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

近代中国思潮众多，如激进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法西斯主义思潮、三民主义思潮、西化思潮、改造国民性思潮，等等，但与近代中国相始终，并贯穿于各种思潮之间的主要有两大思潮，一是民族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关于民族主义，有研究者就曾指出：“晚清以来一百多年间，中国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各种思想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可谓名副其实的‘思潮’：潮过即落。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线，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线正是民族主义。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1]笔者在一篇谈论近代中国的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也写道：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文化取向上彼此对立：西化派主张西化，文化保守主义者维护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由于生活在同一历史时代，面临着相同的“前现代”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此，他们又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譬如，在文化问题上，他们思考和企图解决的问题大致相同，即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学和如何建设新文化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如何处理“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性”和“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们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实际上，西化派也好，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西化派的否认、批判传统，主张“西化”，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维护、认同传统，主张“中体西用”式的折中调和，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继承传统，主张吸取西方一切优秀文化，就其思想动机来看，都是出于振兴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强国富民的文化出路的考虑，就是胡适的“全力西化论”、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也并非是要把中国变为西方的附庸或殖民地，而是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其主张在客观上的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他们也都不反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只是各自选择的方向和道路有所不同而已。西化派主张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老路；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是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加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到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那里，更明确地提出以“儒家资本主义”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实践探索中把“中国特色”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民族主义之所以会与近代中国相始终，并贯穿于各种思潮之间，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一种社会思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着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如何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把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进步、文明的现代国家，是摆在每一个中华儿女面前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阶级、政党、集团或个人，谁能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提出更有利于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并积极领导或投身于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谁就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占得先机，并最终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笔者在一篇对话中曾经指出，人们常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最终没有成为历史的选择，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其阶级基础。其实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不仅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同时也造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相对不强大（与西方无产阶级比较中国的无产阶级的人数要少得多），为什么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了胜利呢？这就说明，把自由主义没有成为历史选择的根本原因归之于资产阶级力量的不强大是有问题的。它可能是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得从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者的自身以及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发展，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或民族的自由发生矛盾或冲突时，自由主义者往往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优先的原则。尽管西方的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人根据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对它进行过修正，但他们强调得更多的还是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利。如胡适就一再告诉青年人，要想救国必先救自己；要想争国家的自由和权利，就要先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力，而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始终显得有些隔膜，也很难得到绝大多数国人包括广大青年学生的认同。和自由主义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始终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大多是留学过欧美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难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情结，他们不仅瞧不起广大下层群众，而且从骨子里害怕群众运动，以为只要像他们这样的少数知识精英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就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用丁文江的话说：“少数人”便可以“主宰社会的进步”。正因为他们瞧不起广大下层群众，骨子里害怕群众运动，所以他们找不到变革社会的现实力量，而他们自身的力量又十分弱小，对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提出的种种主张都是在书斋里炮制出来的，没有实践的可能性。与此相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始终走的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既扣住了时代的主题，又抓住了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因而最终成了历史的选择。^[2]

和民族主义一样，首先，社会主义思潮也与中国近代社会相始终。从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大同书》）；从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到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涌入；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界中的再度兴起，到抗战胜利后不少党派、团体和个人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建国方案的提出；社会主义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不倦的选择与追求。社会主义也贯穿于近代各种思潮之中，一些思潮的代表人物也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或主张者。比如，挑起过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张君劢，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文化取向上的保守主义者，但他一生又以在中国建立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为职志。早在五四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张君劢便形成了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主张。20世纪30年代初，在吸取俄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欧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他主张以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抗战胜利后，他提出中国应先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社会主义，从而实现政治民主（宪政制度）与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再如，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和社会主义也存在着一种“合离”的关系，^[3]1926年他发表赞美社会主义的言论，认为“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以后的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4]不久，在给徐志摩的通信中，他又提出了“‘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初，受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影响，胡适对社会主义更是大加赞赏，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当时在知识界中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刊物——《独立评论》发表了不少介绍和主张社会主义的文字。至于被学术界视为晚清激进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孙中山，他在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同时，又提出了民生主义主张，即实质就是“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5]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实现国民的“贫富均等”。所以，孙中山又称他的民生主义为社会主义。

如果说民族主义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是因为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追求社会正义与平等这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在阶级社会里，只要有压迫和剥削的存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就会产生一种“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要求。列宁就说过，“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国家，存在着一个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阶级，进入近代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近代化进程的启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小农大量破产，生活日益贫困，他们对“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要求也就更加强烈。当然，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所自发地产生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往往是主观的，空想的，甚至是落后的（如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用陈独秀的话说：“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立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6]但这种追求“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要求，为社会主义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提供了阶级和社会基础。其次，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存在着一些类似于或近似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如儒家的大同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佛教的极乐世界和西方净土观念等，这些思想的存在为社会主义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蔡元培在《社会主义序》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对内主均贫富，对外不取黩武主义与殖民政策。《礼运》记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孟子》记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就是‘泛劳动’主义”。^[7]最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也是社会主义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从自由向垄断的过渡后，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即日益加深，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使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弊端暴露无遗，如果说在此之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先进中国人的理想追求的话，那么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则开始认识到，只有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取代者而出现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