1928年5月3日的济南惨案而形成三个小高潮，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各地方党部、工商界、各社会团体、学界等多方力量积极参加；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设7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五九国耻纪念日”活动逐渐衰退。^[30]温智认为，国耻纪念日的雪耻，成为当时舆论所关注的重点，直接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取向，是北伐和抗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31]

综上所述，关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但总体而言，有的成果侧重“二十一条”交涉过程的研究，有的侧重交涉策略、影响的研究，有的侧重列强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态度的研究，有的着重于袁世凯与“二十一条”、“二十一条”与袁世凯帝制关系的研究。相对而言，关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对中国内政外交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且无专题研究。笔者硕士学位论文《试析北洋政府修约外交》及专著《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有相关内容涉及废除“二十一条”的外交努力及政治影响。总体上看，“二十一条”提出背景及中日交涉主要策略、过程、影响有待进一步系统梳理，特别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对中国内政外交产生的重要影响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