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

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因而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

（一）“民族主义”的界定、内涵及思想来源

李文海不同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的定义，认为它与我国的历史实际不相符合，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当资产阶级尚未产生以前，民族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就已经存在，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同时从理论上看也有不少难以说通的地方，民族主义虽然同爱国主义以及民族精神不能画等号，但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则是事实。我们对历史上和现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所以，他主张把民族主义定义为：“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8]耿云志认为，近代民族必须具有以下三个因素：（1）长期共同活动的地域；（2）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文化；（3）长期紧密联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国家认同。据此，则凡是维护这些东西，使之不受其他民族之侵害；同时，也不去侵害其他民族这些东西的思想原则，就是近代的民族主义。[9]宋志明主张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民族主义”一词，而在负面的意义上使用“狭隘民族主义”一词。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是一个正面的语汇，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形成全民族共识的发展历程，是指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社会思潮。[10]在郑师渠看来，民族主义是以共同文化为背景，要求在政治与文化合一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认同与发展的一种心理状态与行为取向。其信仰的核心是本民族的优越性及缘此而生的忠诚与挚爱。[11]

就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来看，主要包括了传统资源与西方思想两大部分。传统民族思想资源方面，焦润明认为“固有的华夷观念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直接的理论来源之一”。[12]周庆智指出，民族主义深植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具有特定历史文化的鲜明性格。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文化民族主义”，其源头可上溯至先秦时代或更早，华夏民族早就有着深厚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有极为普遍和相当发达的历史文化意识。[13]陶绪指出，传统民族观念中就其与近代关系密切者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华夏文化中心的地理观念；二是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优越观念；三是华夏文化制约其他民族的“羁縻”观念；四是“夷夏之辨”的观念。[14]张昭君则通过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三位代表人物——梁启超、章太炎和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分析，论证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外观念，为近代思想家论证和宣传“民族国家”独立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儒学中所含有的“天下主义”、狭隘种族观念等成分，又成为阐述民族主义思想的负累。而近代思想家传统学术背景和派别归属的差异，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的复杂性。[15]近代民族主义也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罗厚立指出，从思想史层面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可用章太炎的一段话概括之。章氏自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时说：他幼年读《东华录》，已愤恨“异种乱华”。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固然来源于传统族类思想，但其成为一种“主义”，却是收拾了日本和西方的学理之后。而彼时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学理，基本上也是舶来品。所以中国士人所真正收拾的，不过就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学理。[16]王宏斌论述了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他指出，“晚清输入中国的西方进化论主要有两家，即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与赫胥黎的‘互助进化论’”，而只要我们“仔细阅读清末报刊上的各种论著，可以发现，中国思想界的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斯宾塞的学说。无论是改良派的严复、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章太炎，无论是主张温和改革的官员代表，还是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深深地打上了斯宾塞主义烙印”，斯宾塞学说的输入，对于中国变法改革、合群结社、争取民主、发展经济、民族独立以及社会进步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套理论根据，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17]

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既是我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又是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是二者结合的产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尤其是晚清时期，大多先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后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其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过程，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两种民族主义在他们的思想中并存而不悖。就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促使这种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转变的原因，是西方的入侵引起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由种族决定的，而是由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一认识上的进步，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才有可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平等意识；同时也只有认识到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由种族决定的，而是由其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才能产生一种民族危机感或民族忧患意识。而近代民族主义就是建立在民族认同、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的。[18]张宝明以《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两个杂志所处的不同时期和追求的价值趋向审视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思潮的关系时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经历过从传统到近代或现代的转型。[19]

（二）近代民族主义的类型、特点以及与其他思潮的关系

在探讨近代民族主义时，一些学者对其作类型作了划分。郑师渠认为，18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出现时形成了法、德两种范式：一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一是以德国为代表，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则是集二者于一身，即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同时并兴。[20]姜义华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中，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及文化民族主义特别发达，相比之下，建立在统一市场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则异常薄弱。这是由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救亡的急迫需要，而不是根植于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统一市场形成的土壤上。[21]皮明勇认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无论其中有多少个派别，多少种主张和倾向，它们都围绕着下列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中华民族是否给予整体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问题；二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法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反传统民族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以及对二者综合扬弃问题”。“小民族主义”中较有影响的是“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两种。从争取民族独立的途径的角度看，有主张根本否定民族传统的反传统民族主义和与其相反的民族保守主义、排外主义，还有主张以折中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的新的民族主义，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强调继承传统与学习西洋文明的结合。[22]俞祖华指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组类型：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排满思潮和以中华民族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或称之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性的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与复古型民族主义。从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消长的格局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23]王如绘认为，民族主义层次上可以分为中下层的、民间的民族意识、民族情绪与上层的、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他并通过对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重新解读，提出“扶清灭洋”之“清”，既是“清朝”之“清”，也是“大清国”之“清”，并由此认为义和团才具有朦胧的对国家的认同，体现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是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开始发轫的标志，但又带有非理性的色彩，表现出了民众民族主义在民族危机面前所具有的排外情绪。[24]在柴文华看来，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近现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出现了众多的文化民族主义派别，其中以顽固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属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学衡派、早期现代新儒家、本位文化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属于“开放的文化民族主义”。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自己产生的特定背景，主要是西方近代文化危机、文化激进主义的刺激等。[25]

郑大华认为，在近代中国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纯粹的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者。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是有连带关系的，不会有人在政治上主张民族主义，而在文化和经济上就不主张民族主义；反之亦然。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民族主义思想，或者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标准，不是看他的主张是西方化还是东方化，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而是看他的出发点是不是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强国富民的出路。就此而言，无论是西化派，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在本质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26]

就近代民族主义的特点而言，萧功秦指出，在近代中国“自卫型民族主义”中，务实的民族主义是主流形态，具有以下基本特点：与一些后进国家的“自卫型”民族主义相比较，它不是依托某种宗教传统作为民族认同的凝聚力与基础的；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相比较，这种近代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由外部压力激发的“反应性”特点。[27]史革新在宏观上将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反对民族压迫，以争取民族独立为职志；二是始终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相结合；三是不断克服狭隘民族情绪，理性民族主义占主流地位。[28]胡伟希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个案分析入手，通过与西方民族主义的比较，考察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特殊性，并指出，与西方民族主义由法国大革命所酝酿，最后却演变为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一种强劲意识形态不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从西方传入之初，即与自由主义思想结下不解之缘。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结合是非常松散的，对于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来说，国家富强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当民族主义或者国家富强的诉求与其心中的民主政治理想发生冲突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民主政治的要求，而追求国家富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可谓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大特征。[29]李喜所认为现代性是民族主义与生俱来的特征，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现代性就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其发芽、生根的历史过程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客观进程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化的深度决定着民族主义普及的广度，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不构成悖论。只要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完结，现代性就永远是民族主义的灵魂。[30]

俞祖华等撰文论述了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这三大思潮的关系，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统领、涵盖、弥漫其他思潮特点的综合性的社会思潮，它蕴藏在每一个现代思潮里。被称为三大思潮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互动与对应关系。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是三大思潮的同源潜流，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共同观念”。但是，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形式、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达可区分为激进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连接点在于通过激进手段建立民族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争取国家自由；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契合点最多，以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是一回事。[31]冯兆基针对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著述，向来多集中在反满和反帝国主义的问题上，而近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研究，又多重视文化方面的表现，至于研究现代性的学者，则多重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很少有学者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现代性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现状，撰写了《中国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与现代性》一文，以阐述中国保守主义的文化和政治二重性，尤其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现代性话语中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具有同样的特性，一方面消极、守旧、本土化、非理性；另一方面又积极、进取、进步、世界化。二者都是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回应。保守主义就其内涵文化与政治而言，其目的在于缔造国家：建立一个现代政治机制，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国家，民族自觉、民族再生、文艺复兴、文化创造、思想独立，一切都是建国的工具。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服膺什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传统思想，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称之为民族主义者的那些人。而文化保守者如梁漱溟、张君劢、陶希圣等，又都具有爱国爱民族的情结，他们主张现代化，在面对民族和现代化的挑战时，做出努力，发挥的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积极性、进取性和现代性。[32]何晓明梳理了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认为二者既有关联，又有区别，一方面文化民族主义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感情基础和理论的出发点，可以涵盖文化保守主义，故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两者又有区别，文化民族主义可以体现为民众情绪、思想观念、理论学说、价值体系、社会运动，而文化保守主义一般只会以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理论学说、价值体系的形式出现。[33]

（三）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时间与发展阶段

研究者多认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期的说法，但对具体的标志及酝酿过程，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描述。徐立望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随着华夏中心论的破灭而逐渐形成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早期维新者吸收西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理论，民族意识在他们身上最早得到了体现，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民族主义正式形成。[34]罗雄飞、赵剑认为，1898年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该会章程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思想，成为当时挽救民族危亡的响亮口号，因此，保国会的成立可以看作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35]王先明对义和团运动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关系展开了考察，认为这一运动是从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转折的历史界标，以“主权”为核心、以“争利权”为基本诉求的一系列民族抗争，构成1901以后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表征，而这一运动的历史起点则是义和团运动。而以“革命话语”为主导的“新的民族觉醒”的历史转折也始于义和团运动。[36]许小青认为，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对民族国家的模糊意识的基础上，围绕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进行了热烈集中的讨论，确立了成熟的主权意识，提出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口号，标志着民族国家理想的诞生。但对“中国人”的认同却朝着“排满建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两个方向发展。[37]王立新指出，大致在1905前后，近代民族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已经形成，并迅速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社会与政治运动，其中1905年前后的收回粤汉路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是民族主义思想发展成社会运动的标志。[38]

郑师渠把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戊戌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前后，论述了各个时期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戊戌时期集中“保教”，但缺乏学理成分；辛亥革命时期以“存学”为己任；五四前后则是“国粹”学说风行时期，极力维护民族自信力，反对妄自菲薄。[39]耿云志认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民族主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尚未摆脱古代的民族观念，即强调“华夷之辨”，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鸦片战争发生时，面对外来的侵略者，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未脱出此种传统的民族观念。（2）过了一段时期，一部分中国人对来侵的西方列强渐渐有所了解。先进分子开始意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不但看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还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亦有可法处。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观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根本性的转变。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激活。为谋求生存，必须奋起抗争，自求振作。（3）到了1920年代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40]

郑大华也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但在具体的划分上则与郑师渠、耿云志有所不同。他认为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九一八”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相联系，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也经历过不断地建构过程。在清末民初，民族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而构建的，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主张“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双方为此而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和斗争，结果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最终得到确立。在五四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十月革命以及列宁、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主要围绕民族自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帝与反封的关系而展开，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都曾为此做出过重要贡献。九一八事变后，受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民族复兴思想的提出并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当时的知识界围绕民族复兴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41]臧运祜选取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六个关键年度，考察了中日关系与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1895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开端，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标志，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正式形成，并在辛亥革命中达到了第一次高潮；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民族主义再度高涨，并迅速转向“民族国家”的目标要求；1925年五卅运动，导致了五四以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持续高涨，在五四时期的“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之后，国民革命时期的“打倒军阀、除列强”的口号，成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标志；1935年华北事变，将甲午战争以来的民族主义再次推向了高潮，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抗日御侮任务的基本完成，“以德报怨”的理性对日原则的提出，国共一度共同致力于建设民主国家，近代民族主义也走向了基本的终结。他认为，中日关系史上的这些重大事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特征、表现形式与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制约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步伐。[42]

（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评价

民族主义是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的双刃剑，这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具体到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评价也是如此。但到底是积极作用更明显还是负面作用更大一些，学者的意见不尽一致。有的学者更关注民族主义的积极影响。宋志明就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走向自觉的理论升华，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对于克服民族自卑感、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具体来说，首先，它促进了爱国精神的觉醒。其次，它促进了改革精神的觉醒。再次，它促进了革命精神的觉醒。最后，它促进了启蒙精神的觉醒。[43]郑大华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给予了肯定评价，但他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作了区分，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而要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就必须实现社会进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综观近代以来有关民族主义的一切主张、讨论和斗争，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这其中包括唤起民族意识，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而民族意识则表现为民族的认同感、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的自信心。所以就性质而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和自信心，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而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则比较复杂，除近代民族主义外，还有传统民族主义，而传统民族主义往往表现出狭隘的民族意识，其作用与近代民族主义不可相提并论。所以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4]有的学者则认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所起的负面作用更多一些。王中江认为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主义；二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三是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45]马勇指出，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制约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而这一中国遗产直至今日仍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坚守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我们就有可能因不遵守这个星球的一般规则而被排斥在世界一体化的生活之外。[46]

与上述这两种或主要肯定或主要否定的评价不同，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金冲及提出，民族主义是有两重性的，它可以有两种发展趋势，形成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一种是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充满民族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的态度，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甚至不惜损害和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来满足本民族的利益。这是狭隘民族主义或称民族沙文主义，它可以导致种族仇杀和对外侵略。另一种是对自己的民族怀着深厚的感情，充满民族自尊和自信，注重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万众一心地谋求本民族的独立解放并共同走向繁荣富强，而决不能忍受外族强加给本民族的欺凌和侮辱，也不受他们的挑拨和分化；同时，对其他民族采取平等的尊重的态度，和平相处，互惠互利，决不因本民族的利益而任意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这种民族主义，是积极的，进步的。[47]李文海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人物及不同的政治派别，民族主义的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同一个人和事上面，民族主义的作用也往往具有双重性，不可一概而论。所以，对民族主义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总的来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往往能激发整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我们在肯定民族主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并非没有产生过消极的作用和影响，不待说农民及下层群众或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政治派别，就是思想观念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维新派或革命派，他们在处理对内、对外的民族关系上，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并非尽善尽美。[48]耿云志指出，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产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在清末，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各种层次：有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行为；有知识阶层与绅商阶层的略有组织的斗争；有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民国时期，这三个层次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大致说来，第二个层次的斗争成长进步较快，第一个层次，亦较清代有所不同，第三个层次的斗争，纯自发的性质已逐渐减少。“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做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49]

（五）近代民族主义的其他问题

除上述这些宏观问题外，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黄兴涛研究了清末现代“民族”概念的形成问题，认为现代“民族”概念的萌生与19世纪中西民族的接触和文化碰撞具有一定的历史关联，而其流行得益于日本汉字新词对译西方的用法，是中、西、日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晶。中国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的出现与早期运用，是认知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50]黄兴涛还先后发表有《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论文，[51]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传播和社会认同的历史过程和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专门探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同行的重视。郑大华探讨了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关系，认为“中华民族”的观念从1902年梁启超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五四前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得到发展，在民族自决理论构建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兴起的推动下，“中华民族”的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用，并最终得到了确立和形成；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民族主义的高涨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之观念的接受和流行。[52]

郭双林考察了门罗主义与清末国家民族认同之间的特殊关系，他指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在清末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民族主义口号是从门罗主义引申来的，也可谓“中国门罗主义”。[53]梁景和、赖生亮以《黄帝魂》为中心，对清末“尊黄”思潮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清末“尊黄”思潮促进了汉族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革命思潮的发展，这是它积极的一面；它的消极一面，是所表现出来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及其对彻底清算封建主义的阻碍。[54]郑大华探讨了清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们介绍与宣传西方民族主义的三个特点：第一，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法国的民族主义；第三，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55]许小青注意到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革命与民族国家理论建构之间的特殊关系，指出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等为代表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借“史学”的革新，对“民族”“国民”等近代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具体而言，新史学革命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史学与民族国家、史学与民族共同体、史学与国民。[56]姜红分析了晚清报刊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认为晚清报刊不仅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现实基础和观念前提，更为“想象中国”进行舆论造势，成为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引擎和载体。[57]李帆探讨了清末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指出清朝末年，以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话颇为流行，博得民族主义者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的推崇，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此说有助于民族主义的倡导，尤其是有助于激进民族主义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实现他们排满复汉的奋斗目标。在学术上，此说与他们‘借西学证明中学’，从而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而延续下去的主张相吻合，利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58]

郑大华、周元刚研究了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特点，认为与清末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比较，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潮体现出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互动”“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拓展”和“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阶级和阶层更加广泛”三个特点。[59]郑大华、周元刚还对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考察。就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关系而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尤其是“一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自决或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促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生转变，即从反满转为反帝，并提出了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主张，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具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精神，又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从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来看，一方面自由主义推动了五四时期民族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使它更具有了现代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对归属、忠诚以及团结的强调，也推动了自由主义的本土化。但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由于在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上，脱离本国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将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全盘照搬到中国来，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之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未成为民族主义的主流。至于五四时期的保守主义，在激进的社会形势中以更冷静的视角看待传统文化，深刻地提出自己构建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理论并积极地付诸实践。保守主义对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的重视丰富了民族主义的手段，使之更趋于合理。[60]何卓恩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陈独秀国家观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一文，通过对陈独秀国家观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以及转变所呈现的民族主义内在困境的考察，揭示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存在的某种内在的关联性。[61]李育民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的废约运动与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指出作为一个民族运动，废约运动凝结了民族主义的各种含义，昭示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尽其所有趋向。废约运动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阐扬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即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是民族主义成熟的重要体现。它集聚了全国的民族意识，在完整的意义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具有近代意义的觉醒，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全国民族意识的集聚点和全国联合的黏合剂。它采取了民族斗争的理性方式，摒弃了旧式的粗糙模式，在理论策略、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62]

郑大华对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传入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虽然早在20年代，张君劢以及青年党的李璜、左舜生等人对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作过一些介绍，但那时的介绍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只是到了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才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初步统计，九一八事变后，仅《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时代公论》《复兴月刊》《教育杂志》《再生杂志》和《大公报》等报刊发表的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之译文（节译或摘译）或介绍费希特之民族复兴思想的文章就达23篇之多。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促进了30年代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63]张太原探讨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主义者面对日本的侵略，“主战”或“主和”的游移不定、进退两难，既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又想最小限度地做出妥协，但无论他们是“主战”还是“主和”，都是在试图使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国家，这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特色。由于他们没有任何党派背景，没有现实的切身政治利害，因而在对日态度上往往更为洒脱，更为无忌，特别是相对于国民党属下的各派政治力量，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似乎更富有独立性。[64]暨爱民考察了“战国策派”学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建构，指出作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谱系中一个重要而又独特的组成部分，“战国策派”学人针对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提出了重演“战国时代”、重建、发扬秦以前文化精神的主张，要求批判和改造孱弱的国民性，塑造“战国型”的民族性格，以激发民族的生机，应对危局，其越出“常轨”的思想及其理论，表达了“战国策派”学人对中国文化命脉的严肃思考。[65]卫春回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态度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特殊关系。一方面，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予激烈的批评和质疑；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政治和基本价值理念又是他们高度认同的。此种看似不和谐的复杂与矛盾，体现的正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特有的内在困境与张力，也符合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逻辑。[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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