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的阶级结构代表着一种道德结构。换言之，按照传统的儒家观念，上层阶级是“君子”，而下层阶级则是“小人”。^[1]进而言之，传统儒家无不具有“君子理想”，而儒学其实就是“君子之学”。^[2]细究君子、小人之分层，又可划为道德与政治两个层面。就道德修养层面而言，士大夫所崇尚者是君子人格，而君子其实亦是儒者人格的一个侧面；从政治实践层面来说，君子是朋党争论中清流自封的一个松散的群体，而清流的政治对立面则为小人。若从政治实践的事例加以深入分析，君子的政治行为无疑具有部分的道德约束力，即他们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小人则无所约束，亦就是无所不为。正是因为有此差异，历史上的党争事实已经证明，君子党必然在政治之争中败于小人党。历代士大夫中君子党与小人党的党争实践，同样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君子、小人之分，源起于先秦。如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对这句话最传统而且典范的解释是朱熹的说法，他解释道：“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明人袁宗道已明显发现朱熹解释的破绽。像子夏这样的人，毫无疑问属于笃信谨守之人。照理说来，“为人”之人必不谨笃，而谨笃之人必定不“为人”。所以，袁宗道对此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君子儒”为人，而“小人儒”为己。他的解释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人若为己，必然狭隘，若是为人，必然广大。孔子曾说：“硁硁然小人哉！”所谓的“硁硁”，就是“守己”之人。孔子又说：“大人之学在亲民。”所谓“亲民”，就是“为人”之人。鉴于此，袁宗道认为，孔子所谓的“小人”，并非是指“狥世谋利之徒”。这种“狥世谋利之徒”，应该归于“恶人”，而不是“小人”。所谓“小人”，仅仅是指那些“斤斤自守之人”，即自己一身之外的人与事，全都视为“胡越”，与己不相干，甚至漠不关心。这样的人，只是自全一身名节，全然不顾其他。有利于人，但又损己之名，这样的事情绝不去做；即使千万分有利于人，但有一二分有损于自己之名，也绝不去做。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遁迹而避毁，这就是孟子所谓的“从小体而不从大体”。从这种标准出发，像已被收入《高士传》的接舆、陈仲子，理应属于“小人”之列，并不值得称道。当然，袁宗道将小人又分为两类，前面所述专门从事“为己”之学者，属于“真小人”。至于阳树名节，阴猎显膴之人，则又是“小人之罪人也”，比起小人来更是等而下之。^[3]

君子、小人之辨，始终成为传统中国道德论的枢机。传统的道德观念，通常喜将大众简化为君子、小人两大群体。一入君子之列，即使无丝毫建功立业之举，甚至乏善可举，亦会被人称道。反之，一入小人之列，空有一身大才，或者在行为上多有小善，但往往亦会被人诟毁。中国历史上久已流传的“自古小人多有才”之说，显然就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不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是或有才，或无才。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尤其是宋代以来，凡是论到人，通常崇信“德”而怀疑“才”，重无用而轻有用，崇虚而黜实，进名而退实，已经完全背离了察能授官的本义。^[4]明代士大夫的君子、小人之辨，同样难以超越德、才之辨。

至清初，一些明朝士大夫遗民在经历了天崩地坼的一幕之后，对君子与小人的问题，也就有了更多的理性分析。换言之，他们已不再将国家覆亡的责任全都归咎于小人的弄权，而是让君子也负担起国家覆亡的罪责。^[5]这倒并非为章惇、蔡京、秦桧、韩侂胄此类小人的专权谋私开脱罪责，而是对司马光、吕大防、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君子有所责难，追究他们实际应承担的责任。这种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显然与丘濬、李贽以来“是非”颇谬于圣人之风一脉相承，并逐渐渗透到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