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移席某市，相见称，彼处凡学历史者皆不治史，凡治史者皆非学史出身。闻言感慨万端，此实将近来学界的种种弊端一语道破。时下一些学人对本行现状多有不满，或归咎于故人，或借鉴于别科，于是赶超前贤，跨越学科之说甚嚣尘上。至于如何超与跨，无非以立异为创新，在本学科以不知为无有，在他学科以不懂为新奇。所欲超越者，多半为必不可少而尚未掌握的行规，则标新立异不过是越矩违规。此类言行，看似好标高的，胆大妄为，实则内里空虚，对已知不自信，对未知则盲从，究其实，还是学问未上轨道。
治学须在技术层面以上才能发挥个性，若以规矩为束缚，则门径已成局限。近年来不少学科的学人不安于位，愚意原因还在对本学科的基本规矩知之不深，所以易于动摇。以史而论，不知如何弄清史实，便欲纵论史识史鉴，如此不温故而欲创新，难免半桶水之妄。而无知者无畏，读书越少越放言无忌，与前贤读书越多越不敢说话适成反证。世风亦推波助澜，或自命权威，或诩为典范，以为站在侏儒身上便成了大师。又惟恐别人不认，复设立奖项称号，诏告天下，功成名就，以期不朽。为学者因而不在学术建树方面争久远，惟争一时名利之得失，关起门来水准越评越高，放之四海则难免每况愈下，自欺欺人之举在学术界或有泛滥成灾之虞。据说某市曾有“到本世纪末”引进和培养大师各10人的宏伟计划，如今新千年早已来临，大师却踪影杳然。
上述现象，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中学在与西学的冲突中日益失势至关重要。中学无本，则学术多由外来，本既在外，不易知其详，人类天性又趋易避难，学人复好新奇而畏艰深，加之传媒哄抬，学子风从，游谈无根之说自然大行其道。本来学问之事讲究天赋和训练，最不适于多数取决，必以此定学问之优劣得失，绝无政治民主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纠错效果，只能在人多势众的喧闹中使民族的智慧流于平庸。
历史研究，政治史本为传统正史的主体，在欧洲近代学术变迁中，则是变革的主要对象之一。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兴，正史自然受到冲击。到1924年，章太炎已经批评时人治史受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重文学而轻政事”[1]，“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2]随着历次革命的凯歌式进行，政治史再度成为学人关注的重心，只是偏于事件。革命结束后，以革命史为中心和归宿的政治史又逐渐冷却。20世纪中国诸如此类的循环不仅随处可见，而且多次重复。至今恐怕很少有人回味渐入颓唐的章太炎的言论。由有学问的革命家退居宁静的学者，政治上逐渐淡出前台，思想上也趋于保守，学术的思考反而因此能够避免过度的情绪化，在西学大潮排山倒海般涌来之际，强调民族固有的特性，是非正误姑且不论，整体上可与新文化互补，当是不争的事实。研治中国史事，不能不受历史进程和资料遗存样态的制约，重政事适为表现之一。中国历史文化一以贯之，制度史自然受到格外重视。而在常态的社会史研究之外，重大事件和人物研究肯定会魅力永存。时下外行介入，主要即在这类领域。
治史学如弄文学，做什么固费斟酌，怎样做尤其重要。时人好从选题区分宏观与微观，其实做什么虽然具体，怎样做却能举一反三。治史目的首在求真，但在重建史实的过程中，所揭示的绝不仅仅限于史实的真伪。“讲宋学，做汉学”一途，最要在所做工夫均能体现微言大义，而又处处皆得征实。离开史学专谈史法，难免两面脱节，流于空泛。即使有必要建立新的解释框架，也应通过一定的具体研究表现出来。所以，同一题目出自不同人之手，格调品味，高下有别。以成果分，品类有四，曰不看也知，一看便知，看到即知，看也不知。
所谓不看也知，其选题便不能成立，堕入学术陷阱，即使自圆其说，也离事实真相愈远。一看便知者，能将所见材料排列，或叙述人事之大体，或分析问题各方面，虽无新意，尚不越矩。此类切忌以前人尚无系统专门研究等语自我标榜，因所说已为前贤分别道出，或在意料之中，虽无专篇，或系唾余。看到即知，指其专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又有上下之别，上焉者以新材料贯通旧材料，识一字成活一片，开创新解，纠正陈说。下焉者乘空蹈隙，求新奇而偏一隅，以琐碎为发现。看也不知者，所用虽常见材料，其大能够融会贯穿，通方知类，其小可以读书得间，力透纸背，均能发人未发之覆。极高明者，甚至将所用材料一一列出，亦看不出所以然，必经其人讲解论述，指点迷津，方能豁然开朗。除第一类外，其余均在水准之上，但最后一类若不写出或讲出，则重复发明可遇而不可求。或以为学人著述不在乎多一本少一本，一般而言固然，至于做到极高明者，才识机缘，均赖天成，如不在为己之后为人，则不知何时能有继起者悟出，实为学界难以弥补的损失。学术之事，能增加量的扩张已十分困难，要在质的提升方面有所建树，谈何容易？
入门以来，便与孙中山研究剪不断，理还乱。近25年来，适逢孙中山研究经历由“险学”而“显学”的转变，进展显而易见，成果的量极多，面极宽，要找一规模合适又有深度的方向已成棘手难题。但所谓盛极而衰，祸福相倚，中兴里潜伏着危机。其一，从冷变热，吸引了不少学人的关注，也不免成为争食的饭碗，而在量的扩张的同时，质便做了牺牲，低水平的重复不在少数。其二，碗小而僧多，要不断扩大容量，容易流于偏斜，如红学之末流。其三，凡附加许多社会责任之学，往往有些不堪重负，学人反而视为畏途，不愿虚耗精力。如此一来，流品混杂，学术难免等而下之。
平心而论，尽管孙中山研究硕果累累，整体上仍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倒不是用国际拿破仑研究已有传记千余种作为参照，这样的杰出人物无疑会不断成为史家乃至社会重新认识的对象，就学术言，至少有几点可以讨论：一、迄今为止，无论国内抑或海外，已出的孙中山全传中尚无一种得到学界的公认。撇开观念的差异，仅以深入程度论，后续各书恐怕还不及史扶邻1968年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二、既有成果中误读错解孙中山思想言行者即使不能说比比皆是，也为数不少，还有相当多的部分虽有论点，论据却未经过严格检验，或者只是按照后来的外在观念，为孙中山重塑金身。三、已有的资料很多地方读不懂，当然不是指字面的意思，而是相关的人事及所指，强作解人不过是望文生义。随着新史料的问世，识一字成活一片的情形随时可见。凡此种种，均说明相关研究尚属幼稚。
棘手与幼稚，看似相悖，实则相通，这也正是人物研究的特性。据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界中，凡找不到适当题目又想有把握获得博士学位者，就会以人物研究为捷径。其实，人物研究上手较易，做好却极难。因为不能仅仅描述外形，还要对其言行具了解之同情。这种所谓了解同情，绝非时下等而下之的心理分析之类，用后来的外在观念妄度前人，而要以实证虚，通过了解前后左右的人事及其内在联系，具体掌握其每一言行的殊境、思维、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不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免诛心臆测。更有甚者，或认为要了解历史人物，须在相关的知识和智慧方面超越对象，否则难以返其本心。孙中山这类人物，时间跨度大，经历事件多，交往联系广，又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等多种品格，经验与智慧均为常人所不及，为人行事往往逸出常轨，要具了解之同情，是对学人见识与功力的极大考验。非有极高天赋，良好机缘，优越条件，并对此情有独钟者立志潜心，十年磨剑，难以奏功。可惜主观条件适合者别有天地，又不愿趋时逐流，偶以余力，只得片断。
治史初窥门径以来，就在以孙中山研究为主业的机构，所谓在商言商，陆续也做了一些功夫。尤以在陈锡祺先生主持下编辑《孙中山年谱长编》，受到的训练最大，而且得益不限于孙中山研究。凡治一人事，如有长编、纪事本末和考异为基础，必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要做足这些功夫，一人一事亦戛戛乎其难。今人有一绝大误会，以为近代史料易读，治学难度较古代史为低，其实大谬不然。以史料言，陈垣力求竭泽而渔，而近代史料浩繁，无法穷尽。以史学言，陈寅恪治中古史重在制度文化，治晚近史则深入心境，要以实证虚，艰辛也在信而有征之上。所以，编过《长编》之后，愈知不可轻易出手。其时有一撰写孙中山传的计划，得几位师友相邀，分工合作，即主张规模宜稍大，详尽之后，继以简约，则判断才不至于偏误。所承担1895年至1911年一段，写到庚子，已逾十万言。后来这一计划因故搁置，心得分别写成单篇论文，或融入其他著述。十年来治庚子勤王史事，实由此发端。本书的几章，亦为副产品。同样受编辑《长编》的影响，关于孙中山与同盟会成立的过程，也是关注的重心之一。
治史切忌为成见所囿，先入为主。从定义出发，或以某人立场为据，均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正道。而人物研究中，上述正是较为常见的偏弊。有时论战双方看似针锋相对，或维护，或翻案，其实背后的思维认识方式基本一致。有关《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和《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的讨论，很想由前后左右的关系入手，把握当事人的言行，避免以主观设定的标准衡量评价。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中看出所谓规律，远比牺牲史实得出概念化的论断来得重要。
本书收录的各文，或已经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或成稿有年，未曾面世，或为近期写作。已刊者当时或有手眼不到，因而致误之处，此后材料多见新出，随时有所签注，认识也有局部调整，汇集时均做程度不同的增改订正，有的增加篇幅较原来多出数倍，几近重写。这倒不是悔其少作，故意毁尸灭迹，而是想反映自己认识的进展。其中《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和《信仰的理想主义和策略的实用主义——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两文，颇为犹疑。前者为与人商榷之作，章开沅师后来曾教以治学宜正面立论，不宜对面争论，虽然不一定针对此文，却无异于当头棒喝。凡对面争论者，其始既为对方制约局限，其终往往意气用事，走向偏激。双方论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而观念和认知方式如出一辙。后者则因为稍前史扶邻教授在台湾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过论点相同、论证较略的论文，限于条件，当时未曾寓目，加以论证方式与目前信守的办法略有出入。另外，《孙中山与新加坡华侨》本来是为一本孙中山与华侨的专书所拟的一章，其体例要求不用注释，后来因故搁置。现尽量补回注释，疏漏在所难免。
本书各文在搜集资料、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中村义、狭间直树、久保田文次、吕芳上、王学庄、容应萸、朱英、胡波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各位师友多方面的帮助，谨此致谢。
注释
[1] 章炳麟：《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
[2] 章炳麟：《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